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24
由世界卫生大会在2007年5月所订立，世界疟疾日在2010年4月25日举行了庆祝。这项活动召集了针对这种寄每年感染超过250万人口，并造成百万人口死亡的寄生虫病所奋斗的行为者。此外，疟疾瘟疫仍然在上百个国家流行，主要在非洲 – 占其死亡率的85％ – 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显示，经过证实的病例数在27个国家中减少，包括赞比亚，卢旺达和厄立特里亚。此外，自2003年以来，国际资金挹注增加了将近6倍，在2009年达到$ 1.7亿美元。令人鼓舞的是，这种情况重振了根除这一致命的人畜共患病的希望。
这种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 恶性疟原虫 – 及其传播途径 – 按蚊蚊子 – 发现于19世纪后期。但在防治疟疾方面的国际合作，限于1924年成立于国际联盟委员会。在20世纪的第一部分，在国际上对抗这种寄生虫的许多倡议是由慈善机构发起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在30年代建立了具体的研究方案，从而有助于在美洲和欧洲进行疟疾载体的根除。此外，自1946年成立世界卫生组织以帮助全球根除这一祸害以来，疟疾已消失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在这方面，第8届世界卫生大会于1955年针对根除疟疾计划的基础上，发起了两个工具的组合：氯喹 – 第一个先合成抗疟疾 – 和DDT杀虫剂（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然而，这个运动的技术方向和由上而下的管理忽视了当地的现实。最后，增加由疟原虫和蚊子发展的阻力加剧了根除疟疾计划的财政和组织的困难。根除疟疾计划是一个赤裸裸的失败，世界卫生大会并在1969年公开的谴责这项失败。
自此之后，疾病议题似乎从国际议事日程上消失，直到90年代才又开始进行倡议，使得抗疟行动得以重新部署。例如，阿姆斯特丹会议的世卫组织在1992年举办，或是订立了消除这种寄生虫进入了千禧年发展目标。此外，在2000年阿布贾宣言中，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到2010年减少一半的疟疾死亡率。与此同时，新的合作制度也开始建立，其中一些 – 私人行为者，如盖茨基金会 – 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配置有利于加强与跨国公司的联系，特别是制药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异质的集合组织了公私合作模式，在1997年与1999年之间出现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Roll Back Malaria Partnership），疟疾新药研发公司 (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 或疟疾疫苗倡议 （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这些事态发展表示关切资金的方式 – 加上防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在2002年1月的创建 – 总量已大幅增加。在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的疟疾助推器计划 (Malaria Booster Program) 和美国总统的疟疾倡议 (United-States President’s Malaria Initiative) 的联合努力，将很快达到每年50亿美元的目标。现在，全球防治疟疾行动计划，以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在2008年提出，作为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服务的路线图。
一、 机会之窗。这个由 John Kingdon 提出的概念，在于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被列入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当中。因此，世界疟疾日，有利于反对这种感染的国际努力。
二、 使工具变化专名事。抗疟疾策略形成了一个技术方向，并利用其工具的盈利能力和效率，来进行合理化。然而，这样的经济逻辑忽略了这些措施的社会层面，并且可能会为了在短期内迅速修复而蒙受风险。
首先，从90年代开始，直到2010年4月25日的大游行，代表了参与活动的动员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疟疾日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是因为由联合国大会决议案55/284所通过的防治疟疾十年计划刚刚结束。除了这个考虑，全球基金捐助者会议将于2010年10月在纽约举行，以确定这些人直到2013年所该负担的义务。在这个世界疟疾日的基础上，透过科学会议，集会和体育界纪念活动，代表了对这个疾病斗争行为者的机会之窗。然而，这第三版的特色就是 Counting Malaria Out （打疟疾）的口号，明确的指出由比尔盖茨在2007年重新倡导消灭疟疾的理想。然而这个目标 – 在1969年的失败后，就被世界卫生组织搁置以来 – 标志着与过去的失败经验划清的象征意义，并进一步藉由一个关于革新并有效的行动模式来奠定了达成共识的基础。
但是，如果数据评估是令人鼓舞的，那么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则谴责着无理的乐观。疟原寄生虫开始对青蒿素具有抗药性的– 这项抗疟药物在70年代被研制 – 并能够抵抗许多杀虫剂，例如菊酯类农药。此外，最近的研究发现在一些猴子上出现病原虫，这对于原先仅针对人与蚊子之间进行研究的封闭系统提出了质疑。如此看来，防治疟疾的全球运动被批评为只是中程的。除了对于国际卫生政策的技术性批评之外，这些反对意见也批评未将本地行为者包括在内。在这个角度来看，根除疟疾的目标只具有广告效果，只是短时间的方案，并没有提出任何长期的承诺。此外，盖茨基金会被指控透过支持那些有利可图的方案，例如普遍进行免疫，使得根除疟疾计划偏离正轨。科学研究的成功，虽然让疟疾疫苗顺利发展，但并不能保证它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全体人民的实际使用并不能被确保。借镜A流感的例子，在抗疟疾行动中了一个错误的狭隘想法，那就是认为只有疟原虫的复杂性才阻碍了超过20年以来的研究。
若我们将对抗疟疾只限定在技术层面上，这将会掩盖了一直普遍存在的南北差距。事实上，大多死于疟疾的患者都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和孕妇。换句话说，制药公司无法预期投资将有可观的回报，而相关的创新成本往往很高。然而，有些措施已经实施，如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 药厂）的非洲疟疾伙伴关系 – 这是目前测试的疫苗RTS,S – 或赛诺菲安万特 （Sanofi-Aventis）的影响疟疾项目 （Impact Malaria）。但是，即便公众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让私营部门进入疾病领域，这样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含糊之处。世卫组织多次谴责37个实验室不顾引发寄生虫抗药性的不良后果，坚持将青蒿素做为单一治疗药物以进行商业化。从今以后，防治疟疾的胜利，将必须同时考虑到科学层面的进步，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的社会层面。
« Malaria 2010: More Ambi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lease », The Lancet, 375 (9724), 24 avril 2010, p.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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