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ting Chao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9
Source: Wikimedia
2014年9月21日在世界各地主要大城市数十万人民走上街头以展现对抗气候暖化的决心。此次行动主要由「Avaaz.org-全球采取行动」非政府组织(NGO)所主导，在全球158个城市中策划了超过2700个活动。此外，更动员了众多政治家丶专家学者以及名人，当中包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丶前美国副总统高尔(Al Gore)丶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丶人类学家珍‧古德(Jane Goodall)丶法国外交部部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丶法国生态部部长赛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以及电李奥纳多‧狄卡皮欧(Leonardo DiCaprio)。
为了因应大气组成改变的科学证据，全球气候治理讨论於80年代末期展开。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高峰会(Earth Summit)後，各国通过全球气候变化纲要公约(La Convention-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CNUCC)，以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在此纲要公约基础上，京都议定书於1997年签署，并於2005年生效。此为唯一赋予工业化国家减量义务的全球协议。然而，2001年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决定，阻挠了议定书的实行。此也说明了为何在後京都谈判时期更难以达成任何新的协定。根据2007年的塔里岛路线图，国家间需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5)前达成一份新的协议。尽管会前包含了市民团体等各方组织，皆抱持高度期待并予以施压，此高峰会并没有达成任何显着进展。2012年12月杜哈会议上，京都议定书被延展到2020年，此外必须在2015年通过一份包含全体的新协议。2013年，在华沙举行的COP19会议进行时，史上第一次众多环境NGO集体退出气候变迁谈判会场，用以抗议谈判进度滞迟以及大企业主导谈判过程的情势。
2014年9月23日，超过200位国家与政府领导者聚集於纽约联合国高峰会，以重启针对在2020年生效实质协议的讨论。此高峰会两天前，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如伦敦，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罗马，新德里，墨尔本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展开。有史以来最大的游行在纽约举行，超过30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游行队伍以不同主题划分为六大区域。走在最前列的队伍中的抗议者包含了最脆弱以及受气候变迁危害最深的族群。
一、活跃的个体(Les dynamiques individuelles)。此概念涉及通过集体认同感所动员的普罗大众网络 。根据James Rosenau，当检视个体行为者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和团体对於国家的服从度与忠诚度逐渐减弱。与之相反的，在同一时间可以观察到个人感受与关注国际事件的能力不断增加。当今社会，必须强调国家间的体系与多中心机能并存着。人们已进入一个「全球性动荡」(turbulences mondiales)，在这之中公民角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现象说明了一个参与能力的革命。因此，思考到Rosenau所提出的宏观-微观混合概念(mixing micro-macro)，此些事件使我们重新评价每一个体所扮演不同角色的作用。
二、国际声誉(La notoriété internationale)。此牵涉单一个体，由於俱有特殊个人素质和技能，能使用他们的国际威望或声誉参与国际议题，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国家互相竞争。此概念与同样也是Rosenau所提出的无私的公民 (citoyen altruiste) 概念相近。
尽管在对抗气候暖化时面临许多政策上执行的困难，从90年代起，民众对於此环境问题的认知便开始不断提升。归功於NGO丶国际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的倡导，公民更踊跃地参与环境政策。经常在各大会议进行时，有各种不同的示威游行与公民活动同时进行，目的在加速谈判的进展。像是在2009年COP15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时，大约3000位公民代表聚集在主场馆贝拉中心 (Bella Center) 外，与环境NGO及其他代表一同召开「人民大会(Assemblée du peuple)。无可置喙的，个体参数的影响在这几年随着网际网路发展更加蓬勃。此科技允许数百万志同道合的民众可以快速汇集，凝聚成一种强大且活跃的集体力量。对此，Avaaz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组织并不是环境NGO，而是一个全球性个人网络平台，俱有非组织性活动以及非阶层性等特点。其力量实际上来自於它重新组织动员的能力，其可以汇聚并协调众多NGO丶社区丶以及个人网络行动。此集体的链结提高了影响国家的能力，目前，各国政府不断增加与公民间的对话。此新形态合作模式被视为减少二氧化碳以及采取调适气候变迁行动的具体策略。
在示威者当中，特定参与者因其知名度或专业智能而受到高度专注，这些人并不是气候暖化议题的专家，而是俱有高度媒体能见度的国际精英。在某些状况下，他们甚至有等同於政府的权威。此些单一个人 (例如联合国秘书长，纽约市市长或好莱坞巨星)，能够调动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象徵性资本(capital symbolique)。他们的合法性不但来自於本身更来自於他们所代表的机构。参与国际Avaaz运动更说明了他们置身投入对抗气候变迁行动。因此，像是才刚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使者」(messager de la paix)的演员李奥纳‧多迪卡皮欧，同时也被赋予能号召民众的象徵性与机构性的威信。同样的，这些知名人士与受气候变迁冲击最大的社群走在一起，同时也向世界传播了必须对抗此生态威胁的急迫性的讯息。
此史无前例的民间性动员，也在提醒各国首脑，必须采取显着的措施来应对气候暖化。从今以後，数以万计的个人汇聚行动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甚而对国家权威造成与日俱增的挑战与削弱其权力。在2014年12月年秘鲁立马(Lima) 会议上，一份全球协议的初稿必须出炉，以便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让各国通过。
Chao Weiting, « Le triomphe dommageable des passagers clandestins. La conférence de Doha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111-115.
Chao Weiting, « Le boycott des ONG, une diplomatie offensive. La conférence de Varsovie su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3, Paris, L’Harmattan, 2014, pp. 143-147.
Ford Lucy, « Challeng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cial Movement Agenc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 (2), 2003, pp.120-134.
Laroche Joseph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2e éd.,Paris, L.G.D.J Montchrestien, 2000, pp.176-201.
Le Monde, « New York fait ville pleine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22 sept. 2014.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