Adrien Cherqui
孫建庚 譯
Passage au crible n°89
Source: Wikimedia
最近幾天，美國的棱鏡計劃 (PRISM, Planning Tool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Management)，集資訊整合，同步管理的電子監聽項目，從互聯網上獲取信息數據，成為國際各大新聞媒體的頭條新聞。那些著名標誌性的公司，如Google、Facebook、微軟、雅虎、AOL或電話運營商威訊(Verizon)均為美國安全機構提供訪問數據庫的許可。換句話說，美國情報機構已獲取了電話，電子郵件，照片，視頻以及其他信息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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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2日，美國國會宣布，美國國家安全負責人─同時也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局長和網絡司令部司令 ─基思‧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將軍將組建由程序設計師和計算機專家共同組成的13支部隊，任務是保護美國的網絡免受來自外國的攻擊。這是歐巴馬政府首次公開承認一項國防戰略的構建和發展。幾個星期後，五角大樓官員向法新社證實，來自中國的駭客曾闖入美國網絡系統，並進入近30個國防科技項目和40個軍事武器裝備計劃─其中包括「愛國者」飛彈─同樣還有「宙斯盾」巡洋艦的反導系統和F35隱身戰鬥機，F/A-18「大黃蜂」艦載戰鬥機和黑鷹直升機項目。自2013年5月20日開始逃亡生涯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分析師─愛德華‧斯諾登在香港告訴媒體，美國國家安全局入侵中國電腦並公開揭露棱鏡計劃(PRISM)的存在。2007年設立的這項監聽計劃授權並允許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在眾多被入侵的機構中，包括香港大學和它的互聯網交換點(IXP : 一種有形的計算機網絡基礎設施可以為網絡服務商接入網絡來交換來自不同網絡之間的網絡資訊)。
一、特定形態(configuration)。根據諾伯特‧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特定形態是指個體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這個概念超越了通常由社會科學以傳統二分法確立的個體和社會之間形成的固有矛盾。這一術語在這裡是指相互依存且保持持久變化的復雜關係。
二、霸權(hégémonie)。美國通過與一些跨國公司建立多方協作關係奠定了它的數字霸權地位，擁有將自己的規則和協定強加給國際舞台上其他重要成員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說強勢美國在保護和鞏固美國大企業在數字信息化服務和新技術領域的壟斷和控制的同時，確立其網絡霸主的地位。
顯而易見，信息與通信新科技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為溝通和互動提供了新的途徑。對於馬塞爾‧莫斯 (Marcel Mauss)而言，科技學(technologie)─他將其定義為研究科技的學科─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領會科技增長和國際關系中的科技影響力這些概念，將會更好地了理解這一領域因受推動而產生的快速劇變。當前，人們正經歷著借助數字網絡空間社群，社交網絡，如Facebook，Twitter，或者論壇所形成的思想意識，身份認同和行為實踐的跨國化。
風險的概念構成了一個國家政治問題，強調在某些方面一些技術變革對某些社會團體而言意味著一種潛在的威脅(Ulrich Bech)。利用這一概念，美國合法化在壟斷合法有形暴力的基礎上設立的安全政策(Max Weber)。在人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自由表達的時代，對於企業和國家來說，信息數據變得尤為重要。無論是埃獅龍網絡(Echelon)─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情報機構聯合操縱的全球通信攔截系統─還是最近的棱鏡計劃(PRISM)，這些監控計劃並不是人們意想不到的新生事物。早在十八世紀，英國人邊沁(Bentham)便構想設計一個可以秘密監視囚犯的圓形監獄(panoptique)，這與棱鏡計劃(PRISM)通過向世界各地用戶提供網絡服務的美國大公司獲取個人信息數據如出一轍。這項計劃制訂旨在便於美國情報機構能夠獲取大量的機密信息數據。公私機構臨時性協同行動一起監控並獲取與網絡服務商如谷歌或雅虎的用戶相關的信息數據。棱鏡計劃(PRISM) 就屬於私人機構與政府部門協作，共同構成具有相互依存與合作這一特定形態的公私混合關系的產物。如此一來，公有與私營間壁壘的消失，也凸顯了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從而達到在同類角色間強化操縱管理的順利進行。因此，從現在開始人們將會看到在重新構建的國際秩序中，國家統治者與其他參與方互動協作配合，彼此之間或多或少變得相互依存。然而，這種合作伙伴關系並不是無足輕重，因為它有助於強化美國的網絡空間霸權。事實上，在霸權聯盟體系(Gramsci)框架內，這些跨國公司不僅為美國國家權利部門提供必要資源，同時還特許它們有權訪問矽谷(Silicon Valley) 數據庫。基於它們協作配合，美國制訂了一項在全球範圍內秘密獲取個人信息數據的戰略。由於使用的不斷增加，幾乎壟斷了全球數字信息化服務供應的這些美國公司幫助國家將這一戰略變為現實。
這種方式的使用，揭示了面對國家機器日漸無所不知，個體和國家在自由上存在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像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美國保護公民自由的主要黨派之一) 這樣的協會組織極力反對美國政府對個人信息數據的搜集，並已提起訴訟以抗議這個監視計劃。這些激烈的反應顯現出在看似本沒有直接關連的組織和個體之間的團結互助關系。因此，可以看到一個由多方參與而且規模龐大的特定形態的形成，在這種形態下，私有團體與美國政府通力合作通過棱鏡計劃(PRISM)監控公民和網絡用戶。
網絡監控的蔓延說明了一個雙重現像：針對的政治對象無論規模大小，間諜活動都在不斷強化。愛德華‧斯諾登發出的警示不是闡明了美國非法入侵的對象不僅是中國的電腦，還包括類似香港的IXP這樣的網絡基礎設施嗎？最後，美國在數字空間領域的霸主地位根本取決於美國政府與私營機構所建立的關系。更確切地說，它著重指出由國家權力機構與大型跨國公司之間締結的紐帶關系，這些公司為國家權力機構提供資源，並支持其扮演主導控制的角色，目前,我們正關注這種控制影響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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