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Tulmets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16
在2009年12月失败的哥本哈根会议失败之后，新上任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于2010年2月11日召集欧盟各会员国的领导人以召开抢救经济特别高峰会。在此情况下，此会议成为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第一个受到媒体关注的欧盟高峰会。但是，尽管会中提出一些创新的措施，欧盟的对外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引起注意。欧盟的对外政策仅勉强象徵性地写进条约，而似乎被认定停留在次要地位。
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欧盟无法解决各个危机，包含在其邻近区域的冲突(如巴尔干半岛)，欧盟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义在这个多极世界(monde multipolaire)中所扮演的角色。2002年签定的欧洲前途公约(Convention sur l’Avenir de l’Europe)提出对外政策新的展望，企图简化先前的条约并赋与欧盟国际法法人格。但接下来的欧盟宪法条约于2005年遭到否决，重新编写的新条约于2007年12月13日在里斯本通过，而终于在2009年12月1日生效。然而，第一场欧盟高峰会却完全忽视重要的国际问题，而把焦点摆在如何援助希腊以及「Europe 2000」促进经济成长暨就业计画。
欧盟首位常任主席上任仪式作为一个新的主权机构的宣示，却意外暴露出欧盟薄弱的软实力和扩溢效应的限制。
1. 软实力 (Soft Power)。当奈依(Joseph Nye) 提出这个论点时，他企图定义美国享有其在国际上吸引力。除了强制力以外，他也想要归纳出美国为何能依靠其他方式影响他们伙伴。软实力的基础是经济，再延伸至社会和文化资源，而和军事实力─传统上认为的「硬实力」─对立。欧盟经常向外宣传其内部整合最成功的几项政策(如单一市场)，并运用欧元区所衍生的吸引力以打入国际社会。因此，近期欧盟发表的政治谈话中曾运用软实力这个术语，以支持欧盟往东扩大的策略。实际上，这个模式也被反覆应用在目前进行中的欧盟入会协商，以及自2004年替欧盟扩大后南方和东方国家规划的欧盟近邻政策 (Politique Européenne de Voisinage, PEV)。
2. 扩溢效应 (Spill over)。研究欧盟整合的专家学者重新詮释这个由梅传尼 (David Mitrany) 提出的概念。此项概念旨在解释现存某些非政治相关领域紧密的合作关系，如农业和运输等。但接下来，合作的领域往较政治性的方向扩散。在这个逻辑下，单一货币「欧元」的创立，当时必须仰赖各会员国放弃自身的特权，尤其货币为一国主权的象徵。当扩溢效应由某一部门带动另一个部门发展，对外政策领域也将得以有更高度的整合。举例来说，由于欧盟单一市场整合的成功，欧盟共同贸易政策才接著顺应而生。至于危机预防的应变措施，部分制度则是依据申根协议而来。当然，2月11日的欧盟高峰会见证了欧盟不同行动计画之间紧密的关系，但也同时透露出各部门间的协调不足的问题。
一、 维护欧盟的软实力。
在危机时期，欧盟依靠其制度规范和经济发展成果捍卫其在国际上的信誉并维持软实力。里斯本条约设下一新局，给予欧盟一个可以对外联繫的「电话号码」以回应前美国国务卿季辛格点出当时欧洲面临的困境。而正是因为里斯本条约设下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一职，履新上任的范龙佩才得以在轮值主席制之外，召开此次高峰会：如为了因应国际情势需要，欧洲理事会主席可以召集各会员国领导人举行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该问题的发展并定出欧盟对此一政策的策略方向(欧洲联盟条约增修版第26条)。但是，若此条约赋予欧盟某些重要的权责，它却并未预料如何有效率地分配这些权责以改善欧盟的能见度。关于这一方面，新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必须和已受到不少外界批评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艾希顿 (Catherine Ashton) 一同努力，然而这个不久前设立的外交职务在行政上仍窒碍难行。欧盟各会员国的领导人仍然保留象徵性的实权，且因为欧洲理事会「拟订欧盟重要的战略利益，决定目的，并执行对外政策和共同安全的总体方针(第15条)。
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也让欧盟经济软实力的不足之处重新浮现。因此，欧洲国家把首要任务放在重整欧元区和就业市场显示出它们已无法独自对抗国际化且缺乏整飭的市场。但如果欧元区衰退，负面的扩溢效应恐怕会损害共同市场的稳定和欧盟的对外关系。因此，欧盟必须先面对内部运作的种种挑战，才可能以一个整体对外发声。
二、 德、法两国，以往扩溢效应的推动者。
在欧盟整合的过程中，长久以来德、法两国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以达成政治共识。然而2月11日的高峰会却让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欧盟创始国已无力让欧盟各国互相妥协。以经济成长和就业问题来说，欲实行的措施并未得到二十七个会员国一致支持。在类似情况下，德、法两国曾共同呼吁创立一个欧盟层级经济管理单位，但此意见并未被采纳。其实，就算德、法两国看重对外事务对欧盟期程的影响仍相当有限。
德、法合作的效益至此表现得薄弱，无力再推动欧盟政治整合以提升其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无庸置疑，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和欧盟往东扩张以来各国的歧见。这些歧见其实并非如美国保守派人士所理解的肇生于「新、旧」欧洲的对立，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政治对立的态势。直到今日，欧盟整合仍为了其制度运作应采用跨国制或联邦制而争执不休，而各国对将来需优先处理经济或是政治问题亦意见相左。
Laïdi Zaki, La Norme sans la force : l’énigme de la puissance européenn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5.
Mitrany David, A Working Peace System, Londre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Nye Joseph,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9 (2), 2004, pp. 255-270.
Tulmets Elsa, “A ‘Soft Power’ with Civilian Means: Can the EU Bridge its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 in the ENP?”, in : Delcour Laure, Tulmets Elsa (Eds.), Pioneer Europe? Testing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ighbourhood, Baden-Baden, Nomos, 2008, pp. 133-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