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é Cartapanis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47
希腊国债危机的解决之日仍遥遥无期。对于欧元贬值的幅度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如今这已是无法避免的结果，而这情况就要由各个债权国来承担。德国联邦议会最近通过了新的希腊纾困案，内容包括1090亿欧元的借款，而这项纾困案预计将会帮助修正希腊国库的财政问题。但是，执行中的预算调整的幅度－两年内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及骤然施行的薪资紧缩政策已经造成二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4%，2011年下降了5%。
在2009年10月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赢得大选后，新上任的希腊财政部长宣布将重新审查预算赤字的总额。不同于年初预测数据3.7%，审查后发现预算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这项数据之后又数度遭到修正，达到2009年的新纪录15.5%。这也正是希腊国债危机的起点。此后，各国的投资者皆担心希腊无法有效偿还债券。金融市场因此需要高额的风险补贴来继续购买希腊公债，然而信用评级机构则密切记录希腊金融市场的恶化，因此各界对市场的恐慌仍持续延烧，其中也包含对西班牙与意大利国债的忧虑。从2009年秋季开始，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让人担心债券清偿的不足，尤其是在2010年春季或2011年8到9月间。在这些危机接连不断的期间，危急情况间断地因为这几个欧盟国的延期偿付而受到缓解。同一时间，从2009年底起，全球经济的复苏─想当然而是以缓慢的步调进行─让欧元会员国寻求减少政府赤字，这是为了减少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市场的疑虑。而今日经济成长的减速让人担忧经济衰退再度发生，以及欧洲银行之间再度爆发危机，特别是指那些持有大量希腊、西班牙与意大利公债债券的银行。也可以说，希腊危机是源自于总体经济动态现象，它伴随欧洲金融危机而来。但希腊危机也同样对欧元成立的效应带来了惩罚，货币同盟加强了欧元区的异质性，而位于南方的国家在2000年以来累积了贸易失衡以及预算赤字的问题。希腊在国债危机爆发前就已是这个偏差现象的典型的例子，包括其预算能力的不足以及对统计数据的造假。
一丶 银行危机的后果。从前的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伴随银行危机而来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是经济活动的紧缩。而这也大大地影响了公共财政，这个影响是透过不同的管道来进行：1)税收的大幅下降；2)社会支出的增加以及为银行纾困的支出；3)透过自由裁量而增加的预算赤字，以便得到对经济活动进行反周期循环的调节效果；4)沉重的利息支出。
二丶 银行危机蔓延到国债危机。卡门·莱因哈特 (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 在他们新的著作中就明确地强调了这个恶性的连锁效应，他们的著作阐述了八个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始末。从二次战后，公债平均在严重的银行危机后的三年内增加86%。而某些危机的发生更为重大的结果。就此而言，2007年到2010年间希腊公债的增加，由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增加到142%，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只达到大约35%。举例而言，1991年芬兰的银行危机就使得公债增加了将近280%。预算的余额因此从1990年的+1%到1994年的-10.8%。1991年瑞典的银行危机也引发了相同的后果：从危机发生前一年3.8%的预算盈余到1993年11.6%的预算赤字。若公债在银行危机发生前就已居高不下，这种银行危机带来的系统性后果自然更为严重，希腊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其预算赤字分别在2008年达10%以及2009年达15%。此外还要提到欧元会员国对危机处理的无能。
从希腊危机爆发以来，一个货币同盟成员国的国债危机的特点清楚地表现于以下几点：1)理论上，不可能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再提供货币资金；2)要向国际货币基金求援也有困难度，国际货币基金依据总体经济政策对特定的欧元成员国施加一定的条件限制；3)其它会员国也会强烈抗拒主权违约的情况，因为害怕主权违约在其它国家蔓延开来；4)再者，更加不可能为了减轻严峻预算政策的负担而利用汇率或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自此，危机就交付欧洲货币同盟的领导单位来面对。欧洲中央银行─在总裁尚·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的推动下─采取其一贯务实的作法，买下了大量的希腊公债。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延续不只是为了避免主权违约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欧元的崩溃，在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对希腊公债造成难以承受的高额利率的情况下。相反地，其它政府则陷入了困境，他们被迫接收延期偿付与错误的分析所带来的后果。某些国家─由德国为领头─基本上通常有内政或政策原则的考虑，已经在一开始就拒绝授予希腊紧急借款，他们高估了欧盟经济体透过严峻的预算政策来调节公债的能力，尤其在面对如此严重的公债问题的情况下。同样地，他们也要求对希腊国债进行结构的调整，其中牵涉到私人投资方：他们低估了这个危机对欧洲银行或持有希腊债券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或甚至是清偿能力所带来的影响。但他们却也必须接受加入支持计划，支持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这个转折点却也是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推诿规避情况之后才发生，这个情况也说明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疑虑，不只是针对希腊或西班牙债务问题，也同样与欧元以及欧洲银行的稳定性有关。同时，从2009年起，各国预算政策就倾向于减少赤字。这些政策造成了经济成长的衰弱，不只影响到欧洲主要国家，还触及欧元区的边缘国如西班牙、意大利，尤其是希腊。希腊国债危机越演越烈，使得经济的衰退削弱了国家的清偿能力，而雅典街头的抗议声更是络绎不绝。
Aglietta Michel, “La longue crise de l’Europe”, Le Monde, 18 mai 2010.
Cartapanis André, “L’intégration inachevée de l’UEM. La crise de la zone euro”, Chaos International, PAC, (25), 12 juin 2010.
Cohen Daniel, “La crise grecque. Leçons pour l’Europe”, Revue économique, 62 (3), mai 2011.
Reinhart Carmen et Kenneth Rogoff, Cette fois, c’est différent. Huit siècles de folies financières, Paris, Pearson,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