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39
Source : Flickr
根据5月3日朝日新闻的报导，日本政府评估东京电力公司 （TEPCO） 必须支付近500亿美元的补偿金。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发生三个月之后，亚洲第一大的电力公司似乎仍无法掌控在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事故。然而，对受害者的补偿问题，无论针对个人和当地社区，已经引起广泛争议，同时政府当局和电力公司的危机管理也饱受批评。因此，强大的企业主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Nippon Keidanren） 的主席，米仓宏昌 (Yonekura Hiromasa) ，质疑国家应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迄今为止，摩根大通集团指出，东京电力公司在灾难後必须承担的财务成本将达到240亿美元，而美国美林银行提出的数字更要高出五倍。
作为全球第三大核能生产国 – 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 日本现在大约有五十个仍在运作的核电厂，生产该国近30％的电力。为了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严重依赖，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做出一项战略性的决策，优先发展核能工业。在巨额投资和与美国合作的鼓舞下，这个部门在东芝，日立和三菱重工等企业的协助下，发展出可观的规模。2006年，日本的经济丶贸易和工业部，重申了生产目标，至2030年将从核能科技中取得50％的电力需求。在这个指示下，未来数十年预计规划和兴建十馀个新的电厂。
此外还需了解到，日本市场的领导者和全球排名第四的公司，东京电力公司 ─排在德国的 RWE 公司，法国电力公司 （EDF） 和英国的 E. ON 公司之后─ 成立于1951年，目的在於终止国家垄断能源。在六十年代，该公司经历了强劲的成长并投入核能工业：福岛第一核电厂於1970年3月开始运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东京电力公司已成为亚洲第一个跨国电力生产业者。然而，这个企业的发展神话也遭到众多丑闻的批评：2002年8月，政府当局发现了经营者十几个伪造文件，以隐瞒自七十年代以来发生在电厂的意外事故。一般说来，对於核电产业的争议不断增加，如发生於1999年的东海村事故或是2004年的美浜発电厂事故。至於关於东京电力公司的意外，2007年的新泻县中越地震迫使东京电力关闭它最大的核电厂 ─柏崎刈羽核电厂，位於东京以北250公里─ 长达21个月。该公司当时陷入了28个年来的首次亏损，估计为44亿美元。
一、 核领域的忠诚网络。环保团体常以”寡头政治”来批评，核领域严重的官商勾结在这次危机处理中表露无遗。为了逃避政治和司法责任，决策者试图保持表面的团结气氛，以面对大众的批评声浪。
二、 逃避指控 （blame avoidance）。然而，一旦谈论到责任的归属问题，灾难管理也可以成为官商互相角力的舞台。这一次的危机中，日本政府甚至在地震发生之前就已显得软弱无能，而试着把事故的责任推拖给东京电力公司。
首先，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次核能事故与跨国石油公司 BP 於2010年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公开责难一个「不守规则」的跨国公司丶追究外包公司的责任或是公司股票市值大幅滑落，种种共通的情况都在「後危机的背景」之下发生。此外，东京电力公司似乎并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因为迟至2011年4月18日，才提出第一个抗灾计划。至于东京电力的领导人，他们所做的仅是躲藏在公开道歉的仪式里。然而，该公司的公开声明不是不完整就是不正确。一再重复的错误，以及日本政府的责难，造成东电公司的信誉破产，也激起了「社会科技争议 (socio-technical controversies)」 与替代的专业评估方法。然而，与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情不同，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的监管机构失去作用，特别是隶属於经济贸易和工业部主管督察事务的核能与工业安全局 (NISA) ，以及核安全委员会 (NSC) 。尽管有专家学者提出警告，如地震学家石桥克彦 (Katsuhiko Ishibashi) 和茂木清夫 (Kiyoo Mogi) 更进一步谴责其中的利益冲突，但事安全标准仍未重新修订。仔细说来，原子能总署的建议也被忽视，如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尔巴拉推动的五年内停止铀浓缩活动和核燃料再处理计画。
此外，日本政府面对东京电力公司，一方面威胁要国有化，一方面又以行动支持，模宁两可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在这一方面，与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 (Greenpeace) 保持距离 ─以进行辐射量的测量，或管理赔偿基金会以防止银行和东京电力破产─ ，即可证明这种做法。还记得日本政府过去曾经「掩护」该业者的意外，因而2002年的丑闻对该集团的冲击非常有限。接下来还需注意到日本核能业者的国际化发展，伴随了九十年代日渐放松的管制。例如，於2010年由政府和工业界签订的日本国际核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JINED) 协定，以向国外出口技术。再来，还需提到东京电力公司在京都协议书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帮助日本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所订下的目标。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忠诚」的让政府高层和电力巨头结盟成一个网络，更巩固了政府机关和战略产业的关系，并在经济丶贸易与工业部凝聚，不仅主管核能源的推广，也负责安全检控。
目前，此种政府和业者的关系缩减了灾难管理的空间，尤其是放射性物质外泄量的评估。四月底，日本首相的科学顾问，小佐古敏荘 (Toshiso Kosako) 教授辞职，以表达不认同内阁所采取的措施。再者，某些重要的评论家抨击由核能产业「忠诚的」主管所发布的「资讯的循环回路 (la circulation circulaire de l’information)」─依照布迪厄 (P. Bourdieu) 的词句。与美国对英国石油公司的反应不同，日本当局试图在两种态度之中取得平衡，其一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东京电力公司，其一为指责东京电力早已有过违规事例以「逃避指控」。在任何情况下，公丶私领域的官商勾结都不会被全然质疑。风险来自於政府的一意孤行 (cavalier seul) ，以战略性考量的名义，控制甚至隐瞒资讯。这类秘密的组织过程 ─不能归咎於日本特殊的民族性─ ，不仅对日本人民有害，在这起事件，也对「世界公共财产」有害。然而，这次意外也凸显了国际监管机构 ─包括国际原子能总署─ 本身的问题，仅重视核能在军事领域的议题，但却疏忽了风险也非常高的核能民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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