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e Landrieu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0
2014年3月17日,國際信評公司穆迪(Moody’s)把阿根廷的信用評等調降至「Caa1」，意即告知金融市場阿根廷的償債能力低下，違約風險「甚高」。此外，穆迪特別指出疑慮來自阿根廷外匯存底快速減少─自2011年527億美金到現在僅剩275億美金，加上阿根廷政府持續推行「不恰當的政策」。
2001年12月，阿根廷宣布停止償還1030億美金的國際公債。之後，阿根廷進入鎖國的情況，不履行應該遵守的國際金融規則，甚至不顧國際金融規範的承諾。實際上，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政府於2005年1月提出第一個債務重組計畫。一年後，阿根廷即還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FMI)的98億美金紓困欠款。克利斯蒂娜‧基什內爾(Cristina Kirchner)政府於2010年6月提出第二個債務重組計畫，90%的私有債務得以重新協商。因此，2012年阿根廷政府成功減少將近70%的負債(自2002年等同國內生產毛額的166%降到44,9%)。
此外，當時的國際經濟局勢也有利於阿根廷經濟的自主發展。受惠於農作物的價格飆漲─如占阿根廷出口25%的黃豆價格持續走高─，阿根廷在國際收支取得大幅出超，外匯存底也因而增加，尤其是美元，而且90%的阿根廷國債是以美元結算。同時，阿根廷穩定、快速的經濟成長─在2003至2008年期間維持在7-9%─造成國家稅收持續提高。阿根廷政府於是有足夠的資源平衡支出並還債，而不需要透過國際金融市場。
一般而言，如能在經濟方面保持自主性，政府在施政時自然能有更大的空間。唯有保持經濟自主，政府才能擺脫國際上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並施行干預政策，如社會援助、保護主義措施(設備或至製造業產品進口課稅)，又或是國有化(退休基金，2008；阿根廷航空Aerolineas，2011；石油公司Repsol-YPF，2012)。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中央銀行對資本的流動執行嚴密的檢查。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局勢惡化造成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回到國際債券市場。隨著全球需求的降低，農作物價格持續下滑，阿根廷的貿易出超減少，國內經濟活動放緩，政府財稅收入減少。因此，阿根廷政府可支配的經濟資源也大幅減少。於是，在這個情況之下，阿根廷政府必須重新吸引投資者進入。但是，要獲取投資者的信任，則必須回應他們的規則和要求，也就是說，必須接受他們的規範性權威。
一、以規範進行管制。 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一書中，傅柯(Michel Foucault)描述在十八世紀末以來，一種獨立於法律之外的規範性權力逐漸出現。然而，如果說法律是外在且具懲罰性的，規範則是內在而要求個人的自我控制。
而正是因為擁有全球性主權的主管機關不存在，全球化的管制遵循上述的發展。專業機構發布的規則成為管制的依據，各行為者的自我約束和主動加入更成為機制運作的原則。而專業機構的影響力正來自於全球化的重要分子必須盡一切所能進入他們規範出的「集團」，即便必須遭受損失。
二、以汙名作為改正的措施。汙名化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管制措施。依照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論述，汙名不僅造成受害者的身分受損並遭到排擠，同時更再次確立社會系統中的主流價值。然而，阿根廷國債信評再次被調降將造成該國信用受損，進而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紛紛走避。這個情況造成阿根廷政府必須依照信評公司的規則改變其金融政策─透明化、預算緊縮、放鬆匯率管制─，以重新回到國際債券市場並找回投資者。
阿根廷的信用評等遭到調降造成這個國家被金融市場排擠的效應。甚至突顯了阿根廷「償債能力低下」的形象。因此，這個情況將惡化阿根廷和所有國際金融成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私人投資基金、美國司法單位、金融媒體)的關係，因而間接造成阿根廷無法進入國際債券市場。
信評公司穆迪的決定因此造成阿根廷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符合市場經濟規範的政策。這次評等附帶了對阿根廷政府干預政策的批評，如對能源價格的管制、匯率的干涉，以及被認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超額公共支出。因此，穆迪建議阿根廷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措施，如財政赤字的管制與穩定貨幣。依照穆迪，這些不可避免的重要措施將有助阿根廷政府償還公債。
阿根廷對資金的急迫需求，造成各級財金首長必須考量到穆迪開出的這些要求。實際上，資金的外移、通貨膨脹加劇以及整體經濟活動的減緩，嚴重地打擊了阿根廷的財政，封閉自主的情況無法再持續下去。因此，近幾個月以來，阿根廷政府對國際金融市場釋出諸多回應措施，期望贏得它們的信任。其中，阿根廷特許讓某些國有化企業獲得高額的補償─如支付50億美金給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或是清償部分私人債權人的過期欠款。尤其，阿根廷放任比索兌美元匯率下跌，同時並與巴黎俱樂部(Club de Paris)─為負債國和債權國提供債務安排的非正式組織─進行協商。然而，為了取得金融市場的信心，穆迪的專家明確地指出阿根廷政府必須更大規模調整其經濟政策。
此外，若國家越依賴債券市場，信評公司的權威也就越強大。信評公司現在已經有能力影響國際金融的相關規範。甚者，政府必須依照信評公司的指導改變財金政策；清償國債成為當前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然而，這個情況也將造成投資者的利益凌駕在人民整體利益之上。
Foucault Michel,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1975.
Goffman Erving, Stigmate. Les usages sociaux des handicaps, Paris, Minuit, 1975.
Gaillard Norbert, « La notation souveraine », Politique étrangère, (1), 2012, pp. 53-63.
Publication web de Moody’s, décision du 17 mars :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Moodys-downgrades-Argentinas-government-bond-rating-to-Caa1-stable-outlook–PR_294642?lang=fr&cy=f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