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an C. Aykut
鄧皓琛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33
Source: Wikimedia
在2015年12月将在巴黎举行的缔约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会议(COP 21)。作为对环境的全球治理中的一件大事，該次會議力圖達成国际协议，以应对全球变暖。這一问题在国际议程上的突顯，體現了1992年裏約谈判以來二十多年的歷程。然而，產生溫室效應的气体浓度，在201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根据政府间氣候變化研究小组的第五次报告，全球变暖很有可能超过2度的臨界值。我們該如何解释这种明顯的談判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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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我們可以粗線條地以三阶段來回顧整個歷程。第一階段，始于1992年签署的氣候公約。這标志着气候機制的出现。柏林墙倒塌后，以各国间合作的方式來治理世界似乎是板上釘釘之事。1997年京都協議向發達國家和轉型國家分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的具體份額。這一機制，引入了一种利用市场力量、且較低成本地实现減排目標的“灵活机制”。第二阶段，則始於2001年美国不簽署京都協議。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在2005年京都協議生效後，欧盟便主導了談判的議程。隨後，我们便看到发展中国家對該議題的重要性。首先，各方要尋求一個适应气候变化、且提供低碳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转移。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無果而終後，各方需要一個取代京都協議的新檔。第二階段，也結束於此時。從哥本哈根會議達成的最低共識來看，新的情況出現了：美國的重現和新興國家的崛起，且它們紛紛強調自己的立場，倒是欧洲被边缘化了。
哥本哈根会议后，或者說是2012年后的一整段事件，世界有一雙重要務。一方面，各方要在2015年之前签署新檔，規定所有的国家行为，并在2020年生效。另一方面，各方要設計出覆蓋至2020年的計畫。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和減少發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在COP21前夕，頗有些和氣候議題不太相關的事件轉移著人們的視線，例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等。這一切，均打消了各方有效處理气候議題的幻想。
理論框架
一、氣候治理體系。在國際關係中，體系的概念是指“政治安排、條約、法律程式的設置等。 “構建圍繞給定主題的世界舞臺(Krasner，1983;Keohane，1984)。該術語也可應用到其他學科。例如，它被福柯用來描述所有形成“真理體系”的種種制度、文化以及其他機制(Foucault，2001：160; Leclerc，2001)。而在對科學和技術的研究中，這一概念旨在把握“知識產生背後的政治和經濟模式”（Gibbons等，1994; Pestre，2003）。應用到氣候問題上，這些含義不同、相互重疊的領域體現出攸關各國利益、且牽涉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複雜體系。這便要求有一新的研究實踐，建立評估和驗證標準，以便厘清各方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問題。再者，它也體現了了科學、專業知識、政策和市場四者間的特殊關係。
二、現實中的撕裂。德国政治学家Oskar Negt（2010）提出了“现实中的撕裂”的概念来分析宪法危机的種種信號。這些信號，常常被掩蓋在民主进程中的表面連續性之下。O.Negt通過對罗马共和国之前的元首制以及對纳粹奪權前魏瑪共和國的分析，發現：这些阶段均有两种形式合法性并存的特点。第一點，是民主进程基础上的儀式以及修辞和议会辩论的规则。第二點，則是對军事力量、暴力的以來以及對公共广场的占领。Negt筆下的“現實中的撕裂”(德語Wirklichkeitsspaltung)這一从心理学借用的概念，在政治分析中得到了驗證。另一方面，公民卻繼續遵從民主規則，民主的大廈看似毫髮無損，这便掩蓋未來很可能發生災難的跡象。
类似的掩蓋，在气候治理問題上也有體現。这种撕裂，體現九十年代末期美國保守派的政策選擇上，具體體現為每股偶侧重于军事实力和拒绝多边主義。1997年，著名的Byrd-Hagel参议院决议反映出美國拒絕在沒有發展中國家參與的情況承擔義務，而在海湾战争（1990年至2003年）和阿富汗（2001年）戰爭中，美國卻維護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和石油供应利益，延續美式生活方式。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對这些冲突的深刻意义和美國退出氣候談判作過實質性分析。
氣候谈判的僵局，也體現在结构层面。一些研究国际制度相互影響（Obertur和Stokke，2011）指出，气候問題和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而且這些因素有著其固有的運行機制。氣候談判中的現實撕裂，便體現在：機構與機構之間互不往來。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對無污染、低碳經濟不作具體區分。而世界銀行又繼續大幅資助那些不重視環保的基礎設施專案。更重要的是，京都協議的結果相当于割裂開两个大氣體系：一是二氧化碳合乎排放氣體，一是能源燃燒產生的氣體。然而，該協議只注重排放的氣體，沒有關注各國的發展模式。可以說，氣候議題本身就和其他議題之間存在著“防火牆”(Altvater, 2005:82)。
於是，兩種現實便被分隔開來。一方面，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世界中有著化石能源资源的开采肆无忌惮和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各國就氣候議題的谈判和治理有著越來越大的分歧。在這種情況下，巴黎會議要想有所收穫，就必須要清醒地終止這種在諸重大問題上割裂的狀況。
參考資料
Altvater Elmar, 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 wie wir ihn kennen,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05.
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Paris, Quarto Gallimard, 2001.
Gibbons Michael, Nowotny Helga, Limoges Camille,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1994.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rasner Stephen D., (É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clerc Gérard, « Histoire de la vérité et généalogie de l’autorité »,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2 (111) 2001, pp. 205-213.
Negt Oskar, Der politische Mensch. Demokratie als Lebensform, Göttingen, Steidl Verlag, 2010.
Oberthür Sebastian et Stokke Olav Schram, (Éds), 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Regime Interpla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Pestre Dominique, Science, Argent et Politiqu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Paris, Inra,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