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3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7月22日至27日，来自一百八十三个国家将近二万四千人参与了第十九届由国际艾滋病协会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在华盛顿举办的国际爱滋会议。这个会议从1994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已经举办过许多的活动，无论是科学研讨会、决策者的演说或艺术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唤起大众舆论对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议题的重视。尽管此疾病三十年内造成三千万人死亡，这个会议被视为一项成功的创举，在会议中各方认真地讨论此疾病在不久的未来被杜绝的可能性。这些看来相对乐观的看法—其明确的口号为「让我们一起扭转这趋势」，这些展望是建立在那些决定性的技术突破之上，而金融危机却让捐款人的意愿大为降低。从那时起，相关行为者开始呼吁各方动员起来，为了能够让那些97%生活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病患能够获得治疗，这必须透过加强医疗研究上的努力来达成。
在1980年代初期对于病毒进行鉴定与分离后，许多国家开始实行相关公共政策来控制疫情的扩散。这些政策常常遭到批评，太过排挤病患或甚至谴责病患—例如对病患进行隔离的措施，这些当地政策对于抑制艾滋病是没有帮助的，艾滋病在往后的几十年转变为全球性的传染病。最终，对抗这个公共卫生灾难的战斗扩大到全球各地，于是在1995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应运而生。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各个协会组织活动的增加—像是法国的Sidaction或AIDES组织，其中某些组织甚至能发挥国际性的影响力，像是爱滋平权联盟(ACT UP)。各国政府也努力建立各种合作机制，以便降低疫情严重地区的死亡率，尤其是在撒哈阿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因此，布什总统在2003年成立具有数十亿美元资金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被视为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的国家参与行动。在此逻辑下，在 2006年联合国的联合援助计划(UNITAID)也因此展开，目的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对于疾病医疗药品的采购，在三十多个国家对机票抽取团结税来做为此计划的资金。我们要注意到在此出现了公共与私人并行的结构，像是2002年成立的对抗艾滋病、结核病与疟疾的全球基金，这个财政援助计划负责集中与分配所有用于反爱滋活动的资金。
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成立于1988年的国际艾滋病协会(IAS)今日集合了一万六千名成员，这些成员包括了许多研究人员和与病毒相关的专业人员。这个非营利性质的协会宗旨在成为领先的专业平台: 获得200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近来被提名为协会主席就是一项证明。因此，国际爱滋会议(IAC)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透过对全球的动员与对出资者的鼓励捐赠，它向大众宣传科学上对此疾病的最新发现。此外，各方专家选择在此会议上宣布未来根绝此疾病的可能性，这具有相当重大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因为这项观点是建立在显著的技术突破之上。我们必须提及全球第一位痊愈的柏林艾滋病患，他在2007 年进行骨髓移植后痊愈。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今日还有三千四百万人带有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一千五百万名病患中仅有54%即八百万人享有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此外，联合国预估在2010年可能有二百七十万个新的感染病例产生—从2001年以来降低了20%，然而在相同期间里与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却提高到一百八十万。
一丶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本次会议让我们瞥见在全球公共问题上所有的合作伙伴，在这个场合中的议题是全球流行的艾滋病。但重要的是要探索在这个议题中各方的角力，这个议题聚集了各个相关利益者与不同的资金来源，这对全球灾害治理并非没有影响。
二丶科学的进步vs社会经济逻辑。尽管病毒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今让我们能预期疾病的消失，大多数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然技术性的方法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个疾病被深深地嵌入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中，从全球南北方的差异到道德教化的谴责。
首先，要强调此一活动贡献者的多样性:政治人物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前美国总统柯林顿以及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 ;另外还有艺人如艾尔顿强，国际官员如世界银行行长金镛(Jim Yong Kim)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董事米歇尔·西迪贝先生(Michel Sidibé)，商界人士如比尔盖兹，或有名的科技界人士。这个多部门的动员阐明了国家、国家间行为者与影响力日与俱增的非政府行为者之间渐进的共存现象，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与私人基金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提到牵涉到个人的多重关系结构，像是前美国总统柯林顿就与制药公司谈判降低某些治疗药物的价格。然而，慈善资本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像是盖兹基金会已经投资了二十五亿美元来对抗艾滋病，许多南方世界国家无法填补捐助国因实行紧缩政策而停止捐助的资金缺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七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到2015年将会增加到三倍之多。特别是美国总统欧巴马，除了缺席此会议之外，他还宣布2013年起要裁减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预算。
即便困难重重，根据国际艾滋病协会发起的「寻找HIV治疗方法」，研究的成果看来是相当有希望的，同时全球公共卫生指标看起来似乎有所改善。尽管疫苗尚未成功地被开发，新的观点已被提出来，预期能够使现有的治疗方式更完美，而医疗的花费也已经大幅降低。我们注意到特鲁瓦达(Truvada) 这个例子，它是一种预防性的治疗药物，能降低非安全性行为中的传染风险—根据临床研究，每日服用者能降低90%的风险，此药物在本届国际爱滋会议举行前已经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然而，这项新事物却引起了许多协会组织的忧虑，像是爱滋平权联盟(ACT UP)就提出预防性药物本身可能带有潜在的反效果。更普遍而言，这些技术的实行仍饱受争议，这个疾病所牵涉到的社会逻辑仍然是相当地复杂。
因此，尽管各方一再地呼吁勿对受艾滋病毒感染的患者进行谴责，许多南方国家的行动活跃分子却未能取得签证到华盛顿参加会议。美国政府事实上拒绝了那些性工作者的签证申请，因而他们选择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同时举行一场反高峰会活动。此活动聚集了一千多名示威者，它被取名为性工作者自由节，这个活动是为了要求让性工作者能融入并参与国际爱滋活动，尤其是对抗爱滋的相关决策对这个族群影响极大。这一个行动受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董事的支持，他指出国际捐助仅有少于1%分配给性工作者族群，然而这个疾病对此族群的影响却最严重。此外，那些示威者也谴责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资金分配的附加条件，这项计划要求受资助的协会组织要签署一项反卖淫条款。这个例子显示了在技术层面之外，当问题仍牵涉到政治的因素，要解决一个全球传染病的问题仍有相当的困难。
Dixneuf Marc, « La santé publique comme observatoire de la mondialisation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Mondialisation et gouvernance mondiale, Paris, PUF, 2003, pp. 213-225.
Site de la 19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e sida : http://www.aids2012.org [20 août 2012].
UNAIDS, UNAIDS Guidance Note on HIV and Sex Work, avril 2012, consultable à l’adresse : http://www.unaids.org [21 août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