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5
2014年底至2015年初，新的迁徙灾难剧在地中海上演。遭走私人蛇集团租用并遗弃的两艘货轮被义大利海岸巡警在半岛南方拦截。然而，每艘船上载满约500名从叙利亚或伊拉克前来寻求庇护者。此增加了一年以来23万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移民人数。近期，在2015年2 月，利比亚海岸超过300人失踪丶29人死亡事件都在在提醒了，从2013年以来的情况并没有改善。最终，在三月初，利比亚威胁义大利，如果其坚持采取对伊斯兰国拟定的军事行动，将会发动移民船攻势。此些数据与义大利政府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间於地中海部署的Mare Nostrum行动的结束时间吻合。其目的在挽救地中海遭遇海难的移民，但此在2014年底被由欧洲边境机构Frontex所倡议的海卫行动Triton所取代。
历史回顾
地中海作为冲突与南北两岸对话的区域，从1980年代开始就被视为是动荡迁徙的十字路口，此考验了欧洲从那时起所执行的政策。第一次不规律的移民潮有着显着的意义，在1991年铁幕落下的隔天，大量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旧船只企图在义大利靠岸。紧随而来的是第一及第二次波湾战争後，寻求庇护的伊拉克难民。在此情况下，涉及一种混合的移民潮。换句话说，此难民同时也是工作的需求者。他们经常挤在走私者承包的大型船只内，由於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申根签证系统(le système Schengen)已将欧洲大门关闭。
之後，这些偷渡者以小团体丶地下非法的方式抵达。他们主要来自摩洛哥和直布罗陀，塞内加尔和加那利群岛之间，特别是与利比亚丶突尼斯和兰佩杜萨岛，距突尼斯海岸130公里和来自西西里200公里的年轻人。其他交通领域(如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混合着游客丶寻求庇护者和无签证欲寻找工作的移民。此外，对於在近东和中东难民，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埃夫罗斯河边界以及西班牙在镶嵌在摩洛哥领土的内休达和梅利利亚两个地区，同样也是热门偷渡点。塞内加尔丶摩洛哥及西班牙之间的双边协定，已使得从布罗陀和加那利群岛口岸通过的人数下降。但由於利比亚政府无法再控制移民潮的事实，加剧了经过兰佩杜萨的迁徙，其先前才根据法国及义大利签订的协议加强边境控管。Frontex机构领导人在2015年3月表示，高达百万的移民可从利比亚边境抵达义大利沿岸。至於东地中海，也成为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的牺牲品，估计土耳其150万名，约旦80万和黎巴嫩约150万名。面对此情况，当每次船难和大量非法移民「Harragas」(北非和欧洲之间的闯关者)或难民家庭抵达时，欧洲当局的反应都只限於重新配置 Frontex 机构的资源分配，只要目的在「责任分担」。
理论框架
一丶迁徙的差异(migration gap)。此问题由Philip Martin 或 James Hollifield所分析，主要关注美国从自由接受到采取控管的移民政策改变。有关於欧洲地中海区域，考虑到两种意见的差距，一方面专家的分析支持人口流动，因此为地区未来发展的一大关键。另一方面，欧洲政策的转变主要来自於民族国家的压力，其受制於於极右派崛起以及移民所带来安全上的困扰。但此项政策有高度的人事丶财务和外交成本。首先，其违背了欧洲对於经济和人口发展的需求，此涉及对於自愿移民的一种理性选择 丶对於被迫移民(难民)的人权尊重及法律保障(家庭团聚，无成人陪伴儿童)。
二丶边境控管程序与竞合。第一道控管程序来自从1985年所施行的申根体系下一系列交错的欧洲机制。面对北方国家的冷漠态度及不团结，移民潮问题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南方国家。在南欧国家如何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此差异导致了欧洲的分歧，并将问题留在最前线的国家，虽然大多数非法移民都是合法入境之後再延长居留。第二道控制系统，是与地中海南岸的国家签署双边协定，此凸显了欧洲紧缩政策下的主权自主性：举例而言，欧洲各国光是在2015年在全世界就签署了超过300个重新批准协议。当中，以法国本身而言(如同义大利和西班牙)就签署了15项协议。此些文本批准了南方国家的承诺(其本身为移民输出国兼过境国)，北非国家藉由收回本身非法移民或遣返移民至撒哈拉以南国家，以换取更具资格人士的居留权以及政治上的发展援助。一些国家，像是利比亚，在格达费上校时期，以移民外交(diplomatie des migrations)的形式，在欧洲的边境控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情势破坏了此边境措施，造成首次在该地区超过400万叙利亚难民的纪录，仅低於巴勒斯坦和阿富汗难民。
案例分析
在所有临地中海国家中，面对地中海变成墓园和全球安全问题，义大利处於惨剧的最前线。欧洲边境跨越地中海两岸，此位於「两大陆地」间的海域自古以来都是交通要道。如今，由於缺乏签证，对绝大多数者而言，穿越此海域带有高度风险。此同时也被视为一个犯罪活跃的地区，犯罪组织得利於地中海南岸年轻人因为大规模失业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此状况更令人担心的是，公众舆论难以分辨移民和恐怖主义的差异。除此之外，舆论也逃脱不了以国家和领土为中心的边境管理途径。
迁徙因素起因於区域不稳定的危机 。举例而言，叙利亚和厄立垂亚人就占了抵达义大利人数的一半，在此区Mare Nostrum计画救起了约17万人。但随着 Triton海岸防卫实施，救援行动不再被当作政策优先选项。欧洲可以说是无法达成一个共同政策。然而，面对南方国家以及其尊重人权的宣言，欧洲政府对於伤亡所需付的责任和其人道作法完全逆道而行 。此外，面对人口老龄化困境，欧洲要如何寻求国际竞争力？并且，如果欧洲拒绝将移民视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将如何在国际上强化其影响力？
参考資料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Faut-il ouvrir les frontières ?,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Po, 2014.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Pour accompagner les migration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L’Harmattan,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