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ien Cherqui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03
Source: Flickr
依據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於2013年7月所揭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各項文件，近十年來，美國攔截了超過二十億筆來自巴西的電子郵件和電話。文件證實，巴西以及其他國家，如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巴基斯坦是稜鏡計畫(Planning Tool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Management, PRISM)的目標之一。
2013年12月17日，揭密者(Whistleblower) 愛德華‧斯諾登在巴西的日報Folha de S.Paulo發表公開信。他直接告知「巴西人民」，他已準備好「協助」巴西上議院展開的調查。但是，自2013年7月31日以來隱蔽於俄羅斯，他指出「除非有國家提供他長期的政治庇護，否則美國政府將干預他表達意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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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維基解密(WikiLeaks)網站外交機密文件外洩事件以來，揭密者的行動獲得前所未見的媒體報導。以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為基礎，提倡保障言論自由，揭密者的作為揭發了眾多的資訊。2010年，將近四十萬筆關於伊拉克戰爭的機密文件，以及超過九萬筆「War Logs」─美國軍隊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行動的機密報告在網路上公開。此外，二十五萬筆來自美國國務院外交電報也被公開。尤其因為這起洩密案，美國士兵曼寧(Bradley Manning)被判刑三十五年。
2013年對美國政府來說是面臨重大轉換的一年。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分析師愛德華‧斯諾登公開了由這個機構所發展的數個大規模監視計畫，以擷取眾多不同的資訊，如XKeyscore或是PRISM。這些計畫遭公開後，歐洲議會議長馬丁‧舒爾茲(Martin Schulz)評論「這將嚴重影響歐盟和美國的關係」。許多美國的盟友，如法國、德國，或是中國，都遭受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電子情資監視。如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電話通訊內容，即是這項間諜行動的內容之一。
面對來自國際連串的批評指控，白宮指派專家並於2013年12月13日提出報告，認為國家安全局必須改變監視活動所採取的形式。報告提出的46項建議中指出，美國應該和「親近的盟友」發展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此外，「在911事件後創立的某些主管機關，不當地犧牲、違害了個人自由、隱私與民主治理等基本利益。
一、公開秘密，如行動準則之一。秘密是促成各個政治單位交互行動的結構之一，因此秘密是國際關係的核心。正是掩蔽一項資訊讓秘密享有其價值。揭密者團體透過眾多媒介在網路上公開資訊，侵犯了國家在外交情報領域的壟斷地位，並在公共空間建立了一項創新且有實際影響力的抗議行動準則。
二、資訊透明，忠誠的新定義。這些提供機密資料者的行動有其象徵性價值，主張在民主國家之間，外交和政府資訊的絕對透明。然而，這個作為他們意識形態基礎的必要條件，卻將推翻目前各國間主流的忠誠機制。
揭密者愛德華‧斯諾登在全球散播外交情資，這或許應該只是一起短暫即時的單一事件。然而，揭露的情資內容卻提顯出傳統外交機制所面對的巨大變革。事實上，單一個人現在已有能力介入國際事務，甚至有時候和國家政府直接衝突。維基解密事件之後，這些涉入國際事務的新成員透過揭露眾多訊息吸引全球媒體的注目。透過建立一個新型的抗議模式，亞桑傑(Julian Assange)、曼寧與斯諾登成為維護言論自由的代表典範。
揭密者的行動侵害美國在外交機密資料壟斷權力，並因此打擊了國家主權的神聖化。他們揭露出的訊息，呈現出一個動盪的世界，擁有專業知識且掌控資訊科技的個人所組成的網路，形成一個新的權力，而各國政府必須和他們對抗。這個現象即是約瑟夫‧奈爾(Joseph Nye)所提出的「網路權力」(cyberpower)。也就是說，透過特殊的工具，運用網路空間的能力。這些「有能力的個人」(skillful individuals)共同組成反對權力的力量，並且涉入各國的外交關係。他們的行動，在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時造成一定的影響。同樣地，在斯諾登揭發機密文件之後，巴西總統羅賽夫(Dilma Rousseff)取消在美國華盛頓的正式訪問，並在聯合國代表大會上譴責美國的間諜行動。
若要研究秘密，則必須連同忠誠的概念一起討論。曼寧和斯諾登案例的共同點：前者為在軍隊服務的分析師，後者則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任職，兩人都替美國政府工作。然而，他們並沒有遵守對各自服務單位的保密條款，相反地，他們堅守自己的信仰以及以資訊透明為基礎的道德價值。兩人不服從國家機關規範，讓以忠誠為中心概念的國家機關遭受挑戰。此一抗爭形式突顯出他們成為「無主權行為者」(sovereignty-free actors)，有能力打擊國家主權的神聖形象。因此，何謂忠誠，其定義在此遭受衝突。他們利用國家情資與軍事機關分析師的身分，卻違背了國家賦予的任務，但是兩位揭密者的行為卻和他們自身的信仰價值一致。拒絕接受國家事務的晦澀不透明與政府的卸責脫罪，他們兩人因此打擊了必須對國家機構效忠的機制。如此的分析，讓我們了解揭密者的行為如何可以超過並挑戰國家的體制規範。他們的作為以全球公民社會為基礎，以此擴展出跨國的抗爭動員模式。新形式的行為者在這個新環境下逐漸發展，無論是支持人權維護、公共自由或是網路自主的份子；同時抨擊民主國家政府任何濫用主權的行為。揭密者正是運用這個趨勢。也因此，我們觀察到這些抗爭人士和媒體間的緊密互動，無論是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法國世界報(Le Monde)、德國鏡報(Der Spiegel)、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又或者是美國記者Glenn Greenwald，諸多單位和個人，有能力解析、評論並傳遞這些洩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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