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re Boha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2
對於中國收購歐洲具代表性的公司企業，有許多觀察家為此感到相當詫異，然而，他們同時也感嘆於歐洲企業的產業外移與在歐洲以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這兩種情況讓歐洲的衰敗更顯哀戚。這促使我們必須釐清權力的概念，以更瞭解全球局勢中權力的多層面關係。
近年來，由於歐洲股市表現疲弱，中國企業趁勢投入龐大資金。中國企業收購歐洲企業的新聞不僅登上各大報的頭條，中國企業也已實際取得歐洲企業的股份─無論過半數或未過半數─，其中的知名公司如Volvo(瑞典)、Château de Viaud(法國)、Club Med(法國)與Rover(英國)，以及其他專業創新業者，如Medion(德國)、Elkem(挪威)，或是BorsodChem(匈牙利)，又甚至是物流和量販公司，如Marionnaud(法國)、Port de Pirée(希臘)和L’Occitane(法國)。
總計，從 2007年到2010年，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外商直接投資成長了339％，而在北美為133％，在南美則是115％。光是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這段期間，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就達到640億歐元，鑒於中國的公共外匯存底達到3兆6200億歐元，投資金額應該還會持續增加。也就是說，中國有能力買下歐元區前八十大的企業。然而，我們注意到來自歐盟外的外商直接投資僅僅佔了投資額的2%。
毫無疑問，此類收購對中國企業來說形成了一種依賴的關係與技術的轉移，對中國企業有益並可提升產品的檔次。有人認為此一成就應歸功於北京的「走出去政策」，透過中國進出口銀行(Eximbank)支持中國企業的貿易野心。所有這些議題在歐洲引起廣泛的討論甚至敵意，尤其目前歐洲苦於金融危機並籠罩於經濟衰退的陰影之下。
把權力簡化成若干資產集合的不可能性。我們在此探討的是權力的結構，是權力促成各種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性的措施。但我們不能用實體主義來解釋權力，因為權力並不存在。意即，嚴格來說，我們僅能夠成為有權力的，但無法擁有權力。我們也應該捨棄新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因其僅以軍事或經濟數字來評量權力。
相互依存之行為者間的競爭。與受爭議的新重商主義大不相同，我們該審視的是複雜依賴關係下的競爭模式：地方政府可由外國非官方組織的直接和間接投資獲得利益，而這些外國非官方組織則透過產業移入策略持續茁壯，在各類卓越中心內發展出結合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假設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接續赫克歇爾(Heckscher)、俄林(Ohlin)、薩繆爾森(Samuelson)，或或是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研究─正確地根據豐富的生產要素來解釋國際貿易，這些理論還必須納入當代的全球化，也就是三個層面的跨國化：貿易、企業以及投資的跨國化。
透過收購西方企業，中國跨國企業的主要目的在於取得歐洲高級且具代表性廠牌之產品所享有的無形資產，如新科技、名望和想像價值。目前全球市場環境的特徵為同類型商品充斥而且顧客的要求愈來愈高，導致了西方高級商品的價值更加提升。日後，消費的經驗而非購買商品本身能創造價值，中國企業即是覬覦並企圖獲得這一無形價值。我們還需提到如此的商業經驗描述將永遠與位於歐洲高科技研究中心的創造者及其他相關人士息息相關。然而，此一模式的延續必須仰賴各類機構的大力支持以及工商社會的綿密網絡，但一項產業外移計劃，即可摧毀殆盡。
此外，儘管中國收購西方企業，但生產活動的創新和管理仍是「象徵符號操弄者」的工作成果(R. Reich)，因此這些職位是難以替換的。實際上，生產的各個不同階段需要有高技能且高收入的人才來管理。因此，我們可以了解，資訊、知識等問題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上都是為了解釋此一不以複製手法完成工作的模式，仍是歐洲權力以及歐洲得以在全球散播價值的主要基礎。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亞洲各國來說代表未來產業移入的資金來源，對歐洲來說則是生產活動的剩餘(surplus)。僅管有北京政府的支持，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是立基於企業策略，而認為對歐洲企業投資的潛在報酬高於位於美國、日本甚至是中國的其他資產。
最後，中國在歐的外商投資集中在文化社會和具象徵性的產業領域，並因而捍衛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優勢地位，且歐美的消費者被視為首要的客戶，而西方社會則如同是唯一的參考標準。雖然我們經常可以從中國消費者身上看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影子，但很顯然的，事實並非如此。歐美的企業仍然集中在西方國家，低調地認可世界經濟(économie-monde)體系，儘管系統性的經濟危機紛擾不斷，儘管西方的模式目前遭受各種質疑與挑戰。
如果我們能謹慎地修正對權力概念的誤解，我們將無法驟下結論認定中國企業的收購意味著一種體系的改變，且這改變僅對亞洲大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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