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譯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24
自 2007 年 5 月間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制訂了世界瘧疾日,最近一次的慶祝活動於 2010 年 4 月 25 日舉行。世界瘧疾日活動召集了所有對抗此一疾病的行為者,每年感染此寄生蟲病 者,超過 250 萬人,並造成百萬人死亡。此外,瘧疾仍然流行於上百個國家,尤其是非洲(占 其死亡總人數的 85%)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地區。但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統計 顯示,在 27 個國家中的確實病歷數已經減少,其中包括贊比亞,盧安達和厄立垂亞。此外, 自 2003 年以來,針對防治瘧疾的國際資金挹注增加了將近 6 倍,在 2009 年達到 1.7 億美元。 令人鼓舞的是,這種情況重振了根除這一致命的人畜共生疾病的希望。
這一由寄生蟲(惡性瘧原蟲)引起的疾病,及其傳播途徑─按蚊,被發現於19世紀後期。但 在防治瘧疾方面的國際合作,限於1924年成立於國際聯盟委員會。在20世紀前半,在國際上對 抗這種寄生蟲的許多計畫是由慈善機構發起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在30年代建立了具體的 研究方案,從而有助於在美洲和歐洲進行瘧疾傳媒的根除。此外,自1946年成立世界衛生組織 以幫助全球根除這一災禍以來,瘧疾已於大多數西方國家中消失。進一步說明,第八屆世界衛 生大會於1955年在「根除瘧疾計劃」(Programme d’Éradication du Paludisme)的基礎上,結合了 兩個工具:氯喹(chloroquinine)─首個合成抗瘧疾藥物,和DDT殺蟲劑(雙對氯苯基三氯乙 烷)。然而,這個著重於技術層面和國際宣傳的管理方式忽視了當地的實際情況。此外,瘧原 蟲和蚊子的抵抗力逐漸提高,加劇了根除瘧疾計畫的財政和行政上的困難。根除瘧疾計劃是一 個赤裸裸的失敗,世界衛生大會並在1969年公開的譴責這項計畫。
自此之後,疾病議題似乎從國際議事日程上消失,直到90年代才又出現新的措施,使得 抗瘧行動得以重新部署。相關行動如,世衛組織於1992年舉辦的阿姆斯特丹會議,以及把消除 瘧疾寄生蟲寫入千禧年發展目標(Objectifs du Millénaire pour le Développement)。此外,在2000 年阿布賈宣言(Déclaration d’Abuja)中,非洲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承諾在未來十年內降低一半的 瘧疾死亡率。與此同時,新的合作制度也開始建立,其中某些行為者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如私 領域的蓋茨基金會。這種配置有利於加強與跨國公司的聯系,特別是製藥公司。在這種情況 下,這種異質的集合建立了公私合作模式,在1997年與1999年之間出現的遏制瘧疾伙伴關系 (Roll Back Malaria Partnership),瘧疾新藥研發公司 (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 或瘧疾疫 苗倡議(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這類演變也和資金籌措相關,隨著防治愛滋病,結核和 瘧疾全球基金在2002年1月的創建,資金總量已大幅增加。在蓋茨基金會,世界銀行的瘧疾防 疫推動計劃 (Malaria Booster Program) 和美國總統的瘧疾倡議 (United-States President’s Malaria Initiative) 的共同努力下,將輕易達到每年50億美元的目標。今日,由遏制瘧疾伙伴關係於2008 年所提出的「全球防治瘧疾行動計劃」,是為大多數瘧疾防治行為者的指導藍圖。
一、機會之窗(policy window)。這個由 John Kingdon 提出的概念,在於思考一個問題如 何被列入政策制定者的考慮當中。因此,世界瘧疾日,有助於國際間對抗此一傳染病。
二、工具的技術化。抗瘧疾策略形成了一個技術方向,並利用其工具的盈利能力和效 率,來進行合理化。然而,這樣的經濟邏輯忽略了這些措施的社會層面,並且可能會為了在短 期內迅速修復而蒙受風險。
於 2010 年 4 月 25 日舉行的相關活動代表自 90 年代以來瘧疾防治運動的強化。亦即世界 瘧疾日具有象徵性的涵義,尤其聯合國大會決議案 55/284 才剛通過「防治瘧疾十年計劃」。 除此以外,2010 年 10 月在紐約將召開世界基金捐助者會議,以訂出直到 2013 年所要做出的努 力。透過世界瘧疾日,在全球舉辦眾多的科學研討會,防疫活動和各類紀念活動,對從事防治 瘧疾的行為者來說,這個日子是一個「機會之窗」。此外,第三屆的世界瘧疾日與之前不同, 其口號「打敗瘧疾」(Counting Malaria Out),明顯來自比爾蓋茨於2007年重新倡導消滅瘧疾時 的理想。然而,這一目標─在 1969 年失敗後,就被世界衛生組織擱置─代表著與過去失敗經驗 劃清界線的象徵意義,並藉由革新且有效率的行動模式以重新奠定共識的基礎。
如果當前瘧疾防治的統計結果是令人鼓舞的,然而,不認同的聲浪仍譴責這些研究過度 樂觀。瘧原寄生蟲開始對青蒿素具有抗藥性(這項抗瘧藥物在 70 年代被研製)並能夠抵抗許多殺 蟲劑,例如菊酯類農藥。此外,最近的研究發現在一些猴子上出現病原蟲,這對於原先僅針對 人與蚊子之間進行研究的封閉系統提出了質疑。如此看來,全球防治瘧疾的運動被批評欠缺長 遠規劃。除了技術性批評之外,這些反對意見也認為國際衛生政策在制訂時並未考量地方行為 者的角色。
在這個角度來看,根除瘧疾的目標只具有廣告效果,僅是短時間的方案,並沒有提出任 何長期的承諾。此外,蓋茲基金會被指控透過支持那些有利可圖的方案,例如普遍進行免疫, 使得根除瘧疾計劃偏離正軌。科學研究的成功,雖然讓瘧疾疫苗順利發展,但並不能保證它的 社會效果,也就是說,無法確保全體人民都能實際使用這些疫苗,當前的新型流感即是一個例 證。而在抗瘧疾行動中,二十年以來,認為極其複雜的瘧原蟲是唯一阻礙相關研究的原因,也 必須加以釐清。
若我們將對抗瘧疾只限定在技術層面上,則將掩蓋普遍存在的南北差距。事實上,大多 數死於瘧疾的患者都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兒童和孕婦。換句話說,在這些地區,製藥公司無 法預期其投資將有可觀的回報,且相關的創新成本往往很高。然而,部分措施已經開始進行, 如葛蘭素史克藥廠 (GlaxoSmithKline)的非洲瘧疾伙伴關系(目前正測試疫苗 RTS,S)或賽諾菲 安萬特(Sanofi-Aventis)的瘧疾衝擊計畫(Impact Malaria)。但是,即便公共和私營部門伙 伴關系讓私營部門進入疾病領域,這樣的關系並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世衛組織多次譴責 37 個 實驗室不顧引發寄生蟲抗藥性的不良後果,堅持將青蒿素做為單一治療藥物以進行商業化。從 今以後,防治瘧疾的勝利,將必須同時考慮到科學層面的進步,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的社會層 面。
« Malaria 2010: More Ambi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lease », The Lancet, 375 (9724), 24 avril 2010, p.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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