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49
在15M運動（5月15日運動）發生的五個月之後，世界憤怒者日的成功見證了在新成形的跨國空間中逐漸穩固的社會運動。世界憤怒者日於2011年10月15日舉行，並在全球超過950個城市號召了將近一百萬名的參與民眾。然而，在動員的80個國家中，示威抗議的程度不盡相同：大部分的參與者來自歐洲各國(尤其是西班牙和義大利)和北美，而發自非洲和亞洲城市的示威活動則不夠踴躍。儘管存在這些差異，這一共同提案的成功證明了動員的力量，且與「全球齊聚推動世界改變」(All united for a global change)的標語相呼應。這一標語並非和反全球化運動的口號毫無干系，憤怒群眾為了反對G20高峰會，於2011年11月3至4日來到坎城表達抗議。當然，這些運動的大舉成功無法掩蓋社會運動的各種困難，如警察鎮壓─華爾街佔領 (Occupy Wall Street) 運動的營地驅散，或是組織動員的困難。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民眾的各種舉措表現出一定的凝聚力，具體表現在標語的使用上─憤怒、佔領─，以及相似的行動模式。
首先，我們該注意到，2011年10月15日這一日可視為跨國社會運動獨特歷史性的一部份。我們因此可以提到於2003年2月15日，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遊行在六十餘國總共號召了數百萬人。對於眾多評論家來說，前所未見且於同時間在全球各地聚集的和平團體揭示了一個新的行為者的出現：國際輿論。若這個觀察正遭受強烈質疑，反全球化的出現─始自1999年於西雅圖的群眾動員以及定期聚會的組織「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SF)─可被視作為公民社會跨國結盟過程的一項指標。然而，此論壇支持參與者的異質性以及它與政治界曖昧模糊的關係─世界社會論壇的運作模式經常遭受爭議─，進而限制了此一討論空間的公信力，資訊模糊、不透明亦時常被批評。
至於憤怒這一概念，它的特點在其歷史軌跡，就算發生的地域背景不盡相同，憤怒都能快速地擴展。了解了此一概念，我們可以提及發生在2010年底的幾件重要的群眾運動，如阿拉伯革命、發生在墨西哥的社會運動 (Estamos hasta LA MADRE)、在義大利的「紫色人民」(Il Popolo Viola)。所有這些運動都是抗爭運動初期的徵兆，目的在反對政府的樽節計畫與社會、經濟層面的影響。在西班牙的5月15日運動之後，數個國家相繼遭受挑戰，從希臘到義大利，此外另有以色列、瑞士、葡萄牙，以及在較小程度上，法國。在此一背景下，我們也可以提到在北美各城市逐漸擴散的動員行動，自2011年9月中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佔領」(Occupy)一詞成為通用的詞彙。這些自發性運動的成功以及10月15日的動員，一同推動了段發生在全球各大洲的第二階段民眾運動─我們可提到奧克蘭、首爾或柏林。最後，我們必須留意某些外圍社會衝突和民眾動員有密切的關係，如塞內加爾的「人民受夠了」運動(Y en a marre)，在巴西的反貪腐示威，智利的學生罷課，以及在英國為了反對縮減預算的抗議行動。
一、地區協調和全球同化。動員行動國際化的速度之快讓我們必須檢視其擴散的模式，思考方向從國家背景以下的鬥爭轉換成對世界體系的泛政治評析。這一思考方式讓我們得以分析自憤怒者運動到反全球化運動以來的矛盾關係，其實這兩者之間難以完全分開討論。
二、示威者的想像社群。這一概念─由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其創始的民族主義研究中提出─可能有助於解釋這些示威者之間具象徵性的關聯性。事實上，各地的示威者不僅有著類似的行動劇目─依靠社群網絡、非暴力佔領公共區域、審議民主─，抗議的總體呈現模式也相同。
首先，社會運動的「傳染性」不足以解釋自2011年5月以來動員行為積極的跨國化。若只是單純地結合示威抗議和金融危機，這個分析模式忽略了行為者的策略和他們在「自我呈現」上花的精力(Goffman)。儘管法國的政附通過了一項嚴厲的樽節計畫，在法國的憤怒者運動卻一再失敗，這即是一個典型的反例。此外，就算社群網路和數位工具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訊費用得已大幅降低，我們仍然不可高估其影響力，且不能僅從科技的角度分析。一方面，世界動員日的對外宣傳是由積極投入的支持者所推動：Democracia Real Ya(西班牙)在2011年5月就已宣布將在10月15日舉辦世界動員日。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否認由美國各城市之間臨時卻又充滿象徵性的結盟，所帶來的接續效益。依照同樣的邏輯，地方權力關係的扭轉，如義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的辭職，也有助於強化動員現象。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公開支持，如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或是克萊茵(Naomi Klein)，都深化了憤怒者動員的合法性和可信性。
很顯然的，這個新興示威者社群的策略明確，他們和政黨、工會和媒體劃清界線。然而，他們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延續。憤怒者不僅聘用了反全球化運動的成員，也借助了他們專業的技能，尤其是在民主表達方面。但是，憤怒者重新詮釋並轉換成一套創新的抗議語法，他們的技巧著重在佔領象徵性的公共空間。因為不滿於之前反全球化人士運作的模式，憤怒者動員強調橫向的個人參與，並致力於廢除動員的制度化─以及垂直整合和領導組織化的反效果。因此，憤怒者動員和反全球化似乎是兩個不同卻又互相關聯的社會運動，兩者的參與人士和運作模式互相流通，因此，兩者之間既互補卻又相互競爭。
因此，我們必須分析的是這個原創的動員模式的影響，即政治和媒體領域目前所遭遇到的尷尬處境，因為他們不熟稔憤怒者的抗議詞彙，也因為動員缺少可輕易辨識出的領導人物。在這一方面，政府當局搖擺於強力鎮壓─如在奧克蘭的疏散─，以及軟性回收場地，至今毫無效率可言。與此同時，憤怒者斥責他們並未受到該有的看待，甚至被惡意諷刺：他們指責媒體人把動員簡化成一個分工的政治組織，而完全忽略了微觀層面動員的重要性。示威者遂創造出替代的訊息傳播管道，用以鞏固共通價值。即便先不考量這類運動的可持續性，我們還是得強調憤怒者動員積極和混合的特性，尤其表現在共同口號的傳遞，如99％與真正的民主。目前，由於跨國通訊的強化，全球憤怒者的動員更加穩固，也似乎逐漸形成一個想像社群，超出國家邊境。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 L‘imaginaire national: réflexions sur l’origine et l’essor du nation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6.
La Vie des idées, « Débats autour du 15M. Républicanisme, démocratie et participation politique », 20 sept. 2011, à l’adresse web : http://www.laviedesidees.fr/Debats-autour-du-15M.html [21 novembre 2011].
Paule Clément, « La structuration politique de l’indignation. Le mouvement transnational des indignés », Passage au crible (45), 27 juillet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