Élie Landrieu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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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屆世界杯足球賽於2014年6月12日至7月13日在巴西舉行，然而負責籌辦這項賽事的國際足球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卻遭受前所未有的批評和質疑。實際上，這個私立的組織享有強大的資源，足以強制要求賽事主辦國遵守其訂定的嚴苛條件，儘管可能對社會、經濟層面甚至是個人安全造成嚴重衝擊。
1904年5月21日，七個歐洲國家(德國、丹麥、西班牙、法國、荷蘭、瑞典與瑞士)的體育協會代表於巴黎創立了國際足球總會，以管制這項快速發展的運動。除了比賽規則制定以及協調各國足協的運作，國際足球總會最主要的目標即是規劃舉辦一項國際性的賽事。
儘管迅速獲得其他國家認可並加入，直到1930年，國際足球總會才終於在烏拉圭舉辦第一屆世界杯。然而，在經濟危機和國際衝突的雙重紛擾下，首屆賽事成果不如預期。僅有十三個國家參與，尤其傳統歐洲足球強權缺席(英國、德國和義大利)。但是，各國政府很快地體認到這項賽事可帶來的象徵性影響力，更可因此提升國際形象。因此，1934年的義大利世界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賽事作為向外界展現國力的櫥窗。鋪張華麗的賽程規劃加上義大利國家隊的強勢勝利，讓法西斯政權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向全世界傳達光榮實力與現代化的國家形象。
在電視普及之後，世足賽的政經影響力又提升到另一個規模。1996年的世界杯決賽首次有電視實況轉播，這場在倫敦進行由英格蘭對戰西德的賽事共有六千萬人收看。自此，世足賽成為各大品牌展示、宣傳的場合。此外，在1970年期間，由巴西企業家哈維蘭治(Joao Havelange)領導的國際足總和可口可樂、愛迪達簽訂合約，與這兩大國際集團的夥伴關係更持續至今。此後，國際足球總會不斷提升其影響力。掌控四年一度賽事的權利金收入(轉播權、行銷權以及多媒體平台)，國際足球總會的營收持續提高。以2007年至2010年為例，營收達到42億美元。然而，這個主管全球足球運動的機構也同時捍衛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尤其在世界杯賽事的規劃上，強制主辦國接受嚴苛的條件和待遇。
私有組織介入國際事務。全球化導致國際上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造成非國家行為者的興起。私有組織和機構獲得某些領域的管制權力，如國際足球總會有足夠權力反對、甚至反制各國政府的內部決策。
國家權力的重組。因此，這些新的行為者共同參與政治權力的改變。以本屆世界杯足球賽為例，在國際足球總會的要求之下，巴西政府必須大幅加強維安工程，直至甚至必須放棄其他重要領域的國家管制功能。
由於負責世界杯足球賽的籌劃，國際足球總會擁有可觀的政治權力，讓它得以在國際舞台上辦演一個重要且獨立的行為者。當然，不同於其他跨政府組織，國際足球總會並未享有任何國家主權的代表權。實際上，這個足球運動的最高管制機構僅是由各國運動協會共同組成，因此，並沒有和各國政府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由於讓各國互相競爭世界杯的主辦權，國際足總讓各國政府必須接受它制訂的賽事舉辦條件，並同時增進各國政府與國際足總的依賴關係。因此，國際足總甚至有能力影響各國國內體育活動的營利。實際上，如同前兩屆在南非和德國舉辦的世界杯，本屆世界杯的主辦國巴西接受了國際足總的要求，放棄徵收世界杯期間國際足總和所有商業合作廠商的營業稅。此外，國際足總更強制了一系列的措施維護其贊助企業的利益，而不利於在地業者。在各個比賽場地週圍，於是規劃了與國際足總合作的官方品牌「專賣區」。比起主辦國政府，國際足總更能掌控由賽事產生的龐大利益。這也代表了國家行為者的社會管制功能收到一定程度的侵害。在這個背景之下，因為籌辦世界杯而持續增加的公共負債(110億美元)將大幅影響巴西政府未來各項社會政策的制定。其實，儘管抗議動員逐漸擴大，巴西政府已經規劃一個減少公共支出方案，將直接影響公共服務的預算。同樣地，巴西政府在維護民主政權穩定的能力也受到質疑。很顯然地，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突顯了巴西各級政府忽略了徵詢民意的必要性。儘管在國際足球總會的壓力下，巴西政府放棄了部分的國家主權，但是，巴西也並非完全沒在賽事籌辦過程中獲利。實際上，在與國際足球總會簽訂的共同協議中，巴西政府必須特別加強維安措施，並趁機鞏固對人民的掌控。因此，以籌辦世界盃為由，巴西政府同時擴張了警察權和司法權。針對維安設備、監視器材和特殊行動軍隊，巴西政府共花費了20億里拉(9億美元)，同時還利用軍隊弭平在各地的抗爭行動。此外，與國際足球總會代表共同協商出的「世界杯法」更在巴西的刑法中增加了新的罪名。而在公共自由的危害方面，巴西國會目前正在審查一項「反對恐怖主義分子」的法律，該法案以廣義的恐怖主義為基礎，懲處對財物和服務的破壞。這項法案即是針對在世界盃舉辦期間進行抗議的民眾。這些法律將造成警察暴力的擴大甚至是免罪。許多非政府組織即指出並譴責警察在抗議動員活動犯下的暴力行為。尤其是鄰近觀光景點的貧民區(favelas)，警察驅逐當地居民的暴力行動。然而，巴西政府和國際足球總會之間並不僅只是對立和競爭關係。實際上，足球管制最高單位有能力影響巴西政府的根本的公共權力，如營利的管制和分配以及民主秩序的維護。然而，在這兩個機構之間同時也存在合作和夥伴關係。例如，兩者都認同加強安全管制的重要性：國際足球總會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以順利完成世界杯賽事，而巴西政府利用軍警趁機弭平社會安全問題，如貧民區和各個社會運動。於是，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行為者，巴西政府反而在本屆世界杯的籌辦中專注處理逐漸「崩解」的安全與社會秩序問題，而願意對國際足球總會放棄部分國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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