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re Bohas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2
对於中国收购欧洲具代表性的公司企业，有许多观察家为此感到相当诧异，然而，他们同时也感叹於欧洲企业的产业外移与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这两种情况让欧洲的衰败更显哀戚。这促使我们必须厘清权力的概念，以更了解全球局势中权力的多层面关系。
近年来，由於欧洲股市表现疲弱，中国企业趁势投入庞大资金。中国企业收购欧洲企业的新闻不仅登上各大报的头条，中国企业也已实际取得欧洲企业的股份─无论过半数或未过半数─，其中的知名公司如Volvo(瑞典)丶Château de Viaud(法国)丶Club Med(法国)与Rover(英国)，以及其他专业创新业者，如Medion(德国)丶Elkem(挪威)，或是BorsodChem(匈牙利)，又甚至是物流和量贩公司，如Marionnaud(法国)丶Port de Pirée(希腊)和L’Occitane(法国)。
总计，从 2007年到2010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成长了339％，而在北美为133％，在南美则是115％。光是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这段期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就达到640亿欧元，鉴於中国的公共外汇存底达到3兆6200亿欧元，投资金额应该还会持续增加。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买下欧元区前八十大的企业。然而，我们注意到来自欧盟外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仅占了投资额的2%。
毫无疑问，此类收购对中国企业来说形成了一种依赖的关系与技术的转移，对中国企业有益并可提升产品的档次。有人认为此一成就应归功於北京的「走出去政策」，透过中国进出口银行(Eximbank)支持中国企业的贸易野心。所有这些议题在欧洲引起广泛的讨论甚至敌意，尤其目前欧洲苦於金融危机并笼罩於经济衰退的阴影之下。
把权力简化成若干资产集合的不可能性。我们在此探讨的是权力的结构，是权力促成各种政治丶文化丶社会和经济性的措施。但我们不能用实体主义来解释权力，因为权力并不存在。意即，严格来说，我们仅能够成为有权力的，但无法拥有权力。我们也应该舍弃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因其仅以军事或经济数字来评量权力。
相互依存之行为者间的竞争。与受争议的新重商主义大不相同，我们该审视的是复杂依赖关系下的竞争模式：地方政府可由外国非官方组织的直接和间接投资获得利益，而这些外国非官方组织则透过产业移入策略持续茁壮，在各类卓越中心内发展出结合公丶私部门的夥伴关系。假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接续赫克歇尔(Heckscher)丶俄林(Ohlin)丶萨缪尔森(Samuelson)，或是麦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研究─正确地根据丰富的生产要素来解释国际贸易，这些理论还必须纳入当代的全球化，也就是三个层面的跨国化：贸易丶企业以及投资的跨国化。
透过收购西方企业，中国跨国企业的主要目的在於取得欧洲高级且具代表性厂牌之产品所享有的无形资产，如新科技丶名望和想像价值。目前全球市场环境的特徵为同类型商品充斥而且顾客的要求愈来愈高，导致了西方高级商品的价值更加提升。日後，消费的经验而非购买商品本身能创造价值，中国企业即是觊觎并企图获得这一无形价值。我们还需提到如此的商业经验描述将永远与位於欧洲高科技研究中心的创造者及其他相关人士息息相关。然而，此一模式的延续必须仰赖各类机构的大力支持以及工商社会的绵密网络，但一项产业外移计划，即可摧毁殆尽。
此外，尽管中国收购西方企业，但生产活动的创新和管理仍是「象徵符号操弄者」的工作成果(R. Reich)，因此这些职位是难以替换的。实际上，生产的各个不同阶段需要有高技能且高收入的人才来管理。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资讯丶知识等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上都是为了解释此一不以复制手法完成工作的模式，仍是欧洲权力以及欧洲得以在全球散播价值的主要基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亚洲各国来说代表未来产业移入的资金来源，对欧洲来说则是生产活动的剩馀(surplus)。仅管有北京政府的支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是立基於企业策略，而认为对欧洲企业投资的潜在报酬高於位於美国丶日本甚至是中国的其他资产。
最後，中国在欧的外商投资集中在文化社会和具象徵性的产业领域，并因而捍卫了西方生活模式的优势地位，且欧美的消费者被视为首要的客户，而西方社会则如同是唯一的参考标准。虽然我们经常可以从中国消费者身上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影子，但很显然的，事实并非如此。欧美的企业仍然集中在西方国家，低调地认可世界经济(économie-monde)体系，尽管系统性的经济危机纷扰不断，尽管西方的模式目前遭受各种质疑与挑战。
如果我们能谨慎地修正对权力概念的误解，我们将无法骤下结论认定中国企业的收购意味着一种体系的改变，且这改变仅对亚洲大陆有益。
Baldwin Robert, The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Heckscher-Ohlin Trade Models: A Re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Cerny Philip,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0.
Fromm Erich, Avoir ou être ? Un choix dont dépend l’avenir de l’homme, trad., Paris, Editions R. Laffont, 1978.
Julian Sébastien, « La carte des investissements chinois en Europe », L’Expansion, 25 Nov. 2011,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
http://lexpansion.lexpress.fr/economie/la-carte-des-investissements-chinois-en-europe_272330.html
Juvin Hervé, « Union européenne – Ce libre-échange qui nous ruine », L’Expansion, 19 déc. 2011,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 www.lexpansion.fr.
Nueno Pedro, Liu Gary, « How Geely Watched and Waited for Volvo », Financial Times, 19 Dec. 2011.
Porter Michael, L’Avantage concurrentiel des nations, Paris, Dunod, 1993.
Reich Robert, L’Economie mondialisée, Paris, Dunod, 1993.
« Volvo Cars ne regrette pas son passage sous pavillons chinois », Les Echos, 21 nov. 2011, p. 22.
Walt Vivienne, « Feasting On Europe », Time, 19 Dec. 2011, pp. 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