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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42 – 政教分离以落实民主发展 达赖喇嘛卸下政治权力

Anaïs Henry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42

2011年3月10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决定把政权移交给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因此,自4月27日起,洛桑森格担起「领导」西藏社会的角色。这一决定令人诧异,因为近四个世纪以来,达赖喇嘛代表的是政治和精神权利的双重象徵,特别是在15万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眼。

历史回顾
理论框架
案例分析
参考資料

历史回顾

自第八世纪起,西藏经历了各个时期的佛教传播。但是,直到十六世纪,索南嘉措,格鲁派哲蚌寺的第三任住持,才首次被确认为达赖喇嘛。他的两位先任者,也因此溯及既往地被追认为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自此,他们全部诠释了轮回转化的系统。最初,他们仅掌握了宗教权力,而因此维护了四支藏传佛教的发展,即宁玛派丶噶举派丶萨迦派及格鲁派。但在1642年,「由於蒙古的支持,第五世达赖喇嘛统一了 […] 幅员辽阔的领土,并由宗教贵族领导的政府所统治,这位於拉萨的政权又名甘丹颇章政权」。从那一刻起,历代达赖喇嘛在西藏行使宗教以及政治权力。

1949年,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後,毛泽东下令入侵西藏。 1950年,丹增嘉措 - 当时年仅 15岁 – 登基为达赖喇嘛。尽管他努力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他仍然被迫於1959年3月10日流亡到印度。从那以後,许多藏人也流亡国外。其中大部分定居在邻国 (印度,尼泊尔,锡金,拉达克) ,而也有人前往欧洲和英语系国家。早在流亡的初期,达赖喇嘛就已奠定了政府的基础,以维护其人民和文化。多亏了由他建立的宪法,流亡政府,在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气氛下,在达兰萨拉成立。

达赖喇嘛曾获得多个重要奖项,以表彰他对非暴力丶人权与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尤其,他曾於1989年12月10日,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最近一次,美国国会於2007年10月授予他金质奖章,以表扬他对於非暴力所做出的努力。

理论框架

记住两个关键要点:

一丶 民主化进程的完成。达赖喇嘛的决定呼应了怀特海德 (Laurence Whiteheard) 的假设。他指出,在两极世界结束後,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将见证民主化进程的正常化,也就是透过自由选举来决定政治领导人。

二丶 承认与否的资格竞争。我们特别提出,中国针对诺贝尔和平奖西藏得主,所祭出的国际空间的封杀策略。

案例分析

自从他即位以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呼吁民主变革。甚至早在流亡之前,他就更改了司法系统,解除了农民积欠贵族的继承债务。在他离开西藏後,他建立了许多机构以保障西藏的认同,并也因此促进了民主制度。在1980-1990年间,他推动在聚集众多西藏侨民的国家设立办事处。正因如此,在国外的藏人社群现在可以投票选出他们的代表。因此,把行政权利交给总理之後,达赖喇嘛完成了先前即已展开的民主化进程。最近,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为了民主起身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环境背景,因为西藏人并没有要求他们的领导人离开权力,甚至完全相反。也不是因为外来压力造成达赖喇嘛移交政权。根本原因在於他的父爱主义政策和政治魅力,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认为人民自治的时机到了。

除了这个推论,我们也了解到,中国当局一向以不承认政策对付达赖喇嘛。事实上,只要他执行一项任务,或是进行参访,中国当局都与以谴责。对中国来说,达赖喇嘛是个穿麻布长袍的和尚丶分裂主义者丶暴君,企图以严厉手段维持自己的权力。毛泽东甚至在入侵西藏之後,合法化这项行动,理由是必须解放政教合一的政权。其实,资讯的操纵才是西藏入侵行动的核心,目的在於取得国际合法性。然而,当今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导者是一个世俗人士,由多数的流亡藏人普选产生 (55%) 。因此,中国政府不能再使用政教合一这个理由来指控新的领导人。最後,中国和其他国家,曾经谴责达赖喇嘛把宗教带入政治。然而,这一次行政权力下放所完成的改变,将可全盘否定这类批评。

这一决定将写入这场持续超过六十年的政治斗争。以非暴力的模式,西藏人民表明他们是多麽渴望改善中国的人权并尊重人民的自决权。

参考資料

Heath John, Tibet an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res, Saqi, 2005.
Stil-Rever Sofia, Le Dalaï-Lama. Appel au monde, Paris, Seuil, 2011.
Travers Alice, « Chronologie de l’histoire du Tibet », Outre-Terre, (21), janv. 2009, pp. 109-128.
Withehead Laurence, « Entreprise de démocratisation : le rôle des acteurs externes »,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24), mars 2004, pp. 10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