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é Cartapanis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32
2010年11月11至12日在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遭受的评论中，有些还令人深省。华盛顿峰会(2008年11月15日)企图重整资本主义并准备提出一个新的布列敦森林体系，而在那之後，我们期待这最近一次的会议能进一步掌控汇率扭曲，这项常被称为货币战争的问题。最後，我们也希望能规划出关於货币新制度的草图。然而，在此方面， G20 的成果似乎令人极度失望。然而，各国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仍然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大方向，且看来野心十足。但此改革须等到2019年才会全然执行。
自从2008年秋天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元首和政府领导人随及采取共同的行动并通过一项庞大的巩固金融体系计画，以避免如此悲剧在未来再度发生。G20 华盛顿峰会於是通过了「行动计划」，以结合另一个针对金融中介人延续并加强控管的计划。2009年4月2日，G20 伦敦峰会仔细研拟出此计划的期程表，期使华盛顿会议做出的决议能更容易被执行。2009年9月24丶25日的匹兹堡峰会以及2010年6月26丶27日的多伦多峰会，持续先前的工作，但未特别订出金融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两次峰会扩大了特定议题的讨论，如关於国际机构治理─尤其是国际货币组织，与总体经济和汇率政策的合作。最近的一次会议，首尔峰会，研拟出一个新的宣言，纳入了强调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合作的「行动计划」。这份宣言认同金融稳定委员会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和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 (Basel Committee) 的提议，一套新的宏观审慎标准，今後称为巴塞尔协议III (Basel III) ， 将施用在银行上。
一、 全球不平等与货币战争。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国际收支的全球不平等有关，且不平等自2000年来在新兴国家(中国丶俄罗斯丶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与美国之间逐渐累积。实际上，逐渐累积的美元外汇存底，使得国际资金流动猛烈成长。汇率扭曲亦因此伴随而来，某些货币的币值被低估(如人民币)，然而美元持续被高估，造成美国竞争力的负担。至於欧元，则仍维持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准。这种情况肇因於中国的货币政策，因其拴住人民币相较於美元的币值，并以出口带动经济成长。然而，目前部分货币币值扭曲严重，某些国家─中国丶德国丶日本，持续写下巨额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纪录，且促使资金汇款大量增加，并造成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货币币值被高估。因此在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与不动产市场造成新的投机泡沫。透过合作机制来限制这类全球不平等的构想也由此而来，正如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勒 (Tim Geithner) 的提议。进一步说明，一旦国际收支不平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无论是经常收支顺差或逆超的情况，必须强制调整总体经济政策。另一个方法则考量放任汇率依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以消弭货币战争及操弄汇率的风险。
二、 宏观审慎监管。应用於银行的审慎监管旨在抑制高风险的行为并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两个主要目的。审慎监管应有助於保障各个银行中介人，以确保存款户和投资人的权益，尤其是当个别机构破产。此乃传统上认为的审慎监控措施，即被视为微观审慎的「巴塞尔 I」或「巴塞尔 II」，其目的在於降低个别机构的金融困境风险，并把冲击独立於经济体之外。但考量到银行在总体经济方面的功能，银行控管应该同时注意如何稳定整个货币和金融体系。换句话说，银行控管旨在降低系统性风险。我们因此可以了解宏观审慎模式确保了在金融体系下贸易的稳定丶持续，即便它也限制过度负债的成因。最後，银行监管的重点在抑制任何可能导致金融困境的风险，否则将在经济发展方面造成严重的损失，如同2008至2009年所发生的系统性危机。
在货币和汇率政策合作的领域，首尔峰会是个挫败。事实上，会中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协议，中国不仅反对缩减全球不平等，亦不支持货币系统和汇率政策的全球治理。与其制定新的规范，参与国家宁可把协调全球总体经济政策的任务托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关於总体宏观监控方面，首尔峰会有实质的进展，但却没被广泛讨论。新的总体审慎措施，被命名为巴塞尔协议III (Basel III) ，要求银行大幅增加净资本准备金，并采用新的利率和杠杆作用，而银行日後必须绝对遵守。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於限制银行的各种风险─无流动资金丶无清偿能力以及转换票据。至於银行传染性风险和连串金融动荡的预防，也已拟定出不同的措施：1) 为了降低特定机构在体系中的重要性，限制它们的规模，或限制其在债券市场上操作的商品种类。 2) 稳固净资本准备金，以防备被另一个机构波及的风险。 3) 扩大总体宏观监控的范畴，使其涵盖如对冲基金 (Hedge Funds) 等机构，或是金融商品 (以及衍生商品) 等，直至今日仍逃避控管的项目。日後，依据这些机构在体系内招致风险的程度，某些被认定为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必须遵从规定，比起其他中小型的银行储备更多的净资本准备金。如果说这些措施必然带往好的方向，在放宽金融管制方面也有重大的改变，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执行的日程表推延直到2019年。最後一点需要注意到的是，巴塞尔协议 III 各项原则的实行次序仍须经过各国政府的同意。
Cartapanis André, La Crise financière et les politiques macro-prudentielles : inflexion réglementaire ou nouveau paradigme ?, Conférence présidentielle, 59e Congrès de l’AFSE, Université de Paris-Ouest-Nanterre-La Défense, 10 septembre 2010 : http://www.touteconomie.org/index.php?arc=v25.
G20, The Seoul Summit Leader’s Declaration November 11-12, 2010:
http://media.seoulsummit.kr/contents/dlobo/E1._Seoul_Summit_Leaders_Declaration.pdf
Cartapanis André, « Les architectes de la crise financière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Un Monde en sursis, dérives financières, régulations politiques et exigences éthiques, Paris, L’Harmattan, 2010,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pp. 4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