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re Bohas
張瀞云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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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馬利發生了宗教極端分子洗劫穆斯林陵墓的事件，這事件引起了全球的震驚。在全球同聲譴責卻毫無效果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要檢視文化共有財產的特殊性，文化共有財產的全球治理應該要革新。
2012年5月4日，通布圖的陵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世界遺產，受到伊斯教義分子破壞，這些極端分子認為對穆斯林聖人們的崇拜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相違背。儘管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刑事法庭已宣告，這些具有紀念性的建築物正處於危險的狀態，並且對遺跡破壞的行為加以譴責，極端分子的破壞行為卻仍然層出不窮。
我們回顧當地的情況，幾個月以來馬利的北部地區包括賈歐地區、通布圖地區與基達爾地區都被武裝分子佔領，他們是從2012年1月17日開始了叛亂行動。這些武裝分子是由各個伊斯蘭活動分子組成的混合聯盟，像是 Ansar Eddine武裝軍團、馬格里布蓋達基地組織以及西非一元論與聖戰運動 (Mouvement pour l’Unicité et le Jihad en Afrique de l’Ouest, Mujao)，另外還有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的圖阿格人，它們在結盟不久後就被排除在聯盟之外。
為了實現對領土的占領，叛亂分子依賴地方人民對伊斯蘭教本位主義的主張以及非法商業活動的收入，這些是發生在國家權力真空的地區與利比亞秩序混亂的區域。因為巴馬科政府勢力的瓦解與叛變，他們接著很快地取得發展。
一丶特定共有財產(全球公域)的獨特性。全球共有財產與全球公共財的概念有所差別，共有財產在消費觀點上會產生敵對性，但本身則具有非排他性。隨著全球化的過程，共有財產涵蓋了越來越多領域，例如文化領域，這個領域的共有財產的處境則是加倍地危險。首先，這些文化財產遭受到了「偷渡者」行為(由Mancur Olson提出)以及公用地悲劇理論的次優問題(由Garrett Hardin提出)。被視為文化多樣性的證明與未來的全球社群的體現，這些共有財產象徵著一個經濟、社會及宗教領域行為者未能共享的世界觀，並且觀念上也截然不同。
二丶 後西發利亞時期不適用的各項制度。國際組織在后西發利亞時期顯得陳舊過時(Richard Falk)。當前全球化的進程動搖了西發利亞條約(1648)所建立的國家體系，引發了時間與空間的壓縮現象(David Harvey)、持續加強的相互連接關係(David Held)、權力的分散(Susan Strange)以及全球各區域與行為者的複數化(Philip Cerny)。非國家間的暴力衝突與認同問題以及超越政治體制範疇的領土爭端證明了國家之間無法解決全球問題的軟弱無力。這也可以說是建立於主權國家之上的所有機構的無能現象。
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事先假定一個全球社群雛形的存在，也已經明確地預想要為未來的全球治理設置制度與法律的機制(David Held)。就此而言，文化共有財產讓我們重新審視全球治理的基本定義。此外，1972年11月16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架構下所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認可了「特定的財產需要特別的保護措施，像是那些屬於全人類的世界遺產」，並且也強調「對地球上全人類而言，這些財產無論屬於任何一個族群，保護保存那些獨特而不可取代的財產是相當重要的」 。到2012年3月為止，一百八十九個國家批准通過此項公約，有七百七十四項文物被列於世界遺產名單中。特設委員會在全球策略中提到，遺產的分類必須反映「我們世界的文化遺產的多樣性，並且要確認與保護那些特殊文化遺跡，那些能顯現不同人類族群互動、不同文化並存與體現精神性和獨創性的遺跡」 。因此，這項遺產政策引導大眾對普世價值與人類共同財產概念的認可。然而，這些整合的轉變過程也伴隨著分化分裂的情況，這引發了善惡二元論、族群認同與宗教價值方面的爭論。在通布圖這個被稱為「三百三十三個聖人的城市」發生的瘋狂破壞行為就是一個例證。
各國政府負責鑑別、保護、保存與增強文化與自然遺產，並且必須將其傳輸給未來的後代子孫，因此國家在這個全球問題的處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建立在現實主義理論的假設之上，也就是國家對於重大議題仍有能力與合法正當性來解決問題。然而，這個理論框架在今日卻顯得過時，這是由於國際關係中的非國家層次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軟弱無力的馬利政府其國家領土就具有指標性意義，在領土上有難以計數且難以控制的組織網，經濟的、犯罪的與宗教各種組織網絡，它們在當地合法或非法的商品交易、走私與非法移民等活動中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混亂關係。
我們因而注意到國家干預行為相對來說是失敗的。事實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特定歷史建築物毀損情況的警告聲浪在高漲，而反對遺址破壞的動員行動卻仍無實質效果。除了馬利之外，另外還可以列舉2001年3月被塔利班分子摧毀的阿富汗巴米揚大佛這個例子。由於政府的無能與因全球化而加深的族群認同問題，這些在遺產保護方面的困難在未來只可能更加惡化。最後我們要強調在全球共有財產的分類共識、全球共享和全球推廣方面，我們欠缺了全球治理的工具與手段。這些文化共有財產既無法完全交由市場機制來運作，也不能完全放手讓政府間國際組織來管理，這些財產的界定與維護在今日被視為一項挑戰，因為這個問題的象徵意義與這個認知的影響正衝擊著守舊過時的機構體制所承襲的反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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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11月16日於巴黎 第十七屆大會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 http://whc.unesco.org/, p.1.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4年「全球策略」UNESCO， http://whc.unesco.org/fr/strategieglobale
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11月16日於巴黎 第十七屆大會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 http://whc.unesco.org/,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