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7
Source: Wikipedia
2012年10月12日，欧洲联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宣布得奖者时发言表示：「欧盟在过去六十年中为促进和平丶和解丶民主和人权进步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1895年11月27日，瑞典杰出的化学家丶工业家兼慈善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其遗嘱中奠定了以和平主义与普世价值为根基的国际奖励制度。遗嘱条文中列出了他指定创立的五个年度奖项1 ，物理丶化学丶生理学或医学丶文学及和平奖─每个奖项都必须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并将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与事务委托给挪威议会（Storting）。此项措施引起了瑞典的反弹，因为在当时挪威是由斯德哥尔摩所管辖。但是对於这位火药发明者而言，挪约议会所部属的和平行动，比起瑞典─挪威联盟内部的纷争更佳重要。深信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诺贝尔刻意指定由挪约议会来颁予和平奖，因为他认为挪约议会是最有能力且最合法的机构来管理此一奖项。因此，从1901年，各个奖项颁发的第一年开始，是由挪约议会在奥斯陆颁发给对和平有贡献的个人或是组织。矛盾的是，颁发和平奖的所在国─挪约，是今日欧洲怀疑论最深的国家之一。
对於和平奖的具体遴选标准，此位瑞典慈善家并没有详细说明，而只是简单地概述了三个主要方向。他写到：「必须为国家之间的友好行为丶放弃或裁减军队以及举办与宣传和平会议方面做出贡献」。然而，我们仍可以从历届桂冠中区分出四大理想类型，一个世纪以来，这四个理想类型共同形塑与执行了诺贝尔外交政策，分别为： 1）致力於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2）促进权利以实现和平，3）志愿传教4）以各项专业促进和平。但是，很明显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欧盟并不属於上述的任何一类。因此，要如何解释此次诺贝尔授奖行动呢？
一丶行为式的权威（autorité performative）。行为式发言（énoncé performatif）的概念来自语言学家奥思丁（Austin）。不同於描述性发言(如「正在下雨」)，行为式发言能产生实际的作为，因为行为式发言者，拥有改变实际情况的能力，而且这项能力和发言者所处机构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权威相关联。
二丶政策推动的机会之窗（policy window）。这个最初由约翰金登（John Kingdon）所提出的词汇，旨在描述一个当所有必要条件都被凝聚的特殊局势，而可以拿来对照发射之窗(launch window)，航空载具最适当发射时机)的概念。事实上，这个特殊的局面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时，将有助於一项政治决策的实行。机会之窗代表一个可让政策措施通过的关键时刻，一旦错过了，这些措施则没有任何机会被实行。
已持续一世纪的诺贝尔授奖政策致力於遏止世界的动荡剧变。诺贝尔奖授奖可被视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外交政策，透过诺贝尔机制的干涉，在世界的舞台上，强力展现出最根本的价值，如自由与民主。诺贝尔机制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此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创立非国家性的外交，并支持丶保护和推动某些政治进程，以维护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先事项和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机制是一个创新的外交手段，不仅创立规范，更自我赋予足够的能力，以处理被诺贝尔委员会所认定的重大国际问题。同时也可以观察出，在某些情况下，此乃一种「干涉主义外交」（diplomatie interventionniste），涉入各国内政丶国际关系以及区域和国际争议。最後，诺贝尔机制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形式，而且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使用行为式的权威。因此，当诺贝尔外交想要涉入当前欧盟所面对的世纪挑战，而把和平奖颁给欧洲联盟也就不令人惊讶。
因为诺贝尔奖旨在塑造未来和平的样貌，诺贝尔外交遂逐渐进入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范畴，并同时确立了一项政治陈述的新模式。诺贝尔委员会与和平奖获奖者认为自己可以作为最强悍的人权捍卫者，以对抗国家利益。藉由扮演一个批判性的普世力量，诺贝尔外交更频繁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涉入有关於社会的议题，又或是更直接地关注政治性问题。在此状况下，诺贝尔外交会毫不犹豫地干预国家内部事务或涉入国际规范。诺贝尔委员会与和平奖获奖者运用各种的方法，以推广他们拥护的政策理念，不管是以宣扬知识为名或是捍卫公共财产。
授与欧盟诺贝尔和平奖，显现出此一奖项被赋予一个新的理想类型，而在2009年欧巴马获奖时，这个远大的企图即已绘出轮廓。事实上，诺贝尔外交目前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象徵性权力，进而有能力运用行为式的权威。在此论述下，我们该探讨的不是欧盟机构是否有资格获奖，因为我们不是依照道德或观感好坏的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依照政治标准。
无可否认的是，此次授奖给欧盟，诺贝尔委员会奖励了一个已经完成的和平进程。同时，藉由颁给欧盟这个重大的奖项，委员会试图鼓励与支持目前面临困难并饱受批评的欧盟。评审团指出此奖项是刻意颁给陷入危机丶「遭逢严厉的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的欧洲。在许多可能的获奖者中选择了欧盟，诺贝尔委员会藉由奖项和伴随而来的授奖仪式，赋予欧盟全球的合法性。此後，欧盟成为诺贝尔和其理念价值的受托人。欧盟将承担一个普世性的计画，必须展现诺贝尔外交的作为，而不能被局限於欧洲之内推动整合。在欧盟面临批评并被削弱的时候，这次授奖是一个清晰丶明确的政治决策。选择把奖颁给欧盟，忠实地体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作为一位欧洲坚定的支持者，所留下的蓝图，因为颁奖给欧盟是一个具有象徵性和政治性的投资，将有助於欧洲一体化进程。当然，诺贝尔委员会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诺贝尔机制赌上了自身信誉─不论是象徵性的或是实质的信誉。在不久的将来，此象徵性的力量奖可能让欧盟更容易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同样地，此次授奖将提高欧盟的权威，使其重建会员国内的社会和平，因为各会员国正面对欧盟作为共同体的信心危机且被民粹主义所影响；此次授奖也向善忘的舆论提示欧盟整合替他们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最後，此次授奖提供了欧盟宝贵的象徵性资源，尤其当前关键的问题在於欧洲中央银行是否该管理负责金融稳定和互助的机构丶监督共同预算，以及即将成立的欧元区银行联盟(Union bancaire)，甚至是欧元区提振经济成长的预算。简而言之，此时欧洲正往一个整合更密切的联邦体制发展，在这个时机提到欧洲，诺贝尔外交抓住了政策推动的机会之窗，以整顿世界秩序。换句话说，诺贝尔和平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奖励，而是一个派遣任务的指令。诺贝尔委员会授权欧盟坚持一贯的目标，以期它能达成实际的作为并在机构体制上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麽欧盟获颁诺贝尔奖在很多方面可被视为一种负担与义务，是诺贝尔机制要求欧盟最终实现欧洲梦的强制令：授与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责大任。
Austin, Quand dire, c’est faire, trad., Paris, Seuil, 1972.
Cobb Roger, Elder Charles,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genda Building,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2.
Kingdon John W., Agenda,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2003.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sociologie d’une élite transnationale, Montréal, Liber 2012 ;
Laroche Josepha, Une injonction symbolique, PAC 1.
1为了忠实传达诺贝尔所关注的领域，瑞典国家银行在1968年─以庆祝其成立三百周年并纪念诺贝尔为由，增设第六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颁发经济学奖以来，由於是唯一一门社会科学奖项，因此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直至今日，诺贝尔经济学奖仍是此一领域内国际公认的最高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