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ting Chao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9
Source: Wikimedia
2014年9月21日在世界各地主要大城市數十萬人民走上街頭以展現對抗氣候暖化的決心。此次行動主要由「Avaaz.org-全球採取行動」非政府組織(NGO)所主導，在全球158個城市中策劃了超過2700個活動。此外，更動員了眾多政治家、專家學者以及名人，當中包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前美國副總統高爾(Al Gore)、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人類學家珍·古德(Jane Goodall)、法國外交部部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法國生態部部長賽格琳·羅雅爾(Ségolène Royal)以及電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 Caprio)。
為了因應大氣組成改變的科學證據，全球氣候治理討論於80年代末期展開。1992年巴西里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後，各國通過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La Convention-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CNUCC)，以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在此綱要公約基礎上，京都議定書於1997年簽署，並於2005年生效。此為唯一賦予工業化國家減量義務的全球協議。然而，2001年美國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的決定，阻撓了議定書的實行。此也說明了為何在後京都談判時期更難以達成任何新的協定。根據2007年的塔里島路線圖，國家間需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5)前達成一份新的協議。儘管會前包含了市民團體等各方組織，皆抱持高度期待並予以施壓，此高峰會並沒有達成任何顯著進展。2012年12月杜哈會議上，京都議定書被延展到2020年，此外必須在2015年通過一份包含全體的新協議。2013年，在華沙舉行的COP19會議進行時，史上第一次眾多環境NGO集體退出氣候變遷談判會場，用以抗議談判進度滯遲以及大企業主導談判過程的情勢。
2014年9月23日，超過200位國家與政府領導者聚集於紐約聯合國高峰會，以重啟針對在2020年生效實質協議的討論。此高峰會兩天前，抗議活動在世界各地，如倫敦，柏林，巴黎，斯德哥爾摩，羅馬，新德里，墨爾本和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展開。有史以來最大的遊行在紐約舉行，超過30萬名示威者走上街頭，遊行隊伍以不同主題劃分為六大區域。走在最前列的隊伍中的抗議者包含了最脆弱以及受氣候變遷危害最深的族群。
一、 活躍的個體(Les dynamiques individuelles)。此概念涉及通過集體認同感所動員的普羅大眾網絡 。根據James Rosenau，當檢視個體行為者時，值得注意的是，個人和團體對於國家的服從度與忠誠度逐漸減弱。與之相反的，在同一時間可以觀察到個人感受與關注國際事件的能力不斷增加。當今社會，必須強調國家間的體系與多中心機能並存著。人們已進入一個「全球性動盪」(turbulences mondiales)，在這之中公民角色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此現象說明了一個參與能力的革命。因此，思考到Rosenau所提出的宏觀-微觀混合概念(mixing micro-macro)，此些事件使我們重新評價每一個體所扮演不同角色的作用。
二、 國際聲譽(La notoriété internationale)。此牽涉單一個體，由於俱有特殊個人素質和技能，能使用他們的國際威望或聲譽參與國際議題，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與國家互相競爭。此概念與同樣也是Rosenau所提出的無私的公民 (citoyen altruiste) 概念相近。
儘管在對抗氣候暖化時面臨許多政策上執行的困難，從90年代起，民眾對於此環境問題的認知便開始不斷提升。歸功於NGO、國際專家學者以及媒體的倡導，公民更踴躍地參與環境政策。經常在各大會議進行時，有各種不同的示威遊行與公民活動同時進行，目的在加速談判的進展。像是在2009年COP15會議在哥本哈根舉行時，大約3000位公民代表聚集在主場館貝拉中心 (Bella Center)外，與環境NGO及其他代表一同召開「人民大會」(Assemblée du peuple)。無可置喙的，個體參數的影響在這幾年隨著網際網路發展更加蓬勃。此科技允許數百萬志同道合的民眾可以快速匯集，凝聚成一種強大且活躍的集體力量。對此，Avaaz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組織並不是環境NGO，而是一個全球性個人網絡平台，俱有非組織性活動以及非階層性等特點。其力量實際上來自於它重新組織動員的能力，其可以匯聚並協調眾多NGO、社區、以及個人網絡行動。此集體的鏈結提高了影響國家的能力，目前，各國政府不斷增加與公民間的對話。此新形態合作模式被視為減少二氧化碳以及採取調適氣候變遷行動的具體策略。
在示威者當中，特定參與者因其知名度或專業智能而受到高度專注，這些人並不是氣候暖化議題的專家，而是俱有高度媒體能見度的國際精英。在某些狀況下，他們甚至有等同於政府的權威。此些單一個人 (例如聯合國秘書長，紐約市市長或好萊塢巨星)，能夠調動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象徵性資本(capital symbolique)。他們的合法性不但來自於本身更來自於他們所代表的機構。參與國際Avaaz運動更說明了他們置身投入對抗氣候變遷行動。因此，像是才剛被聯合國任命為「和平使者」(messager de la paix)的演員李奧納·多迪卡皮歐，同時也被賦予能號召民眾的象徵性與機構性的威信。同樣的，這些知名人士與受氣候變遷衝擊最大的社群走在一起，同時也向世界傳播了必須對抗此生態威脅的急迫性的訊息。
此史無前例的民間性動員，也在提醒各國首腦，必須採取顯著的措施來應對氣候暖化。從今以後，數以萬計的個人匯聚行動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甚而對國家權威造成與日俱增的挑戰與削弱其權力。在2014年12月年秘魯立馬(Lima) 會議上，一份全球協議的初稿必須出爐，以便在2015年巴黎會議上讓各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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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 Weiting, « Le boycott des ONG, une diplomatie offensive. La conférence de Varsovie su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3, Paris, L’Harmattan, 2014, pp. 1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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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