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張瀞云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9
Source: Wikipedia
2012年11月29日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的非會員觀察國，它因此享有與梵蒂岡同等的地位。有138個國家對巴勒斯坦地位升等案表決時投下了贊成票，讓巴勒斯坦由「觀察員實體」提升為「非會員觀察國」，這也讓巴勒斯坦總理馬哈茂德·阿巴斯在2011年9月24日提出的要求獲得聯合國官方的認可。
有41個國家在表決時選擇棄權，另外有9個國家投下了反對票。這9個國家包含美國、伊拉克、捷克、加拿大以及五個小國，包括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諾魯、帛琉以及巴拿馬。
這項具有象徵意義的表決剛好發生在巴勒斯坦分治計畫通過後的整整六十五年。事實上，聯合國在1947年11月29日表決通過了這項分治計畫決議文，目的在創立一個「猶太國家」與一個「阿拉伯國家」，並且賦予耶路撒冷一個國際地位。英國託管時期開始於1920年，結束於1948年。但在這一年內除了以色列成功建國(5月14日)之外，同時爆發了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六日戰爭(1967年6月5至10日) 中同時對抗埃及、約旦與敘利亞，並在戰爭結束後獲得了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地區。這個猶太國家也同時取得了耶路撒冷舊城，此地區成為了以色列的首都，然而許多國家並不予以承認。而聯合國在1967年11月22日通過了著名的242號決議。此決議文重申「不容許以戰爭的方式來獲取領土，並且必須努力維持這個地區的公正與持久的和平，讓該地區每個國家都能夠安全地生活」，此外這個決議在各方的訴求之下也成為一個巧妙的仲裁協議，然而此決議內容固有的含糊之處卻不利於後來爭端的調解。1973年10月(10月6至24日)，以色列贏得了贖罪日戰爭，此戰役也被稱為十月戰爭或中東戰爭，以色列在此戰役中對抗以埃及與敘利亞為首的聯軍。更宏觀而言，這個衝突造成的其中一個後果就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報復以色列的盟友，決定將石油的價格增加70%，並減少石油生產量。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1974年被獲准以觀察員身分加入聯合國。幾年之後，就在約旦河西岸地區解放之後(此地區從1948年以來一直被約旦占領)，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立法委員會於1988年11月15日在阿爾及爾宣布巴勒斯坦國獨立。儘管聯合國把以色列西邊的加薩走廊與東邊的約旦河西岸地帶視為合法的巴勒斯坦領土，但巴勒斯坦的獨立聲明卻沒有伴隨著事實上的獨立。直到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與巴解組織進行相互承認並簽署奧斯陸臨時協議。協議的目的在於擴大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的自主權，並且預備未來成立一個選舉產生的民主議會來取代該地區以色列的軍事與民事當局。協議中也明確指出，以色列將繼續鞏固國家對外的安全控管與對以色列人民的保護。然而，這些協議內容在執行上卻一直是相當地困難。根據奧斯陸協議，按照以色列政府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共同協定的方式，巴勒斯坦的建國早在1998年就應該付諸實現。然而，這個協議卻完全沒有被實行。此外，以色列還繼續讓人民進入加薩與約旦河西岸地區定居，即便歐盟與美國都對此表示強烈譴責。1999年3月25日，歐盟當局對巴勒斯坦的政治自決權與獨立建國表示贊成。2005年1月9日，馬哈茂德·阿巴斯當選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9月12日，以色列在加薩地區的所有定居點都被拆除，以色列軍人也從此地區撤離。巴勒斯坦當局因此取得對加薩地區所有領土的控制權，同時馬哈茂德·阿巴斯也表明希望推進巴勒斯坦建國計畫。然而在2007年6月12至14日期間，哈馬斯驅逐了巴解組織在加薩地區的勢力，挑戰了巴解的統治權或更普遍的說法是挑戰了法塔赫的權力。換句話說，在面對以色列的同時，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彼此之間也有分裂的現象:哈馬斯控制加薩地區，而巴勒斯坦當局則掌管約旦河西岸地區。
一丶歐盟未能發揮其外交影響力。歐盟的會員國對於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顯得意見分歧。因為意見的分歧，歐盟的外交影響力在這個對全球和平相當重要的問題上並沒有發揮作用。
二丶強制外交所導致的致命螺旋效果。在這次投票中，以色列在外交上拒絕接受巴勒斯坦升格。以色列的外交僅從戰略上考量，未能作層面更廣的思考，忽略了巴勒斯坦新的地位可能帶來具有象徵意義的動態變化。
如果說2012年12月10日所頒發給歐盟的諾貝爾和平獎強調了諾貝爾在外交方面的行為式權威，但是這也殘酷地突顯出歐洲各國在外交上的不一致。事實上，歐盟若想在最終成為一個全球的行為者，恐怕還有一段很長很艱難的路要走。在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投票之際，我們豈能忽略歐盟成員中選擇棄權的幾個國家 : 德國、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荷蘭、波蘭、羅馬尼亞與英國 ? 即使當捷克選擇與以色列保持同一立場，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瑞典與其他十個歐洲國家則是選擇與巴勒斯坦站在同一陣線。
以色列面對來自各方對巴勒斯坦的分散的支持，並且握有美國的堅定支持，因此在升格通過後很輕易地就對巴勒斯坦進行嚴厲的報復行動。事實上，這個猶太國家還立即揭露了一項新的殖民開發計畫(3000個新的居所)，此計畫將執行在以色列所沒有占領的備受爭議的一個地區。這個計畫因此對巴勒斯坦國的生存帶來危害。此外， 正準備迎接下一次選舉的以色列政府也決定強制沒收一筆應交付巴勒斯坦的代徵稅款，此稅款是來自對進口到巴國的商品所課徵的稅收，一直以來都是由以色列代替巴勒斯坦徵收再轉移給巴國當局。實際上， 以色列的這個決定在經濟上重重地打擊了財政上已經非常脆弱的巴勒斯坦。這場經濟財政戰爭使得雙方的外交緊張關係迅速升高，此種緊張關係主要是取決於純粹武力，簡單來說，就是硬實力。此外，現在還不能確定最終以色列的做法是否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的新身份讓巴國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向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提出控訴。巴國因此可以主張以色列對其領土的佔領應被視為是「戰爭罪」。並且巴勒斯坦也將有機會正式參加附屬於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等)。然而這些恐怕都還不是最重要的。巴國新身份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它所帶來的象徵意義。這個新身份讓以巴的衝突情勢帶來全然不同的前景與展望，以色列的硬實力很快地也會在這個情況下大大地受到限制。
Finkelstein Norman G., Tuer l’espoir : Introduction au conflit israélo-palestinien, Paris, Aden éditions, 2003.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Lindemann Thomas, Sauver la face, sauver la paix, sociologie constructiviste des cris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Harmattan, 2010.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Quigley John, The Statehood of Palestin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chelling Thomas,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Schelling Thomas, La Stratégie du Conflit, Paris, PUF,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