Élie Landrie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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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世界杯足球赛於2014年6月12日至7月13日在巴西举行，然而负责筹办这项赛事的国际足球总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实际上，这个私立的组织享有强大的资源，足以强制要求赛事主办国遵守其订定的严苛条件，尽管可能对社会丶经济层面甚至是个人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1904年5月21日，七个欧洲国家(德国丶丹麦丶西班牙丶法国丶荷兰丶瑞典与瑞士)的体育协会代表於巴黎创立了国际足球总会，以管制这项快速发展的运动。除了比赛规则制定以及协调各国足协的运作，国际足球总会最主要的目标即是规划举办一项国际性的赛事。
尽管迅速获得其他国家认可并加入，直到1930年，国际足球总会才终於在乌拉圭举办第一届世界杯。然而，在经济危机和国际冲突的双重纷扰下，首届赛事成果不如预期。仅有十三个国家参与，尤其传统欧洲足球强权缺席(英国丶德国和义大利)。但是，各国政府很快地体认到这项赛事可带来的象徵性影响力，更可因此提升国际形象。因此，1934年的义大利世界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赛事作为向外界展现国力的橱窗。铺张华丽的赛程规划加上义大利国家队的强势胜利，让法西斯政权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向全世界传达光荣实力与现代化的国家形象。
在电视普及之後，世足赛的政经影响力又提升到另一个规模。1996年的世界杯决赛首次有电视实况转播，这场在伦敦进行由英格兰对战西德的赛事共有六千万人收看。自此，世足赛成为各大品牌展示丶宣传的场合。此外，在1970年期间，由巴西企业家哈维兰治(Joao Havelange)领导的国际足总和可口可乐丶爱迪达签订合约，与这两大国际集团的夥伴关系更持续至今。此後，国际足球总会不断提升其影响力。掌控四年一度赛事的权利金收入(转播权丶行销权以及多媒体平台)，国际足球总会的营收持续提高。以2007年至2010年为例，营收达到42亿美元。然而，这个主管全球足球运动的机构也同时捍卫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尤其在世界杯赛事的规划上，强制主办国接受严苛的条件和待遇。
私有组织介入国际事务。全球化导致国际上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造成非国家行为者的兴起。私有组织和机构获得某些领域的管制权力，如国际足球总会有足够权力反对丶甚至反制各国政府的内部决策。
国家权力的重组。因此，这些新的行为者共同参与政治权力的改变。以本届世界杯足球赛为例，在国际足球总会的要求之下，巴西政府必须大幅加强维安工程，直至甚至必须放弃其他重要领域的国家管制功能。
由於负责世界杯足球赛的筹划，国际足球总会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让它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办演一个重要且独立的行为者。当然，不同於其他跨政府组织，国际足球总会并未享有任何国家主权的代表权。实际上，这个足球运动的最高管制机构仅是由各国运动协会共同组成，因此，并没有和各国政府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由於让各国互相竞争世界杯的主办权，国际足总让各国政府必须接受它制订的赛事举办条件，并同时增进各国政府与国际足总的依赖关系。因此，国际足总甚至有能力影响各国国内体育活动的营利。实际上，如同前两届在南非和德国举办的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巴西接受了国际足总的要求，放弃徵收世界杯期间国际足总和所有商业合作厂商的营业税。此外，国际足总更强制了一系列的措施维护其赞助企业的利益，而不利於在地业者。在各个比赛场地周围，於是规划了与国际足总合作的官方品牌「专卖区」。比起主办国政府，国际足总更能掌控由赛事产生的庞大利益。这也代表了国家行为者的社会管制功能收到一定程度的侵害。在这个背景之下，因为筹办世界杯而持续增加的公共负债(110亿美元)将大幅影响巴西政府未来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其实，尽管抗议动员逐渐扩大，巴西政府已经规划一个减少公共支出方案，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预算。同样地，巴西政府在维护民主政权稳定的能力也受到质疑。很显然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突显了巴西各级政府忽略了徵询民意的必要性。尽管在国际足球总会的压力下，巴西政府放弃了部分的国家主权，但是，巴西也并非完全没在赛事筹办过程中获利。实际上，在与国际足球总会签订的共同协议中，巴西政府必须特别加强维安措施，并趁机巩固对人民的掌控。因此，以筹办世界杯为由，巴西政府同时扩张了警察权和司法权。针对维安设备丶监视器材和特殊行动军队，巴西政府共花费了20亿里拉(9亿美元)，同时还利用军队弭平在各地的抗争行动。此外，与国际足球总会代表共同协商出的「世界杯法」更在巴西的刑法中增加了新的罪名。而在公共自由的危害方面，巴西国会目前正在审查一项「反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法律，该法案以广义的恐怖主义为基础，惩处对财物和服务的破坏。这项法案即是针对在世界杯举办期间进行抗议的民众。这些法律将造成警察暴力的扩大甚至是免罪。许多非政府组织即指出并谴责警察在抗议动员活动犯下的暴力行为。尤其是邻近观光景点的贫民区(favelas)，警察驱逐当地居民的暴力行动。然而，巴西政府和国际足球总会之间并不仅只是对立和竞争关系。实际上，足球管制最高单位有能力影响巴西政府的根本的公共权力，如营利的管制和分配以及民主秩序的维护。然而，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同时也存在合作和夥伴关系。例如，两者都认同加强安全管制的重要性：国际足球总会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以顺利完成世界杯赛事，而巴西政府利用军警趁机弭平社会安全问题，如贫民区和各个社会运动。於是，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者，巴西政府反而在本届世界杯的筹办中专注处理逐渐「崩解」的安全与社会秩序问题，而愿意对国际足球总会放弃部分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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