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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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莫理运动协会(Amaury Sport Organisation)主办的2013年度达卡拉力赛於1月5日至 1月20日举行。这项竞赛共分成三个车种─摩托车丶汽车以及货丶卡车组，赛程横跨的地面路线让达卡拉力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
巴黎达卡拉力赛首次举办於1979年。此後，每届赛事的路线都不尽相同。赛事的终点有时并不位於达卡，如1992年，南非开普敦被选为终点站。同样地，赛事起点也并非每次都在法国首都巴黎。2002年，这项车辆耐力赛起於达卡而终於开罗。
尽管被称做巴黎达卡拉力赛，自2009年以来，这项赛事既不从巴黎开始亦不抵达卡达的海滩。这项竞赛现在已移至南美洲举行，横越秘鲁丶阿根廷和智利。事实上，自2007年12月24日发生四名法国籍观光客在茅利塔尼亚被谋杀的意外之後，主办单位以安全考量取消了2008年的赛事，并把萨赫勒地区排除在比赛路线之後，甚至最後竟决定把赛程移出非洲大陆。实际上，这项决定并不令人讶异，早前几届的赛事都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主办单位甚至遭受威胁取消好几站的赛程，或是修改原订的竞赛路线。
一丶文明的进程(une dynamique civilisationnelle)。 德国社会学家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着作中阐述了，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民从暴力行为中获取乐趣的习性逐渐降低。人们对身体暴力的容忍能力也持续减弱，因此把对身体的暴力行为「藏在幕後」(E. Dunning)，并试图惩罚暴力行为，或是透过体育竞赛宣泄情绪，让暴力行为升华到另一个层次。
二丶未完成的运动文明化(une sportification inaccomplie)。伊里亚斯以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运动竞赛的推展是为个人对自我控制和情绪转换的能力逐渐提升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而这个进程与国家的建立同时进行。当然，运动竞赛能让个人「有限制地释放感情」，并且抒发情绪和侵略攻击的欲望，但这是在一个时间丶空间都被限定的特殊环境，竞赛的暴力仍有其一定的限度。伊里亚斯对体育竞赛的分析认为个人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情绪和欲望的宣泄全然地受到限制，甚至最後必须服从某些规则。换句话说，伊里亚斯所谓的体育竞赛，以及连带产生的运动文明化进程正是促成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提升道德层次无可或缺的关键。
自从巴黎达卡拉力赛创立以来，这项马拉松式的体育竞逐引起了许多争议和猛烈的批评。首先，每届赛事的胜利荣耀掩盖不了相伴而来的众多意外伤亡。除了曾发生车手撞死围观孩童丶观众的惨剧，当然也有过竞赛中车手的相撞意外。实际上，每届赛事都有非常多的参与者死亡，连记者和赛事主办方(Thierry Sabine於1986年)也难逃厄运，许多人於这项竞赛中付出性命。其次，反对者更批评达卡拉力赛的参与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能源资源的滥用，尤其当前国际舆论认为对抗气候变迁需要提出更激进的作为。
面对这样的情况，於2006年成立的「达卡拉力赛无名受害者互助协会」(Collectif Actions pour les Victimes Anonymes du Dakar, CAVAD)要求停办这项世界性的赛事。此外，它也要求法国国会开启调查，以厘清之前在非洲以及目前在南美洲「达卡拉力赛所造成的违法勾当」以及对社会秩序所形成的损害。再者，面对赛事主办单位「利用贫穷大陆当作体育竞赛的宣传」，此一协会拒绝保持沉默更不愿成为共犯。同时，它也抨击赛事主办单位利用「遭受爱滋病丶饥馑与负债等问题攻击」的发展中国家当作赛事场地。 这项全球知名的赛事凸显了「在物质方面，无谓的金钱和能源浪费所激起的新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达卡拉力赛无名受害者互助协会每一年都呼吁抵制赛事并发起一个共同行动以对抗「黑奴贩子的不名誉晦涩行径」。
至於赛事的主办方，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造成任何身体和象徵性暴力伤害的原因，相反地，他们仅对几个意外事件造成的伤亡表达遗憾。主办单位特别强调位於赛事行径路线的参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过去的非洲国家以及目前的拉丁美洲国家─对达卡拉力赛的热情欢迎，并且希望能继续参与这项国际赛事。因此，赛事的主办方可以提出一项正当的说法，认为这项竞赛所伴随而来的效益能有助於这些贫穷国家的发展：他们宣称竞赛可以吸引外资丶建设道路和其他基本建设，对可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然而，这类以父权主义与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应该被解读为对现实的否认，一种对文化上差异甚大的社会的物化。这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表达希望赛事主办方把竞赛路线纳入自己的国境，然而这项竞赛实并不能为这些国家带来实质的经济效益，获得利益的仍是投入赞助的西方国家品牌。我们因此观察到这项体育赛事的「入侵」，对於所在地民众来说，他们所认知到的与实际的情况有差异，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并未意识到自己正遭受西方国家的文化统治。然而，自巴黎达卡拉力赛成立以来，光是赛事的地理名称就足以表达南方发展中国家受到北方已开方国家的宰制。
达卡拉力赛的主办单位希望把这个耐力赛塑造成一个壮丽史诗，结合机械效能丶对速度快感与科技的追求以凸显一项运动的雄性特质。在赛事竞逐的整个过程中，各车手展开一场没有肢体暴力的争斗，这正证实了伊里亚斯的假说。实际上，竞争对手间的连结随着赛程一站一站的推进更加紧密，直至发展出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可在达卡拉力赛中观察到如同法国社学家涂尔干所定义的有机互助关系(solidarité organique)，强化了参赛者成为具一致性的团体。然而，尽管在车手之间，运动文明化的进程(processus de sportification)随着赛事显着地推展， 它衍生的暴力却更象徵性地反映在达卡拉力赛封闭的竞赛场上。实际上，对参与的成员来说，达卡拉力赛如同一个圣殿的祭坛，有释放丶净化情绪的功能。但对参与的国家来说，达卡拉力赛却在沿路上强制洒下污血，见证了有宰制力的西方国家如何尽其所能的「展现使用不尽的资源」直至成为一种「炫耀性浪费」(Verblen)。以上所有分析突显出这项每年举办的全球性体育赛事所造成的暴力行为已被看作是一般事件─甚至是自然而然该发生的，我们因而可把达卡拉力赛看作是一种的暴力文明化的进程 (processus de brut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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