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pe Hugon
邱崇軒譯
Passage au crible n°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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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前在馬利的戰爭，為了派遣一支非洲軍隊並同時重整馬利的軍隊，2013年1月28日，於非洲聯盟(Union africaine, UA)的總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召開了一場國際援助會議。除了非洲國家之外，日本、美國、歐洲聯盟與聯合國也共同出席會議。非洲聯盟要求各方提供4億6000萬美金以執行「國際支援馬利計畫」(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soutien au Mali, Misma)，其中2億4000萬美金將用來重整馬利國軍並資助查德的軍隊。非洲聯盟承諾可自行籌措百分之十的資金。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2012年12月20日通過的第2085號決議文賦予聯合國涉入馬利戰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若沒有這項政治協議，馬利和非洲國家的軍隊將無法獲得國際的武力協助。然而，在非洲盟隊 (Misma) 涉入之前，法國政府已意識到重整馬利軍隊和重建馬利政權的急迫性。法國提早介入因此反而讓第2085號決議文的意旨得以執行。在馬利臨時總統特勞雷(Traoré)和聯合國決議文的共同要求下，法國合法的武力干涉並未遭到阿爾及利亞、中國和俄羅斯的反對。這項軍事干預甚至得到馬利和其他非洲國家大部分民眾的認可，僅有埃及、突尼西亞和卡達表達反對的意見。法國軍隊獨自抵達戰線並且未獲得歐盟的直接援助，僅有少數西方國家，如英國和美國，提供後勤補給支援(後勤飛機、無人飛機和情報資訊等支援)。為了這次的聯合軍事任務(opération Serval)，法國和馬利其實準備已久，因為在瓦加杜古(Ouagadougou, 布吉納法索首都)國際協商失敗，尤其是伊斯蘭極端組織「信仰捍衛者」(Ansar Dine)反叛軍興起之後，這項任務被視為解決馬利衝突的唯一辦法。伊斯蘭聖戰組織佔據了馬利中部城鎮康納(Konna) 並威脅到戰略要地塞瓦瑞 (Sévaré)，並一路攻進莫普提(Mopti)和首都巴馬科(Bamako)。此外，法國提前進軍其實也必須考量到氣候因素，因為三月以後至九月都無法在馬利境內進行大規模的軍事任務。
2013年1月11日開始的戰事因此成為法國單一國家軍隊的空中攻擊 (戰鬥機 ─Rafale, Mirage與直升機)，加上輕型裝甲部隊和2千500名陸軍(特種部隊與1月27日降落的127名傘兵)。在遏止伊斯蘭反叛份子攻入首都之後，法國軍隊掌控了尼日河區域，接著收回加奧(Gao)與通布圖(Tombouctou)，以及查德的領土基達爾(Kidal)─被「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de Libération de l’Azawad, MNLA)所佔據。伊斯蘭聖戰份子被迫往馬利北部撤散，退回他們的基地「伊佛山脈」(Adrar des Ifoghas)或是鄰國尼日交界迪阿巴里(Diabali)附近的森林。於1月16日，在因阿邁納斯 (In Amenas) 人質挾持事件爆發後，法國的盟軍(德國、義大利、丹麥、加拿大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才逐漸加入戰事。此後，非洲的各國軍隊(以查德、尼日與布吉納法索為首)也加入盟軍。
一、馬利的戰事突顯出不對等戰爭的特性。不對等戰爭意即裝載精良的單一國家軍隊或是多國聯軍必須與具堅強甚至是瘋狂求勝意志的民兵組織作戰，這類非正統部隊習於游擊戰，並且已做好使出恐怖主義行為的準備。但這些民兵組織其實各自大不相同，以馬利為例，我們可列出：(1)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NLA)，由圖阿雷格人(Touareg)組成，為沒有宗教取向、位於邊境的柏柏爾族，但他們要求更強化的自治權，甚至是阿扎瓦德的獨立；(2)伊斯蘭極端組織「信仰捍衛者」(Ansar Dine)，由Iyad Ag Ghali領導，與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Aqmi)關係密切。信仰捍衛者的訴求為在馬利施行伊斯蘭教法，不久前主張聖戰的的派系還和支持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的派系(阿扎瓦德伊斯蘭運動)決裂。至於其他民兵組織，我們還可以提到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西非的一元論與聖戰運動(Mouvement pour l’unicité et le djihad, Mujao)─由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叛變而出，以販毒為經濟來源，以及來自奈及利亞北部的「博科聖地」(Boko Haram)伊斯蘭極端組織。
