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a Rimasson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36
2011年3月11日，日本经历了里氏规模9级的地震，其震央发生在太平洋。地震立即引发的海啸，摧毁了日本群岛的东海岸，而该地区有相当密集的核电厂。因此，在这一人道危机之外，增加了影响全世界的核灾难。日本的邻国，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悲剧迅速作出反应。中国政府派出了救援队，为幸存者提供紧急救援物资，甚至燃料，同时在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组织动员，收集捐款。最后，中国政府已疏散在灾区的3000名中国公民。但是，这起事件最重要的是将导致中国重新检视自己的原子能管理。
在1281年，神风台风摧毁了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忽必烈蒙古舰队。此类天然特性，使日本相对於中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仍能保有国家的独立性。
相对来说，中国对日本，分别在1895年和1931年，历经两次重大挫败。后一次致使日本占领满洲，直至1945年，投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这些历史事件仍旧会引起外交关系紧张，日本首相小泉参拜东京靖国神社或中国宣称拥有对钓鱼岛其及附属岛屿领土的拥有权就是证明。然而，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发生的地震，改善了中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事实上，北京接受了日本救难团队的人道援助。
从核问题整体来看，不要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核武大国，并曾在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第一次核试验。 在1984年，中国成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员，也在1992年3月9日，在多年的否决之後，北京终于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紧急援助。當自然灾害發生時，国家，亦或者是非政府组织 – 尤其是拥有国际規模者 – ，向灾区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除了表现同理心，这种援助提高了捐赠者的知名度，并允许他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他的道德价值观。
2、 通过非正式渠道的外交行动征用。民间社会行动者绕过传统的机构以实施的對外政策，而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这种现象阐明了由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罗斯诺 (Rosenau) 所提出的技能革命 (skill revolution) 的概念，罗斯诺呼吁重新评估民间社会行动者的角色，并考虑宏观与微观混合描述。
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无论是在南中国海的军事紧张冲突或日本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外交机构时常处在瘫痪的状态，阻碍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真正的对话。然而，四川大地震和这次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本州岛的地震，是促进两国人民团结的一个重要契机。事实上，中国人民仍记得他们的邻居提供的协助，而现在反过来动员来援助他们。微观的互动，在个人层面上建立，显然地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在此危机和紧急情况之下，地方各级部门跳过中央政府部门和中国共产党 － 与日本建立姐妹市关系目前正在发挥功效 － ，甚至是民间社会响应各协会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救援行动，如中国红十字会。这说明了，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促使权利的重新分配，以符合国内和跨国团体的利益。发展合作的企图心迫使当局改变其政治策略，此类新行动者的外交动作强迫当局改变自己的初始位置。尽管因为缺乏自主性而经常遭受批评，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目前正运用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来影响其决定。这些组织迫使政治机构通过他们的方案，因为他们的行动计画更为适宜，再加上他们来自「下层」的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为中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伙伴，尽管在面对各种争议时，中国当局仍试图维持其垄断地位。但这类操作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所有提供给日本居民的援助与中国的人权概念相符，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此外，还须提到的是，这场影响日本的危机也有利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双方正建立健康危害预防和紧急援助的合作机制。
对北京的政策冲击也体现在赋予核安全总局更显着的地位和给予环境部更重要的角色。在此之前，环境部 (Ministère de l’environnement) 仅是政府一般的机构，它现在拥有更多的预算。然而，专家们在中南海的决策机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因为知识已经成为一个合法的工具，能改变政府议事日程上的优先顺序。北京，尽管目前管理着25个核电厂的建设，且13个已经开始运转，不久前冻结了兴建新的基础设施的决定，并大力加强和提升安全标准以及放射性物质的预警/测量系统。
自然环境和原子科学技术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问题均有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领袖被迫以更高的透明度来回应，并且更重视舆论。尽管如此，中国的能源需求，时时提醒政府另一种优先顺序。事实上，在2007年，北京与法国阿海珐公司 (Areva) 签署了在核能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同 － 价值80亿欧元 －，以提高能源生产和掌握新技术：透过着名的新一代EPR反应炉。原子能的开发 － 在许多国家 － 仍然是国防秘密，因此很难进行民主辩论。不过，在这个战略领域所建立的公共和私人层面的伙伴关系，表现出某种国家权利的削弱，而由某些经济团体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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