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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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莫理運動協會(Amaury Sport Organisation)主辦的2013年度達卡拉力賽於1月5日至 1月20日舉行。這項競賽共分成三個車種─摩托車、汽車以及貨、卡車組，賽程橫跨的地面路線讓達卡拉力賽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體育賽事。
巴黎達卡拉力賽首次舉辦於1979年。此後，每屆賽事的路線都不盡相同。賽事的終點有時並不位於達卡，如1992年，南非開普敦被選為終點站。同樣地，賽事起點也並非每次都在法國首都巴黎。2002年，這項車輛耐力賽起於達卡而終於開羅。
儘管被稱做巴黎達卡拉力賽，自2009年以來，這項賽事既不從巴黎開始亦不抵達卡達的海灘。這項競賽現在已移至南美洲舉行，橫越祕魯、阿根廷和智利。事實上，自2007年12月24日發生四名法國籍觀光客在茅利塔尼亞被謀殺的意外之後，主辦單位以安全考量取消了2008年的賽事，並把薩赫勒地區排除在比賽路線之後，甚至最後竟決定把賽程移出非洲大陸。實際上，這項決定並不令人訝異，早前幾屆的賽事都有安全方面的顧慮，主辦單位甚至遭受威脅取消好幾站的賽程，或是修改原訂的競賽路線。
一、文明的進程(une dynamique civilisationnelle)。 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中闡述了，自中世紀以來，歐洲人民從暴力行為中獲取樂趣的習性逐漸降低。人們對身體暴力的容忍能力也持續減弱，因此把對身體的暴力行為「藏在幕後」(E. Dunning)，並試圖懲罰暴力行為，或是透過體育競賽宣洩情緒，讓暴力行為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二、未完成的運動文明化(une sportification inaccomplie)。伊里亞斯以為自文藝復興以來，運動競賽的推展是為個人對自我控制和情緒轉換的能力逐漸提升的漫長過程中的一個部分，而這個進程與國家的建立同時進行。當然，運動競賽能讓個人「有限制地釋放感情」，並且抒發情緒和侵略攻擊的慾望，但這是在一個時間、空間都被限定的特殊環境，競賽的暴力仍有其一定的限度。伊里亞斯對體育競賽的分析認為個人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情緒和欲望的宣洩全然地受到限制，甚至最後必須服從某些規則。換句話說，伊里亞斯所謂的體育競賽，以及連帶產生的運動文明化進程正是促成人類文明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更是提升道德層次無可或缺的關鍵。
自從巴黎達卡拉力賽創立以來，這項馬拉松式的體育競逐引起了許多爭議和猛烈的批評。首先，每屆賽事的勝利榮耀掩蓋不了相伴而來的眾多意外傷亡。除了曾發生車手撞死圍觀孩童、觀眾的慘劇，當然也有過競賽中車手的相撞意外。實際上，每屆賽事都有非常多的參與者死亡，連記者和賽事主辦方(Thierry Sabine於1986年)也難逃厄運，許多人於這項競賽中付出性命。其次，反對者更批評達卡拉力賽的參與者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能源資源的濫用，尤其當前國際輿論認為對抗氣候變遷需要提出更激進的作為。
面對這樣的情況，於2006年成立的「達卡拉力賽無名受害者互助協會」(Collectif Actions pour les Victimes Anonymes du Dakar, CAVAD)要求停辦這項世界性的賽事。此外，它也要求法國國會開啟調查，以釐清之前在非洲以及目前在南美洲「達卡拉力賽所造成的違法勾當」以及對社會秩序所形成的損害。再者，面對賽事主辦單位「利用貧窮大陸當作體育競賽的宣傳」，此一協會拒絕保持沉默更不願成為共犯。同時，它也抨擊賽事主辦單位利用「遭受愛滋病、飢饉與負債等問題攻擊」的發展中國家當作賽事場地。 這項全球知名的賽事凸顯了「在物質方面，無謂的金錢和能源浪費所激起的新殖民主義」，作為一個國際組織，達卡拉力賽無名受害者互助協會每一年都呼籲抵制賽事並發起一個共同行動以對抗「黑奴販子的不名譽晦澀行徑」。
至於賽事的主辦方，他們認為自己並不是造成任何身體和象徵性暴力傷害的原因，相反地，他們僅對幾個意外事件造成的傷亡表達遺憾。主辦單位特別強調位於賽事行徑路線的參與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過去的非洲國家以及目前的拉丁美洲國家─對達卡拉力賽的熱情歡迎，並且希望能繼續參與這項國際賽事。因此，賽事的主辦方可以提出一項正當的說法，認為這項競賽所伴隨而來的效益能有助於這些貧窮國家的發展：他們宣稱競賽可以吸引外資、建設道路和其他基本建設，對可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然而，這類以父權主義與西方國家為中心的觀點應該被解讀為對現實的否認，一種對文化上差異甚大的社會的物化。這些發展中國家甚至表達希望賽事主辦方把競賽路線納入自己的國境，然而這項競賽實並不能為這些國家帶來實質的經濟效益，獲得利益的仍是投入贊助的西方國家品牌。我們因此觀察到這項體育賽事的「入侵」，對於所在地民眾來說，他們所認知到的與實際的情況有差異，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並未意識到自己正遭受西方國家的文化統治。然而，自巴黎達卡拉力賽成立以來，光是賽事的地理名稱就足以表達南方發展中國家受到北方已開方國家的宰制。
達卡拉力賽的主辦單位希望把這個耐力賽塑造成一個壯麗史詩，結合機械效能、對速度快感與科技的追求以凸顯一項運動的雄性特質。在賽事競逐的整個過程中，各車手展開一場沒有肢體暴力的爭鬥，這正證實了伊里亞斯的假說。實際上，競爭對手間的連結隨著賽程一站一站的推進更加緊密，直至發展出相互依賴的社會關係。換句話說，我們可在達卡拉力賽中觀察到如同法國社學家涂爾幹所定義的有機互助關係(solidarité organique)，強化了參賽者成為具一致性的團體。然而，儘管在車手之間，運動文明化的進程(processus de sportification)隨著賽事顯著地推展， 它衍生的暴力卻更象徵性地反映在達卡拉力賽封閉的競賽場上。實際上，對參與的成員來說，達卡拉力賽如同一個聖殿的祭壇，有釋放、淨化情緒的功能。但對參與的國家來說，達卡拉力賽卻在沿路上強制灑下污血，見證了有宰制力的西方國家如何盡其所能的「展現使用不盡的資源」直至成為一種「炫耀性浪費」(Verblen)。以上所有分析突顯出這項每年舉辦的全球性體育賽事所造成的暴力行為已被看作是一般事件─甚至是自然而然該發生的，我們因而可把達卡拉力賽看作是一種的暴力文明化的進程 (processus de brut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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