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8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9月19日，由法国康城大学 (Université de Caen)分子生物学教授塞哈里尼 (Gilles-Éric Séralini)主导的一篇研究再次引起关於基因改造生物(Organismes Génétiquement Modifiés, OGM)技术和其应用在食品农业的争论。事实上，这篇研究的结论指证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两项产品具有毒性：Roundup除草剂与NK 603基因改造玉米。然而，由於统计资料不足且研究方法不甚完整，这份研究遭到众多科学单位质疑。有评论者甚至提出这份报告是由一个知名的反基因改造生物组织所资助，而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此外，部分法国机构，如生物科技高等委员会(Haut Conseil des Biotechnologies, HCB)丶国家食品卫生安全丶环境暨工作署(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de l’alimenta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travail, ANSES)，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如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ecurity Authority, EFSA)，还有德国和澳洲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等，都逐一否决了塞哈里尼教授团队的这项调查研究。这起争议还迅速地渲染到民间团体和政治人物─包含四位前法国环境部长，显然地，相关讨论已超越了法国国界。该如何对基因改造植物的冲击做出长远的评估，至此重新回到政治领导人的议程，我们可预期未来在欧盟境内将有更严格的管制规范。
基因改造最早出现於1970年代初期，而於十年之後出现第一批基因改造作物。相关科技的演进促使来自私领域的庞大资金投入生物科技领域。经由各大药厂的研发，基因改造科术很快地被这些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和拜耳(Bayer)，应用在农业领域。我们可以提到於1994年第一项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获准上市的基因改造作物「莎弗番茄」(Flavr Savr tomate)。影响所及，兴起於绿色革命的食品化学工业原本局限在除草剂和杀虫剂等生产工具的研发，至此演变成直接涉入基因改造种子的生产，且广泛运用在美国境内。依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支持植物生物科技的游说团体，今日有1,6亿公顷的农地种植基因改造作物─於1996年仅有170万公顷─，光是2011年就增加了8%。尽管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认为这项数据被夸大，我们仍可注意到在美国基因改造玉米所占的比率从1998年的30%增加到2009年的85%。
基因改造农业模式在新兴国家快速传播，最显着的例子如巴西和阿根廷的黄豆耕作。1990年代相关法规管制的缺乏促成食品农业生技的快速发展。然而，反覆爆发在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危机，如牛脑海绵状病变(狂牛症)，造成了跨国的公民动员，不论是各地的消费者保护协会或是环境领域的非国家组织(ONG)，甚至是由专门机构制定施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基因改造作物因此在许多欧洲国家被视为一项公共议题。欧盟以预防原则的名义於1999年6月至2004年5月通过执行对基因改造产品贩售的管制即是一项见证。最後，在国际领域，「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补充议定书─於2003年正式生效，但在164个签署国当中并不包含美国和加拿大。
一丶社会科技争议的国际化。基因改造生物科技涉入食品农业衍生出众多疑虑，况且政治公权力在此议题上逐步撤退，其治理似乎难以执行。因此，专家意见在基因改造生物的全球管制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二丶 建立弊端揭发者的形象。在这个推论下，发布基因改造产品的质疑研究可被视为一种具策略性的攻击，目的是为了让後续的媒体回应引起社会关切，并同时回避科学的检验。
关於植物生物科技的争议，其特别之处正在於争议的复杂性，因为牵涉其中的行为者来自各个不同的层级。基因改造生物的生产和贩售是由少数几家跨国食品化学公司掌控，其中多来自美国─孟山都丶杜邦(DuPont)丶陶氏益农(Dow Agrosciences LLC)─与欧洲，如拜耳作物科学公司(Bayer Cropscience)丶巴斯夫(BASF)与先正达(Syngerta)。显然地，争议突显出经济层面的根本考量，无论是美国和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战，又或是已开发国家与进口相关农业科技的发展中国家的宰制关系。但除了经济层面的考量，也必须纳入公共卫生和环境议题，尤其部分行动积极的组织网络和国家政府特别关注这些层面。各个不同的层面的考量互相牵涉其中，将可削弱生技企业自以为正当合法的策略。譬如，基因改造粮食─特别是黄金米(Golden Rice)计画─被认为是对抗发展中国家人民长期营养不良的解决办法。此外，种子的生产业者为了捍卫他们的专利，诉求於「与贸易有关之智慧财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相关规定，并且发展目前尚未商业贩售的「终结者基因」(Terminator Gene)。
发生在全球各地的基因改造生物争议都有跨国化的趋势，但规模则随着国家而不同。基因改造粮食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视为公共议题(如法国丶希腊与奥地利)，但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却将基因改造作物与其他产品同等看待。这项不同彰显了欧盟依据预防原则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规定基因改造作物必须有明确的标志并注明产地。相反地，此类规范在美国并不存在，加州第37号提案要求基因改造食品加注标签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於基因改造食品对人体长期是否有害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政治决策者往往使用「责难规避」(blame avoidance)策略，以让专家报告来承担责任。这导致基因改造食品的争议愈演愈烈，而象徵性的抗议行动─如在法国出现割除基因改造作物的动员，因此渐渐地被针对基因改造的科学性争论所取代。
在这个演变之下，科学研究报告的影响愈加重要：1999年康乃尔大学教授罗赛(Losey)发表的研究指出Bt基因改造玉米的花粉对帝王斑蝶具有毒性，这项研究被用来支持欧盟针对基因改造生物的耕种和贩售的管制。至於由塞哈里尼教授主持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项宣传的手段。实际上，研究报告的结果在正式公布的两星期之前就已经发送给部分法国媒体，资料还附带一项保密条款。此後，媒体对这项研究的报导即以感官新闻的方式来处理，而记者也无法再引用其他科学资料平衡报导。甚者，除了塞哈里尼教授的这项研究报告，另有两本着作和一个纪录片同时出版，似乎为了建立他「弊端揭发者」的形象，并确保这项宣传行动的成功─尽管几乎所有专家都不认同他的这项研究。在这个案例中，「专家意见」这个概念似乎被重新定义，我们观察到，专家意见也可以透过积极的宣传动员，发挥其影响力并穿越国界。先不论这份研究经费来源所牵扯出的利益冲突，这项「介於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宣传行动，替基因改造生物，这个被政府主关机关忽视的重大议题，重新赋予政治上的意义。
« OGM : comment ils conquièrent le monde »,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es (43), juin 2009.
Bérard Yann, Crespin Renaud (Éds.), Aux Frontières de l’expertise. Dialogues entre savoirs et pouvoir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0. Coll. « Res Publica ».
Kempf Hervé, La Guerre secrète des OGM, Paris, Seuil,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