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14
2010年1月29日在达沃斯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上，比尔和默林达·盖茨宣布，直到2020年他们的基金会将投注总共高达十亿美元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疫苗研究，开发新疫苗并协助疫苗的发放。根据微软的前总裁，这项投资预计将大幅度地减少传染病所造成的婴儿死亡率。因此，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根据2009年福布斯排行－ 欲通过1999年成立的基金会来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作出贡献。盖茨基金会其实是世界第一的慈善机构，此机构于2009年9月估计握有三百四十亿美元的基金。在这十年里，这个私人机构已经成功地跃上国际舞台，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正因如此，这个基金会在这领域每年度所贡献的资金 －在2007年已经超过十亿美元－ 如今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和许多国家的双边资金。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以产业龙头的资产来成立的慈善组织，在美国特别地兴盛。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包括政府扮演的角色，社团性质的非营利机构 － 非营利部门或第三部门－ 或是新教徒的伦理观念，这些特点在这个国家并不罕见。事实上，19世纪末以来美国企业家历经一个世代大量累积财富，因而私人行为者纷纷出现。有三个组织 – 俗称的三巨头 – 就出现于慈善时代的开端：包括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分别是成立于1911年、1913年和1936年。这些不同于传统的慈善机构，以更积极的方式合理地运用捐款，并且有不同的捐款规模。通过对教育、和平维护和医药的补助，他们很快地在全球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原本被质疑以逃税为目的的这些基金会，他们也被指控为传播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三巨头（big three）推行的各项研究也显示了其成员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响。今天，这些基金会依然持续运作中，甚至增加了他们的捐款金额；例如福特基金会在2008年就握有超过一百一十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尽管这一批慈善先驱已随着20世纪局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他们今日仍被新一代的私营基金会迎头赶上。这些新一代的基金会由近年来发迹的金融新贵所成立，包括因新颖的科技技术和放松管制的市场获取大量财富的企业家：比尔盖茨，沃尔顿家族或伊莱都是具象征性的典范。至于沃伦·巴菲特，他在2006年将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在几年里捐赠了约三十亿美元。如此集中的基金捐助让这位微软的前总裁能够大量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计划。但是仍要记住，这些慈善组织在这个领域的参与并非新鲜事。马克斯·泰累尔(Max Theiler)这位1951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不就是于193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实验室里开发出抗黄热病疫苗？ 然而，十多年来盖茨基金会的庞大资金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跃进。
1. 慈善资本主义 (venture philanthropy) 。 其中包括盖茨在内的新兴社会企业家让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合理运作，引进了外来风险投资公司的企业创新和存活的技术。这一理论是反对传统慈善事业低效率的官僚运作模式。因此它强调投资的灵活性、投资评估和社会回馈。
2. 私人行为者的外交。盖茨基金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是公共卫生领域各项重大革新的推手。尽管国际组织和国家仍是该领域的主要行为者，庞大的慈善捐款使基金会能够进行真正的外交行为。此外，这具有规范性的影响力也反映在国际政治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形式和内容上。
要解释盖茨基金会的崛起就要考虑到在1990 年代期间世卫组织的重新定位。因为世卫组织面临财政困难和内部纷争，所以它当时选择了策略性地开放私人机构的参与。这项策略性的开放以公私合伙经营的方式把这些大型的慈善基金会与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从那时起，这些新兴的行为者在全球公共卫生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特别是在对抗传染性疾病这方面。就盖茨基金会而言，它在相关的部会组织中都有直接的参与，像是全球对抗爱滋、肺结核和疟疾基金。而它也发挥了在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决定性作用，捐助了七亿五千万美元。然而，盖茨的投资不仅是一个财政上的贡献，基金会的专家也在公私合营的指导委员会中占有席位。此外，该基金会支持了新的财政机制的建立 －像是国际免疫融资机制－ 旨在诱导医药工业进行疫苗开发的研究。
事实上比尔·盖茨所推动的公卫策略主要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全身免疫医疗上的改善，这一策略被认为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因此，盖茨重新启动过去以失败收场的各项方案，在2008年他甚至提到了根除疟疾的可能。但是，公共卫生或发展的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个观点过于狭隘，并称之为科技至上的空想理论。他们认为，这个垂直观点忽视了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现实面。此外，一些著名科学家也担心，一个私人行为者很可能仗着其影响力来强制执行其政策偏好。在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防治疟疾控制计划的负责人就控诉盖茨基金会为了推动颇受争议的间歇性预防治疗 (Intermittent Preventive Therapy)方案而对其施加压力。更一般来说，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中蜂拥而入的慈善巨人可能会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公卫政策。在这方面，这样对疫苗的特别着重并不是没有风险，它可能导致公共卫生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例如某些较少受到媒体报导的产科护理或营养方面。
尽管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受到许多观察家的支持，他们仍然对于这些组织持保留意见，像是洛克菲勒或福特基金会等。就此而言，慈善资本主义在科技与企业创新上的进展可能隐藏了美国的软实力重新部署。姑且不去推测盖茨和这些慈善企业家的意图，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的贡献在于催生了公私合营的合作关系与公私混合的资助机制。此外，这种配置事实上是一个市场再合法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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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airfoundation.org/news_letter/2008/01march/criticism_of_gates_foundation.pdf [6 fév.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