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in Chi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21
Source: Wikipedia
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修改提案，对选举程序做出多项限制。这项决定终於在9月底导致称为「雨伞革命」的大规模抗议动员。抗议群众以学生为主，他们的诉求是举办一场实质上民主丶多元的普选，以决定香港政府的最高负责人。然而，政治主管机关─尤其是北京政府─始终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对示威者的诉求没有做出丝毫让步。最後，香港警方在12月中清除了所有被占领的地区。
民主制度在香港施行的时间不算久。在1841与1997年之间的殖民时代，香港总督是由英国首相推荐而由英王直接指定派任。而除了最後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任职前是保守党的内阁部长以外，历来港督皆来自英国外交系统。在1980年代，选举制度逐渐被引进香港区议会层级。1991年，终於举办了首次的直接选举，香港市民当时可投票选出立法局六十位议员中的十八位。
1984年，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了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的相关事宜。此外，这项声明特别保障了香港地区的政治自治权，即根据现在为人熟知的「一国两制」原则。然而，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於1990年通过的香港基本法，是实际上有宪法效力的根本法律。依照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十六条)。再者，基本法亦规定了「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到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命後普选产生的目标」(第四十五条) 。因此，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以及普选施行的日期成为争议的来源。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已历经四任丶三位行政长官，都是由香港选举委员会投票後任命。现任行政首长梁祖英在2012年的投票中，获得委员会57,8%的支持(689/1193)。表面上看来票数过半，实际上这个结果非常不理想，因为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亲北京人士所组成，且必须支持由北京政府指定的候选人。
2007年12月底，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17年香港行政首长由全民普选产生。然而，2014年8月31日，常务委员会却更改选举的规范，新增限制。规定两位或至多三位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委员会(由现行的选举委员会更名而成)的过半数同意。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将可在前端掌控选举结果。但是，这个反民主的措施引起香港人民的反感。9月底开始，香港市中心的交通要道被大学生占领，众多市民也接着加入动员抗议。
1. 建立在中央监控体制之上的权威。尽管中国各层级领导干部的任职都必须通过投票任命程序，但只是表面上的民主，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目前仍是列宁时代留下来的干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每一个层级选举的候选名单都是由高一阶的领导干部拟定。中国共产党藉由这个秘密丶不透明的任命制度，让署意的候选人顺利当选。因此，位於北京的权力核心不仅掌控了全国各级职务的任命权，同时也建立了一套金字塔式的监控体制，直到最底层的地方单位。列宁式的干部委任制度更是中国共产党掌控行政官僚系统，维持党政合一的关键。然而，试图把这个政治的垄断权力拓展到香港，中共当局面对的是已跨国化连结的公民反抗力量。
2. 以跨国资讯网路为根基的公民权。作为资讯传播的媒介与动员的工具，社群网路在香港民主动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藉由Facebook丶Twitter，以及其他即时分享功能的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电信科技的创新改变了原本以国界为限的公民空间。复杂互连社群网络的出现，让民主辩论轻易超越国家的疆界，而能获得跨国支持。这个新的公民力量来自个人即时表达的热忱，而不需要领袖指挥和严谨的组织。然而，这个能迅速丶灵活的动员，是优势但也同时是一大缺点。反阶级公民动员的组织零散，力量随着时间衰弱。
最近几年来，争取民主的大规模示威动员在全球各地连串出现。尽管社会丶经济与政治背景不尽相同，在社群网络的辅助下，在香港丶台湾，或是在众多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公民运动，共同突显了跨国公民权的兴起。换句话说，各国中央权力所必须面对的公民压力，不在局限於国境之内，而是一股透过个人串连的跨国推力。
电信科技的革新在公共空间造成两项重要的改变。首先，由於吸收丶传递大量的讯息和观点，每个人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显着增加。若把个人视为公民，个人的串连看作公民团体，新的公民力量已达到足够规模，可自发性地捍卫公共利益。其次，社群网络加深个人和团体的相互依赖性，其范围更横跨全球。若察觉到我们捍卫的价值遭受威胁─就算发生在世界的另外一边，都可能激起我们做出立即的反应。再加上旁人快速的支持，如按赞丶分享或是留言评论，产生一种激励的情绪，让反应的意志更具正当性。
因此，在香港警方对学生作出暴力压制之後，我们不需要太惊讶一连串的国际性动员得以迅速地举行。10月1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游行在全世界超过六十个城市接力展开，每场有超过上百丶甚至是上千名参与者。除了民间支持，众多的西方政治领袖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之意。面对国际上的压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时，甚至重申了不介入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然而，香港的民主动员随着时间逐渐衰弱，北京当局却仍然坚持香港行政首长选举的改革案。这代表了列宁式丶不透明的干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进入香港政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制度的施行和中国新领导人上台的时间点有直接关系。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必须优先巩固自己的权威，为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打下无可撼动的政治实力。此外，尽管中共高层采取集体领导的制度，对外永远表达一致的立场，但其实决策核心仍然存在歧见。面对对改革开放持较肯定态度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必须持续坚持他的路线。因此，在习近平试着建立自己权威的同时，任何民主诉求都必须被压制，甚至摧毁。
Cabestan Jean-Pierre, « Hong Kong :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des parapluies», Le Figaro, 10 oct. 2014,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figaro.fr/vox/monde/2014/10/10/31002-20141010ARTFIG00244-hong-kong-comprendre-la-revolution-des-parapluies.php
Cabestan Jean-Pierre, Le Système politique chinois : Un nouvel équilibre autorit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14.
Musso Pierre, Télécommunications et philosophies des réseaux : La Postérité paradoxale de Saint-Simon, Paris ; PUF,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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