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re Bohas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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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马里发生了宗教极端分子洗劫穆斯林陵墓的事件，这事件引起了全球的震惊。在全球同声谴责却毫无效果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要检视文化共有财产的特殊性，文化共有财产的全球治理应该要革新。
2012年5月4日，通布图的陵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世界遗产，受到伊斯教义分子破坏，这些极端分子认为对穆斯林圣人们的崇拜与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相违背。尽管许多国家与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刑事法庭已宣告，这些具有纪念性的建筑物正处于危险的状态，并且对遗迹破坏的行为加以谴责，极端分子的破坏行为却仍然层出不穷。
我们回顾当地的情况，几个月以来马里的北部地区包括贾欧地区、通布图地区与基达尔地区都被武装分子占领，他们是从2012年1月17日开始了叛乱行动。这些武装分子是由各个伊斯兰活动分子组成的混合联盟，像是 Ansar Eddine武装军团、马格里布盖达基地组织以及西非一元论与圣战运动(Mouvement pour l’Unicité et le Jihad en Afrique de l’Ouest, Mujao)，另外还有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的图阿格人，它们在结盟不久后就被排除在联盟之外。
为了实现对领土的占领，叛乱分子依赖地方人民对伊斯兰教本位主义的主张以及非法商业活动的收入，这些是发生在国家权力真空的地区与利比亚秩序混乱的区域。因为巴马科政府势力的瓦解与叛变，他们接着很快地取得发展。
一丶特定共有财产(全球公域)的独特性。全球共有财产与全球公共财的概念有所差别，共有财产在消费观点上会产生敌对性，但本身则具有非排他性。随着全球化的过程，共有财产涵盖了越来越多领域，例如文化领域，这个领域的共有财产的处境则是加倍地危险。首先，这些文化财产遭受到了「偷渡者」行为(由Mancur Olson提出)以及公用地悲剧理论的次优问题(由Garrett Hardin提出)。被视为文化多样性的证明与未来的全球社群的体现，这些共有财产象征着一个经济、社会及宗教领域行为者未能共享的世界观，并且观念上也截然不同。
二丶 后西发利亚时期不适用的各项制度。国际组织在后西发利亚时期显得陈旧过时(Richard Falk)。当前全球化的进程动摇了西发利亚条约(1648)所建立的国家体系，引发了时间与空间的压缩现象(David Harvey)、持续加强的相互连接关系(David Held)、权力的分散(Susan Strange)以及全球各区域与行为者的复数化(Philip Cerny)。非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与认同问题以及超越政治体制范畴的领土争端证明了国家之间无法解决全球问题的软弱无力。这也可以说是建立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所有机构的无能现象。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事先假定一个全球社群雏形的存在，也已经明确地预想要为未来的全球治理设置制度与法律的机制(David Held)。就此而言，文化共有财产让我们重新审视全球治理的基本定义。此外，1972年11月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架构下所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认可了「特定的财产需要特别的保护措施，像是那些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并且也强调「对地球上全人类而言，这些财产无论属于任何一个族群，保护保存那些独特而不可取代的财产是相当重要的1 。到2012年3月为止，一百八十九个国家批准通过此项公约，有七百七十四项文物被列于世界遗产名单中。特设委员会在全球策略中提到，遗产的分类必须反映「我们世界的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并且要确认与保护那些特殊文化遗迹，那些能显现不同人类族群互动、不同文化并存与体现精神性和独创性的遗迹2 。因此，这项遗产政策引导大众对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财产概念的认可。然而，这些整合的转变过程也伴随着分化分裂的情况，这引发了善恶二元论、族群认同与宗教价值方面的争论。在通布图这个被称为「三百三十三个圣人的城市」发生的疯狂破坏行为就是一个例证。
各国政府负责鉴别、保护、保存与增强文化与自然遗产，并且必须将其传输给未来的后代子孙，因此国家在这个全球问题的处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之上，也就是国家对于重大议题仍有能力与合法正当性来解决问题。然而，这个理论框架在今日却显得过时，这是由于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层次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软弱无力的马里政府其国家领土就具有指标性意义，在领土上有难以计数且难以控制的组织网，经济的、犯罪的与宗教各种组织网络，它们在当地合法或非法的商品交易、走私与非法移民等活动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混乱关系。
我们因而注意到国家干预行为相对来说是失败的。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特定历史建筑物毁损情况的警告声浪在高涨，而反对遗址破坏的动员行动却仍无实质效果。除了马里之外，另外还可以列举2001年3月被塔利班分子摧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这个例子。由于政府的无能与因全球化而加深的族群认同问题，这些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困难在未来只可能更加恶化。最后我们要强调在全球共有财产的分类共识、全球共享和全球推广方面，我们欠缺了全球治理的工具与手段。这些文化共有财产既无法完全交由市场机制来运作，也不能完全放手让政府间国际组织来管理，这些财产的界定与维护在今日被视为一项挑战，因为这个问题的象征意义与这个认知的影响正冲击着守旧过时的机构体制所承袭的反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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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1月16日于巴黎 第十七届大会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 http://whc.unesco.org/, p.1.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全球策略」UNESCO， http://whc.unesco.org/fr/strategieglobale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1月16日于巴黎 第十七届大会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 http://whc.unesco.org/,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