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an C. Aykut
邓皓琛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33
Source: Wikimedia
在2015年12月将在巴黎举行的缔约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会议(COP 21)。作为对环境的全球治理中的一件大事，该次会议力图达成国际协议，以应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在国际议程上的突显，体现了1992年里约谈判以来二十多年的历程。然而，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浓度，在201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研究小组的第五次报告，全球变暖很有可能超过2度的临界值。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谈判败局？
我们可以粗线条地以三阶段来回顾整个历程。第一阶段，始于1992年签署的气候公约。这标志着气候机制的出现。柏林墙倒塌后，以各国间合作的方式来治理世界似乎是板上钉钉之事。1997年京都协议向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分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的具体份额。这一机制，引入了一种利用市场力量、且较低成本地实现减排目标的“灵活机制”。第二阶段，则始于2001年美国不签署京都协议。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在2005年京都协议生效后，欧盟便主导了谈判的议程。随后，我们便看到发展中国家对该议题的重要性。首先，各方要寻求一个适应气候变化、且提供低碳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转移。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后，各方需要一个取代京都协议的新文件。第二阶段，也结束于此时。从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最低共识来看，新的情况出现了：美国的重现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且它们纷纷强调自己的立场，倒是欧洲被边缘化了。
哥本哈根会议后，或者说是2012年后的一整段事件，世界有一双重要务。一方面，各方要在2015年之前签署新文件，规定所有的国家行为，并在2020年生效。另一方面，各方要设计出覆盖至2020年的计划。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在COP21前夕，颇有些和气候议题不太相关的事件转移着人们的视线，例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等。这一切，均打消了各方有效处理气候议题的幻想。
一、气候治理体系
- 。在国际关系中，体系的概念是指“政治安排、条约、法律程序的设置等。 “构建围绕给定主题的世界舞台(Krasner，1983;Keohane，1984)。该术语也可应用到其他学科。例如，它被福柯用来描述所有形成“真理体系”的种种制度、文化以及其他机制(Foucault，2001：160; Leclerc，2001)。而在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这一概念旨在把握“知识产生背后的政治和经济模式”（Gibbons等，1994; Pestre，2003）。应用到气候问题上，这些含义不同、相互重叠的领域体现出攸关各国利益、且牵涉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复杂体系。这便要求有一新的研究实践，建立评估和验证标准，以便厘清各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问题。再者，它也体现了了科学、专业知识、政策和市场四者间的特殊关系。
二、现实中的撕裂。德国政治学家Oskar Negt（2010）提出了“现实中的撕裂”的概念来分析宪法危机的种种信号。这些信号，常常被掩盖在民主进程中的表面连续性之下。O.Negt通过对罗马共和国之前的元首制以及对纳粹夺权前魏玛共和国的分析，发现：这些阶段均有两种形式合法性并存的特点。第一点，是民主进程基础上的仪式以及修辞和议会辩论的规则。第二点，则是对军事力量、暴力的以来以及对公共广场的占领。Negt笔下的“现实中的撕裂”(德语Wirklichkeitsspaltung)这一从心理学借用的概念，在政治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公民却继续遵从民主规则，民主的大厦看似毫发无损，这便掩盖未来很可能发生灾难的迹象。
类似的掩盖，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也有体现。这种撕裂，体现九十年代末期美国保守派的政策选择上，具体体现为每股偶侧重于军事实力和拒绝多边主义。1997年，著名的Byrd-Hagel参议院决议反映出美国拒绝在没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情况承担义务，而在海湾战争（1990年至2003年）和阿富汗（2001年）战争中，美国却维护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和石油供应利益，延续美式生活方式。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对这些冲突的深刻意义和美国退出气候谈判作过实质性分析。
气候谈判的僵局，也体现在结构层面。一些研究国际制度相互影响（Obertur和Stokke，2011）指出，气候问题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这些因素有着其固有的运行机制。气候谈判中的现实撕裂，便体现在：机构与机构之间互不往来。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对无污染、低碳经济不作具体区分。而世界银行又继续大幅资助那些不重视环保的基础设施项目。更重要的是，京都协议的结果相当于割裂开两个大气体系：一是二氧化碳合乎排放气体，一是能源燃烧产生的气体。然而，该协议只注重排放的气体，没有关注各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气候议题本身就和其他议题之间存在着“防火墙”(Altvater, 2005:82)。
于是，两种现实便被分隔开来。一方面，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世界中有着化石能源资源的开采肆无忌惮和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各国就气候议题的谈判和治理有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会议要想有所收获，就必须要清醒地终止这种在诸重大问题上割裂的状况。
Altvater Elmar, 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 wie wir ihn kennen,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05.
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Paris, Quarto Gallimard, 2001.
Gibbons Michael, Nowotny Helga, Limoges Camille,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1994.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rasner Stephen D., (É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clerc Gérard, « Histoire de la vérité et généalogie de l’autorité »,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2 (111) 2001, pp. 205-213.
Negt Oskar, Der politische Mensch. Demokratie als Lebensform, Göttingen, Steidl Verlag, 2010.
Oberthür Sebastian et Stokke Olav Schram, (Éds), 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Regime Interpla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Pestre Dominique, Science, Argent et Politiqu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Paris, Inra,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