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in Chiu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21
Source: Wikipedia
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修改提案，對選舉程序做出多項限制。這項決定終於在9月底導致稱為「雨傘革命」的大規模抗議動員。抗議群眾以學生為主，他們的訴求是舉辦一場實質上民主、多元的普選，以決定香港政府的最高負責人。然而，政治主管機關─尤其是北京政府─始終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對示威者的訴求沒有做出絲毫讓步。最後，香港警方在12月中清除了所有被占領的地區。
民主制度在香港施行的時間不算久。在1841與1997年之間的殖民時代，香港總督是由英國首相推薦而由英王直接指定派任。而除了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任職前是保守黨的內閣部長以外，歷來港督皆來自英國外交系統。在1980年代，選舉制度逐漸被引進香港區議會層級。1991年，終於舉辦了首次的直接選舉，香港市民當時可投票選出立法局六十位議員中的十八位。
1984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規定了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的相關事宜。此外，這項聲明特別保障了香港地區的政治自治權，即根據現在為人熟知的「一國兩制」原則。然而，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通過的香港基本法，是實際上有憲法效力的根本法律。依照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二十六條)。再者，基本法亦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到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命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四十五條) 。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以及普選施行的日期成為爭議的來源。
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已歷經四任、三位行政長官，都是由香港選舉委員會投票後任命。現任行政首長梁祖英在2012年的投票中，獲得委員會57,8%的支持(689/1193)。表面上看來票數過半，實際上這個結果非常不理想，因為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是由親北京人士所組成，且必須支持由北京政府指定的候選人。
2007年12月底，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2017年香港行政首長由全民普選產生。然而，2014年8月31日，常務委員會卻更改選舉的規範，新增限制。規定兩位或至多三位候選人，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由現行的選舉委員會更名而成)的過半數同意。在這個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將可在前端掌控選舉結果。但是，這個反民主的措施引起香港人民的反感。9月底開始，香港市中心的交通要道被大學生占領，眾多市民也接著加入動員抗議。
1. 建立在中央監控體制之上的權威。儘管中國各層級領導幹部的任職都必須通過投票任命程序，但只是表面上的民主，中國政治制度的基礎目前仍是列寧時代留下來的幹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每一個層級選舉的候選名單都是由高一階的領導幹部擬定。中國共產黨藉由這個秘密、不透明的任命制度，讓署意的候選人順利當選。因此，位於北京的權力核心不僅掌控了全國各級職務的任命權，同時也建立了一套金字塔式的監控體制，直到最底層的地方單位。列寧式的幹部委任制度更是中國共產黨掌控行政官僚系統，維持黨政合一的關鍵。然而，試圖把這個政治的壟斷權力拓展到香港，中共當局面對的是已跨國化連結的公民反抗力量。
2. 以跨國資訊網路為根基的公民權。作為資訊傳播的媒介與動員的工具，社群網路在香港民主動員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藉由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即時分享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電信科技的創新改變了原本以國界為限的公民空間。複雜互連社群網絡的出現，讓民主辯論輕易超越國家的疆界，而能獲得跨國支持。這個新的公民力量來自個人即時表達的熱忱，而不需要領袖指揮和嚴謹的組織。然而，這個能迅速、靈活的動員，是優勢但也同時是一大缺點。反階級公民動員的組織零散，力量隨著時間衰弱。
最近幾年來，爭取民主的大規模示威動員在全球各地連串出現。儘管社會、經濟與政治背景不盡相同，在社群網絡的輔助下，在香港、台灣，或是在眾多阿拉伯國家發生的公民運動，共同突顯了跨國公民權的興起。換句話說，各國中央權力所必須面對的公民壓力，不在局限於國境之內，而是一股透過個人串連的跨國推力。
電信科技的革新在公共空間造成兩項重要的改變。首先，由於吸收、傳遞大量的訊息和觀點，每個人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顯著增加。若把個人視為公民，個人的串連看作公民團體，新的公民力量已達到足夠規模，可自發性地捍衛公共利益。其次，社群網絡加深個人和團體的相互依賴性，其範圍更橫跨全球。若察覺到我們捍衛的價值遭受威脅─就算發生在世界的另外一邊，都可能激起我們做出立即的反應。再加上旁人快速的支持，如按讚、分享或是留言評論，產生一種激勵的情緒，讓反應的意志更具正當性。
因此，在香港警方對學生作出暴力壓制之後，我們不需要太驚訝一連串的國際性動員得以迅速地舉行。10月1日，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遊行在全世界超過六十個城市接力展開，每場有超過上百、甚至是上千名參與者。除了民間支持，眾多的西方政治領袖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表達了他們的關切之意。面對國際上的壓力，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華盛頓進行正式訪問時，甚至重申了不介入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
然而，香港的民主動員隨著時間逐漸衰弱，北京當局卻仍然堅持香港行政首長選舉的改革案。這代表了列寧式、不透明的幹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進入香港政治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制度的施行和中國新領導人上台的時間點有直接關係。自2012年上台以來，習近平必須優先鞏固自己的權威，為2017年開始的第二個任期打下無可撼動的政治實力。此外，儘管中共高層採取集體領導的制度，對外永遠表達一致的立場，但其實決策核心仍然存在歧見。面對對改革開放持較肯定態度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必須持續堅持他的路線。因此，在習近平試著建立自己權威的同時，任何民主訴求都必須被壓制，甚至摧毀。
Cabestan Jean-Pierre, « Hong Kong :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des parapluies», Le Figaro, 10 oct. 2014,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figaro.fr/vox/monde/2014/10/10/31002-20141010ARTFIG00244-hong-kong-comprendre-la-revolution-des-parapluies.php
Cabestan Jean-Pierre, Le Système politique chinois : Un nouvel équilibre autorit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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