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vé Pierr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13
2010年1月28日，七十多个国家代表聚集于伦敦参加此会议，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 (Hamid Karzaï)宣告：「我们应该向所有的同胞伸出援手，特别是对于已经醒悟的弟兄们，他们并非盖达组织的成员，也未参与其它恐怖组织活动。」关于和解会议的推动，早在2003年即由阿富汗总统发起，此会谈旨在区分「好的」和「坏的」塔利班人，和解会谈在2009年成为阿富汗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在2010年春季举行的国家例行性全体集会 (Loya Jirga)中，发布了这项策略性的新政令。此外，政府也必须创立一个三亿五千八百万欧元的基金以避免生活极端穷困的人民加入叛乱份子的阵营。
在1979年，苏联的入侵使当时的达乌德(Daoud)总统政权遭到共产党叛乱份子推翻。这也使得许多反共产的反抗团体在冷战的背景下得以成立，他们接受来自美国的大力支持。这些解放运动人士之间有限的团结性于1989年红军撤退后并不复存在。情势很快地演变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各团体间的首领相互对立斗争，造成许多平民的死伤。从1992年起，有一群学生 (talebs) 主张要重建司法秩序，他们跟随在前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 (mullah Omar) 以巴基斯坦部落为据点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极大的成功，在1996年攻占了首都喀布尔。这个新的政府一开始并非必然属于反西方的政权，但是在其与宾拉登有所联系后变得越来约激进。这个政府发展出一套只以伊斯兰圣法为基础的政策纲领，并且明显地有利于普什图族。
以塔吉克人为主导的「北方联盟」—受到美国的支持—在2001年推翻了塔利班政府，塔利班政府于2002年在坎大哈 (Kandahar) 的溃败后划上休止符。从2003年起，叛乱份子渐渐地取而代之。这些叛乱份子由无数个相互竞争的团体所组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决心抵抗任何形式的外力介入内政。这些叛乱团体的目标和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某些很晚才开始信奉塔利班主义的领导人，他们务实的行事作风也受到相当大的关注。在2003年，经济学人杂志更是首先提出新塔利班主义的出现，以描述某些专家学者如阿明·塔尔兹 (Amin Tarzi) 所定义的新现象。
在一个绝对对立的情况下，被利用来把敌方妖魔化的言论十分矛盾地对两方阵营皆有利。因此这使得第三方难以从中分辨孰善孰恶。。
1. 目的性言论。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指出，目的性言论其目的不在于发挥说明性和告知消息的功用，而是这些言论就构成了行为本身。今日我们给阿富汗反叛份子冠上了塔利班的标签，就代表我们假定了事实上这些反叛团体之间相互勾结串联。此外，也假定了在这些反叛团体的活动和1996到2001年间的阿富汗叛乱运动之间存在一个历史因果的关系。再者，带有高度情绪性的语言就相当于一种政治武器，那些打着反抗运动名号的人或顽强的抗战人士皆能利用这个武器得到好处。
2. 将对手妖魔化。不同类型的一方会将其对手视为同性质的集团，并给予负面的定义和评价。罗伯・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这种对现实极其简化而走样的观点提供了经典的分析，要探讨这个观点的本源，必须注意到行为者常常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对手，这种出自于缺乏同理心的倾向，往往导致行为者去否认不同理性思考观点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行为者对他方往往抱持着简化的既定看法，他方仅仅扮演一个顽强的敌人角色，并且是一切恐惧痛苦和幻想的催化剂。
这个塔利班派系透过重回国家政治游戏框架的和解过程标志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其证实了反叛团体之间缺乏团结性。更明确地说，这个和解政策将可能敲响塔利班组织的丧钟——狭义而言，瓦解作战部队的人员编制;广义而言，使其活动丧失团结性，然而这个发展也面临了两个重大的困难。
1. 反恐怖主义战争的信条。
对于其它阿富汗政界人士而言，这项和解政策的推动可能被解读为政府示弱的举动，而未能展现总统的魄力。卡尔扎伊总统的支持度和可信度已经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明显下降许多，他试图与欧巴马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冀望在2011年以前迅速削弱塔利班派系的势力，也因此他不得不努力加强政府军队的人员编制。除了将派系份子解除武装之外，阿富汗官方期望自身能握有足够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的权力关系。因此，整个和解政策看起来像是个圈套，总统的政治如意算盘用意是在动荡的内战背景下巩固其自身的地位。
把对手妖魔化能够达到把战争、资金筹募和军队增援正当合理化的效果。这个策略假定民意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因为政府在当地所面对的敌方与跨国游击团体有所勾结，而毛拉·奥马尔或甚至是宾拉登很有可能是背后的始作俑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选择支持卡尔扎伊总统的提议，主张对宗教的盲从狂热现象应该有所响应。她倾向把塔利班的本质以此作为定义，拒绝承认塔利班份子行动背后的理性考虑。为了支持这项政策，她还公开表明誓言将不会和塔利班份子讲和。基于自身对恐怖主义采取打总体战的立场，美国因此把世界以非黑即白的方式一分为二，两方互不兼容，也没有给可能出现的第三方立场预留生存的余地
2. 把采取不合作的立场当作有效的对策。
微观而言，这些轻易地让自己被贴上塔利班卷标的社会边缘份子，他们凭靠在地方上实际握有的权力而有不同的能见度。因此，塔格布 (Tagab) 山谷的非法份子投机地把地方斗争的层次提升至范围更深更广的集团派系活动。而这样的举动为其带来后勤的补给和更多的共鸣。宏观而言，全球的圣战首领，他们藏匿于巴基斯坦地方的部落地区，催化助长了各式的社会动乱，并以此作为跃上世界舞台的有效对策。也就是说，这些反叛份子以全盘否定伦敦会议的提案来与西方世界对抗，并将此视为团体或组织的一项有效策略。在这方面，塔利班组织的指挥司令部在1月28日已经清楚地表明，西方国家以提供金钱和就业机会的方式来收买圣战份子这个尝试是徒劳无益的。
透过国内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阿富汗问题潜藏了许多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项政策的推动是经过了仔细的盘算，但是它缺乏各方的支持，甚至遭到主要相关人士的全盘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各方已经针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伦敦会议最终发布的公报明显地呼应了上列的陈述——在公报中，仅只一次提及和解的字眼。
Tarzi Amin, Crews Robert D., The Taliban and The Crisis of Afghanist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ustin John, Quand dire, c’est faire, trad., Paris, Seuil, 1970.
Ledgard Jonathan, « Taking on The Warlords…», The Economist, 22 mai 2003.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