二、馬利的戰事突顯出當代衝突的跨國化。馬利衝突中各行為者之間的關係複雜，秘密犯罪組織和極端伊斯蘭教義份子不僅相互連結依賴，伊斯蘭組織更直接對抗西方國家在當地的布局。而實際上，西方國家早透過各跨國公司探採位於馬利境內的石化原料和礦物。
馬利戰事突顯了不對等層級的衝突、一連串的因果關係與多元的各類行為者。戰事起因源自：(1)利比亞前領導人格達費死後，外籍傭兵回到馬利，造成圖阿雷格族人的獨立訴求更加鞏固；(2)薩拉菲極端教派的擴張，以及(3)前總統杜爾(Amadou Toumani Touré)時代遺留下政府和軍隊的勾結腐敗。2012年3月22日發生的政變，不僅造成馬利軍隊的潰散以及馬利政府的崩解，更導致馬利北部變成無管制的地域。
儘管馬利北部的經濟規模只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但我們仍不可忽略薩赫勒─撒哈拉一帶的軍事危機可能對整個區域造成的社會經濟沖擊。事實上，人口的快速增加造成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毒品和武器的非法買賣流竄。此外，脆弱的自然生態和嚴峻的氣候更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糧食問題。社會的不安一再突顯出馬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無能，情況危急到馬利可能成為薩赫勒─撒哈拉地區逐漸深化的衝突危機的引爆中心。世界各國與各個區域或國際組織遂支持法國和馬利的聯軍，在阿迪斯阿貝巴舉辦的國際援助會議即可為證。當然，短期看來，空中攻擊(摧毀武器彈藥庫、儲備汽油等)和地面攻擊(收回被占領的城鎮)都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
然而面對法國武裝軍力，聖戰份子避免直接衝突而選擇撤退，這表示他們準備進行漫長的持久戰，而他們散布區域的面積甚至比法國還要廣大。這些聖戰份子信念堅定，善於分散隱蔽行動再使用突襲策略，他們甚至可在城鎮中進行游擊戰。但大部分的非洲盟軍不擅長沙漠戰，接下來的戰事預期並不樂觀，何況馬利軍隊目前仍在重整的階段。然而，不對等戰爭存在一些無可避免的危機，並且有愈陷愈深的風險。但馬利畢竟不是阿富汗，位於馬利的伊斯蘭聖戰份子仍屬於外來人士，不同於塔利班份子之於普什圖族人的關係。若加強邊境的控管將可遏止聖戰份子燃料、武器和人力的補給。但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武裝民兵，他們從事的非法交易涉及馬利北部的各個組織。以武力介入阿富汗衝突的失敗可以作為一個教訓，因為援助的資源並未用在阿富汗各地區的維和任務，但卻造成了政府的貪污腐敗。若要根本解決馬利的衝突，必須要從軍事、政治(舉辦選舉、建立合法政權、北方省份自治)、人道、經濟和外交各方面著手。法國軍隊不久後即會撤出，馬利和非洲盟軍將接續任務，國際援助會議將更顯出它的重要性。此外，除了軍隊，馬利人民也必須一同參與安全管制，尤其是圖阿雷格族人，他們被要求重入政治軍事協商談判。當前採取的外交手段，如阿迪斯阿貝巴的援助會議結果，對「國際支援馬利計畫」(Misma) 能否順利執行有關鍵性的影響。儘管聯合國也已經開始規劃維和部隊介入，但實際上投入的金額並不足以支持八千名士兵並同時重整馬利軍隊。最後，除了軍事支援，國際社會還必須加強推動馬利的經濟發展：對抗非法買賣、各地區的重整和在地發展、各地方政府的合作等等。
Gourdin Patrice, « Al-Qaïda au Sahara et au Sahel ». Diploweb.com, 11/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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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eindre Jean-Vincent, Geoffroy Murat (Éds.), La Démocratie et la Guerre au XXIe siècle. De la paix démocratique aux guerres irrégulières, Paris, Hermann, 2012.
Hugon Philippe,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Paris, SEDE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