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邱崇軒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5
Source: Wikipedia
2014年10月10日，瑞典諾貝爾委員會公布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為法國作家莫迪安諾 (Patrick Modiano)。在2008年勒克萊齊奧(J.M.G. Le Clézio) 獲獎之後，法國將可驕傲地收下第十五座諾貝爾文學獎，並且持續保持獲得此一殊榮最多次的國家(領先美國)，若以國家計算占所有得獎者的13,5%。
在1895年11月27日立下的遺囑中，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制定了一個以普世價值、和平主義與人道精神為根基的計畫。遺囑中詳細列出了各項財務規劃與條件，以期在諾貝爾死後，創立一個以和平為主張的國際授獎制度，維護世界秩序。然而，正是因為諾貝爾的遺願，兩位遺囑的執行者必須先面對諾貝爾家族無法繼承龐大財產的問題。由於諾貝爾家族拒絕被剝奪當時全球最龐大財富的受益權(3100萬瑞典克朗，相當於15億歐元)，展開了漫長的訴訟，最終獲得130萬瑞典克朗。但是，諾貝爾家族也必須承認遺囑立下的內容，並且永遠放棄有關金錢賠償的訴訟。至此，諾貝爾委員會得以成立，依照這個瑞典工業家的遺願，建立一個以追求知識與和平的國際制度。於1901年，五個獎項終於建立 (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和平與文學)。而在1968年，為了慶祝瑞典銀行成立三百年，瑞典銀行決定創立經濟學獎，授獎條件與其他諾貝爾獎相同並負擔此一獎項的支出，「以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延續至今，此即目前的全球授獎機制。
無論是哪一個領域，每一個諾貝爾獎都必須獎勵「對人類有最大貢獻的」人士或組織(遺囑內文)。至於諾貝爾文學獎，經由諾貝爾委員會數年來的決定可以歸納出「不全然一致的主流風格」。事實上，一個世紀以來，人道主義精神反應在兩個相對又互補的遴選條件：一、發現新作者；這項標準旨在鼓勵文學創新，或是發掘長久以來被忽略的文學表現形式。諾貝爾委員會希望引薦在他們的語言、文化圈以外不具知名度的作家，否則無法為多數人閱讀。此類得獎作家，如聖瓊‧佩斯(Saint-John Perse/法國/1960)、謝默思‧希尼(Seamus Heaney/愛爾蘭/1995)、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波蘭/1996)又或是莫言(中國/2012)。二、表彰全球知名、已具廣大讀者且文學價值普遍認可的作家，如托馬斯‧曼(Thomas Mann/德國/1929)、卡繆(Albert Camus/法國1957)、沙特(Jean-Paul Sartre/法國/1964)。也就是說，評審在這兩個看似矛盾的遴選目標中試圖找出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文學作品。正如同拉斯‧吉稜斯登(Lars Gyllensten)1 為諾貝爾獎所做的評論：「諾貝爾獎不應該加冕過去的成就[…]，它不該是錦上添花[…]，它應該是一個對未來的賭注[…]能鼓勵得獎者」。換言之，諾貝爾文學獎旨在「讓一個既原創又創新的作者持續創作；推廣一個至此被忽略但產量豐沛的文學表現形式，讓更多人閱讀；幫助一個在文化和語言上受到忽視的文學創作途徑，以及透過獎項支持其他人道的試驗和抗爭」。
一、規範性權威。每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都會引起廣泛甚至激烈的討論，議論得獎者是否真的實至名歸。事實上，吉稜斯登也提到，這個獎項常被批評沒頒給「當前最佳的作家」，但他也說了這目標是「一項不可能達成的任務」。此外，如此期望不僅不切實際，更不符合諾貝爾遺囑明確立下的標準。其實，評審的標準不在文學價值，而是純粹在道德層面上。
二、國家分級。僅有個人和機構組織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然而，各國卻把這個國際授獎機制視為科學成就、文化影響力和政治地位的評斷標準。各國都認同諾貝爾獎可衡量一國知識程度的象徵性權力，獲獎即可突顯一國在國際上的尊崇地位；也就是說，依照諾貝爾獎的得獎數量，把各國區分層級。因此，作為國家權力的組成之一，諾貝爾桂冠現在已成為一國科學研究政策、文化發展以及對維護公共資產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獎成為一個非國家外交政策的典型，足以影響國際局勢發展。
1901年諾貝爾獎創立以來，這個國際授獎機制的威望不斷擴張，以至於諾貝爾獎得主成為全球菁英、道德和公民典範的代名詞。諾貝爾獎得主成為顯赫的國際知名人士，他們形成跨國的菁英體系，代表社會、道德和科學知識的珍貴資產，影響力大到被認為擁有一種神聖魔力。
至於諾貝爾文學獎，它可被視為是一國文學資產的外交大使，一國文化實力的最佳代表，卻也造成各國的衝突對立，而無法透過獲獎而得利。每次名單揭曉，誤解、衝突隨即可能爆發。事實上，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給任一作家，等同「指出在文學領域內，以理想主義為思考最重要的作品」──諾貝爾本人的意旨──甚至可說完全不是為了獎勵作品的文學價值。如兩位獲獎作家，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法國/1901)與賽珍珠(Pearl Buck/美國/1938)即突顯了人道主義精神的評選標準，而非以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當然，強調人道主義精神並不代表評審不試圖發掘嶄新的文學風格、創新的作家以及新穎的寫作技巧。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試圖在文學價值和人道精神之間取得平衡。實際上，赫爾曼‧黑賽(Hermann Hesse/瑞士/1946)、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美國/1949)、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美國/1954)、貝克特(Samuel Beckett/愛爾蘭/1969)以及品特(Harold Pinter/英國/2007)等得獎者，表現了評審盡可能顧及這兩個層面。
關於莫迪安諾，諾貝爾委員會很顯然地要表揚他的創作歷程，肯定他長久以來受到廣大忠實讀者喜愛。早在1970年代，莫迪安諾即是法國文壇的明日之星，短時間內獲得各大獎項。1968年，他才23歲，即以第一本小說《星型廣場 (La Place de l’Étoile) 獲頒兩項文學大獎 (Prix Roger-Nimier/Prix Fénéon)。1972年，他以第三本小說《環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 成為法蘭西學院小說獎的最年輕得主。於1976年，他以《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獲得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此後，莫迪安諾持續取得國內外獎項。他的作品聚焦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巴黎，以冷漠的風格書寫記憶。他用文字見證這段歷史，拒絕讓戰爭或是困頓的生活永久磨滅這些無名人士所留下的模糊痕跡。他重複強調追溯一段痛苦過去以弭平一段空缺歷史和意識的傷口的必要性。諾貝爾委員會特別表揚了莫迪安諾如考古學者般地的致力於「回憶的藝術，探討人類無法掌控的命運並且呈現了德國佔領時期的巴黎」。換句話說，諾貝爾委員會指出莫迪安諾的作品符合諾貝爾當初立下的人道主義計畫的精神，並同時表彰一個才華地位都已備受肯定的作家。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因此推崇了一個小說作家，表揚他的創作歷程以及創新價值。同時，也可讓法國政府受益。意即，法國政府可以運用來自個人的榮耀，轉化為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源，在全球各國的激烈競爭中，維持法國的影響力。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sociologie d’une élite transnationale, Montréal, Liber, 2012.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09-2010, Paris, L’Harmattan, 2010, pp. 19-22 ; pp. 41-45.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1, Paris, L’Harmattan, 2012, pp. 35-38.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47-52.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3, Paris, L’Harmattan, 2014, pp. 119-123.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
1他為1970年代瑞典學院的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