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érie Le Brenn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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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广西金河矿业有限公司因为倾倒了镉 (为锌及有毒物质开发后的产物) ，对龙河河川造成了污染(位于中国南方的广西自治区)。由于养殖渔业是当地相当重要的产业活动，数以百计的鱼类的死亡给有关当局发出了警讯，当局立即努力试图降低污染带来的危害。位于污染下游地区60公里处，该地区第二大城市柳州，也因此直接受到危害。尽管当局的官方说法颇为乐观，该地的居民则是急忙到超市囤积瓶装水，这也增加了瓶装水短缺的风险。
这起事件为中国近年来工业发展造成的水污染清单再添一笔。这些污染损害尤其在该国面临极大的水力发展差异与日益严重的缺水情况下而显得更加棘手，尚且不论该国对多种能源的需求正快速地增长中。
1979年以来，中国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已经逐渐步入市场经济，并且达到相当程度的国家成长与竞争力，这使得该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二经济大国。在该国经济转型期间的众多发展目标之中，减少进口与促进出口的目标表现在该国高度的工业发展上，这点在实际上也突显了因应强大的工业活动所需的能源供给问题。底土层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煤炭、铀)、金属矿石(铜、锌、铝土矿)以及非金属矿石(石墨、硫、磷…)等资源使得广大乡村地区的探勘活动快速地发展起来，并且许多采矿场也相继地建立，恰好有许多采矿公司也相应成立。
从1990年代开始，能源问题之外也同样存在着领土上水资源不均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南方拥有充裕的水力资源来发展水稻栽培；相反地，北方却水资源短缺且气候干旱。当局想要透过南北资源输送来平衡差异，在1992年建立了三峡大坝，而中国也因为此计划被加拿大针对水资源争议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控告。
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都市转型的过程之中。农村移民也导致了新市镇的出现，在1940年代末期新市镇的数目为69个，到2000年代则增加到670个。在消费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再加上将沿海城市对外国企业的经济开放，这些情况使得工业生产活动大大地增加。此后，因工业活动而造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像是煤矿开采造成的空气污染与水资源探勘所排放的有毒废水，这些污染对公众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我们必须注意两个重点：
一丶 对于能源的迫切需求：为了响应国家与全球的需求，经济发展让中国产业承载着迫切的生产力需求。因此，对于能源需求的增长也加速了中国国营企业的私有化。然而，这个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有「权力分散」的特色，根据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理论，「权力的分散」让国家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
二丶 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中国工业事故的层出不穷促使公民社会的浮现。公民社会在公共卫生与环境方面的影响尤其显著。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结构两极的社会行为者－某些行为者有跨国的关系与影响力－因而在当前能受到当局的重视。
广西金河矿业有限公司在龙江造成的镉污染即为追求生产力与竞争力迫切压力下的症状，这项来自经济成长需求的的压力重重地落在工业发展上。事实上，工业生产的重担产生了对能源供给的持续性的压力，对于能源供给的掌握因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矿业公司必须透过实现更高的生产量与能源供给的多样化，以便加强公司的生产效率。目前许多中国公司在非洲设立，这些公司与西方集团在能源市场上相互竞争。然而，持续增长的私有化让这些公司有可能转型为跨国企业，这也同时削减了国家的控管能力。
事实上，这起事件显示有关当局对于各大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并没有制订强制性的法令，而这些公司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工业污染。今日这些有毒液体的排放，如镉，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来源。对非饮用水的消耗让普罗大众承受了极大的罹患癌症的风险。此外，农业活动也同样因为工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冲击而受到影响。在2011年，由新世纪周刊所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10%在中国生产并外销出口的稻米，被检测出受到镉污染。
在面对大规模的环境损害与来自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当局今后的目标在于减少能源的消耗与减低工业的污染。除了在当地设立相关机构来对污染进行监控，中国政府也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允许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成立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介入。由于国家治理的不足，中国公民社会的行为者因此能够藉由环保行动而组织起来。透过向民众告知可能的风险，公民社会的行为者也同样具有一定的能力来影响政府的政策，这也要特别仰赖许多跨国的组织网络。关于公民社会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其另一项证明就是，中国政府也开始鼓励非政府环保组织来参与揪出企业污染黑名单的活动。
Chen Jie, « ONG chinoises, société civile transnationale et pratiques démocratiques », Perspectives chinoises, 97, sept-dé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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