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érie Le Brenne
李若珊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3
2014年9月11日至18日,每两年召开一次的第65届国际捕鲸委员会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IWC) 会议在斯洛文尼亚的波斯托罗举行。将近90个国家出席此项会议,而议程讨论重点尤其围绕着日本捕鲸的情况;日本政府时常因以科学研究为由实则进行商业捕鲸而遭受谴责。由於澳洲提出控诉,在2014年3月,位於海牙的国际法院做出裁决,下令要求日本停止在南极海域的捕鲸计画。
1946年12月2日,各国在华盛顿签属了捕鲸管制国际公约之後,国际捕鲸委员会至此成立,至今则有89个会员国。主要目的在於《监督保护鲸类族群的适当数量进而让捕鲸产业有秩序地发展》。此外,其任务包括制定保护这些海洋哺乳类动物的措施,捕捉数量的限制及科学研究的管理,且更要确保各项成果的保存与分享。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捕鲸委员会将捕鲸行为分成三种型式,并各自依照不同的条例管理:1)商业捕鲸,2)原住民为生存捕鲸,3)科学研究捕鲸。然而,第一项因1986年当时法律宣布就已被严格禁止,第二项则是以鲸肉用於原住民食物供应的前提下延续着。相反地,科学捕鲸并不受到管制,且保有着合法性质。
其实,国际捕鲸委会会成立的原因,即是为了延续自1939年起,严格禁止在南半球的捕猎活动的正式规定。因为,自19世纪以来,由於捕鲸船以及海上处理工厂的相继出现,猎捕行为持续增加;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鲸鱼甘油为成分的炸药市场蓬勃发展,加速造成某些鲸类面临濒临绝种,如蓝鲸及座头鲸。
然而,商业捕鲸自1949年恢复进行。在日本,捕鲸活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为了解决粮食严重短缺的方式之一。之後,各国不遵守捕鲸的数量限制,国际捕鲸委员会又无法有效制裁违法国家,终於导致鲸类数量再次锐减。1961年至1962年期间,最少有六万六千头的鲸鱼在南极海域遭到杀害。面对此一令人震惊的情况及环境危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会员国在1982年投票决定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为逃避管制免,进行捕鲸活动的主要国家─包括苏联丶挪威及日本─皆正式提出反对。
在冰岛的支持下,挪威至今仍反对这项法规,且持续进行商业捕鲸。而日本政府则是遵从它於1986年做下的决议─核发专门研究许可,利用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管制漏洞进行商业捕鲸活动。
一、以科学正当性作为政治手段。日本以科学研究为由,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实际上是为了规避捕鲸领域全球治理的规范。因此,日本同样地也造成环境领域专家的科学资产和信誉的损害。
二、设置保护区以维护生物多样性。面对保护濒临绝种的物种的种种困难,保护区─划设广大的保护区域─似乎成为今後达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正是因为国际法院的裁决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第六十五届国际捕鲸委员会就1946年国际公约的第八条规定,针对科学捕鲸管制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上,此条文指出《如果各国家提交提案审查「…」,其会员国拥有决议是否核发许可的最终决定及此权力优先於委员会的其他法规,亦包括依据公约设立的监管机制》。尽管日本认可1986年修改的公约内容,但日本却依据这最早的法条规定,以在南极区域的研究计画(JARPA)为名核发特别许可。此项计画从1987年即已开始,於2005年,在未事先取得国际捕鲸委员会的科学委员的同意下,进入第二阶段(JARPA II)。并且,评估下来从1987年到2009年,超过一万头鲸鱼遭到捕鲸炮击中捕获。然而,日本的鲸类研究所(ICR Whaling)自成立以来,仅提出极少的研究成果,这个观察更令人担忧。一项发表於2006年的研究指出,日本鲸类研究所十六年来只发表了四篇研究报告。因此,海地国际法院的裁决证实了此研究计画事实上隐藏了商业捕鲸为实质目的的指控。尽管被下令禁止这些捕鲸行动,日本政府今年年底仍宣布提出新的计画(JARPA III)作为反击。日本政府再三强调捕鲸的科学研究用途,并利用国际法院的结构性漏洞,以摆脱这依然不完善的法规条例的限制以及缺乏惩处手段的裁决。尤其,它严重削弱为环境保护而做的所有科学评鉴的可信度。
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遏止非法商业捕鲸,保护区的划设成为优先考虑的办法之一。就目前情况,为捍卫受到严重威胁的保育类动物而在关键地区建立辽阔的保护空间,应可实质上改善其复育率。除了各国的海洋保护地区─依据各国国家主权管理的专属经济区(又称经济海域)─,国际捕鲸委员会也在澳洲海域及印度海域负责管制两个保护区。但欠缺监督制度,要管制涵盖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经济海域,仍是极度复杂的。去年一月,非政府组织 「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为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为诉求,并在海上组织宣传行动─尤其批判日本捕鲸舰队在澳洲海洋保护区的侵略。这个非政府组织以其激烈的护渔行动闻名,常在捕鲸船正要进行猎捕行动时,驶入渔船和鲸鱼中间,希望藉此提高日本人民的意识。也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鲸肉奢侈食材的消费量逐年减少。根据ICR Whaling的报告,2012年捕获的1211吨鲸肉中就有908吨未卖出。如果鲸类保护必须依赖有一个全球规模的治理单位,同样也必须要把重点放在如何改变舆论的意见,进而改变市场的供需。
Habermas Jürgen, La Technique et la science comme idéologie, [1973], trad., Paris, Gallimard, 1990.
lemonde.fr, Planète, « Le Japon repart à la chasse à la baleine »,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monde.fr/planete/article/2014/09/07/le-japon-repart-a-la-chasse-a-la-baleine-dans-le-pacifique_4483326_3244.html
Marguénaud Jean-Pierre, Dubos Olivier, « La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e et européenne des animaux », Pouvoirs, 131 (4), 2009, pp.113-126.
Raffin Jean-Pierre, « De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à la gouvernance de la biodiversité », Écologie & politique, 30 (1), 2005, pp. 97-109.
Site officiel de la CBI, disponible à l’adresse suivante : http://iwc.int/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