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10,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数位工业
Adrien Cherqui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8
Source: Flickr
2014年2月19日是苹果和三星，这两个手机大厂必须协调出一项协议的期限。圣地牙哥法院於2014年1月提出这项协商要求，希望能找出折衷办法以避免两大集团再次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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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依据科技产业市场研究机构IDC的资料，2013年全球共卖出超过10亿台智慧型手机，较2012年成长38%。加上2013年的市占率来看，三星共计卖出3亿1390台，市占达到31%；苹果共卖出1亿5340万台iPhone，达到15,3%。排名第三的是中国品牌华为，卖出4880万台，市占率达到4,9%，但仍远远落後前两大品牌。
自1983年3月6日，Motorola创立第一个无线通讯系统後，行动通讯科技即在各项规范丶技术的累积下逐渐发展。行动电话在1990年代普及丶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标准在全球成为规范，再加上3G丶4G技术的发展，造成各项行动服务，如影音资料阅览丶应用程式以及上网功能，全然整合在智慧型手机上。尽管这些技术变革近年来彻底改变了电信领域，但不变得是它持续由少数几个业者独占。诺基亚丶华为丶三星丶乐金以及苹果─於2007年推出的第一代iPhone带动智慧型手机的需求─共同组成这个独占体系。但也因此，各大厂间竞争激烈，尤其在研发的投资方面。於是，激烈的产品竞争造成手机制造业者必须违法使用对方研发出的专利。
自2011年4月以来，三星和苹果这两大手机厂针对多项专利进行国际诉讼。其中最知名的审判结果仍是2012年8月三星被裁定必须赔偿十亿美金，以补偿苹果iPhone和iPad所遭受的专利损失。在司法诉讼过程中，三星谴责苹果擅用属於三星的规范和技术专利。而苹果则认为三星的Galaxy S和Galaxy Tab系列产品抄袭iPhone和iPad的介面和外型设计。而除了这两家公司的诉讼竞争之外，背後其实更牵涉了手机作业系统研发者的竞争，亦即苹果使用的iOS作业系统，以及由Google研发丶大部分三星手机装载的Android系统。
2013年6月，两大行动电话厂的司法战争被带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这个裁判贸易冲突的美国联邦机构认定苹果曾违背三星的一项重要智慧财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因此禁止苹果进口和贩售与这项技术相关的无线通讯工具和移动音乐服务。然而，这项裁定从未被执行。实际上，2013年8月3日，美国总统欧巴马和美国政府片面否决这项裁定，而这甚至造成韩国主管单位的激烈反应。
理论框架
一丶行动通讯技术的跨国化。跨国企业为了满足其特有的生产模式需求，必须在研发层面相互合作。互相竞争的对手必须整合，以共享资源丶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力。
二丶跨国企业的结构性权力。高科技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拥有决定产业未来趋势的主导权力。这个「结构性的改变」─如引用Susan Strange的概念─将描绘并决定全球经济的结构，而当中的其他成员只能依据改变而行动。
案例分析
行动电话是当前成长最快的产业，众多不同产业的行为者在其中相互交流。其中有三大产业逐渐整合：行动电话丶硬体以及软体。全球化进程和创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这些业者共同运作出新的经济模式。然而，新经济模式的成功与否，关键在於是否能维持产业的成长丶呼应市场的需求，并保持竞争力。此外，过去为国内市场需求为依据的生产模式也转变成为依据全球市场的需求。这个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构性的改变」促使行动通讯产业的跨国化，更是三星和苹果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根源。
不管是在个人电脑丶平板电脑或是智慧型手机的各个生产制造环节，三星拥有比苹果更多的经验。不管是处理器丶萤幕和软体，三星拥有足够的资源生产高科技产品，并且实际上也是产业的领导者。尽管这个南韩企业是苹果的主要竞争对手，双方却矛盾地必须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最显着的例子如iPad 2和iPhone 4S装载的A5处理器，尽管由苹果设计，却是三星负责生产。此外，苹果未来产品使用的A8处理器，将由台积电制造。然而，苹果不会完全舍弃三星，以避免零组件供应匮乏的情况，何况三星的处理器未来仍将保有全球30-40%的产量。
在行动电话和平板电脑领域，同业间的相互依赖成为硬体生产的特徵。也就是说，三星向苹果提供工业生产的技术，而苹果替三星开发新市场。美国经济学家John Dunning称这个现象为资本主义结盟。因此，既竞争又合作成为企业间新的一种关系。
这个模式的生产机制不可避免的造成科技的传递，但也同时促成行动电话产业内各形为者权力的重新分配。此外，激烈竞争造成业者无法避免地使用某些特定的标准性专利。这个违背竞争对手专利的行为却在业界成为常态。在诉讼的初期，三星不断提出某些关於3G规范的专利应该成为产业的「基础标准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然而，侵害科技性专利的行为若依据社会学家Ulrich Beck，应属於私法范畴。两个对立的论点突显出国家没有足够能利处理这个争议以及国家立法权力的不足。
参考資料
Balzacq Thierry, Ramel Frédéric (Éds.), Traité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13.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Le Monde, « Brevets : Apple et Samsung échouent à s’entendre aux États-Unis », 23 février 2014, disponible à l’adresse suivante : 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4/02/23/brevets-apple-et-samsung-echouent-a-s-entendre-aux-etats-unis_4371831_651865.html
Mosca Marco, « Les tops et les flops du marché des smartphones en 2013 », Challenges, 28 janvier 2014,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challenges.fr/high-tech/20140128.CHA9712/samsung-apple-huawei-lg-les-tops-et-les-flops-du-marche-des-smartphones-en-2013.html
Strange Susan, Stopford John, Henley John S.,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Strange Susan, « States, Firms and Diplomacy »,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 (1), 1992, pp. 1-15.
Mar 6,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际贸易, 数位工业
Robin Baraud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7
Pixabay
2014年1月29日Google宣布將旗下的摩托羅拉(Motorola) 以僅僅29億1千萬美元價格賣給聯想 (Lenovo)，然而Google在2012年是以125億美元購入。即便經過大幅裁員，摩托羅拉仍然無法重新奪回市占，將此一行動電話領導先驅售出的行為，乍看之下如同一場賠本殺出的生意。但此評定需要被重新考量，因為Motorola所持有的17000項專利，最終只有2000項會轉移給聯想。另外，聯想也將受惠于其他15000項專利的部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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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联想在2005年收购IBM笔记型电脑部门後开始享有盛名。此项交易金额当时被认为高出其本身价值三倍以上。2013年年中，在艰辛地完成服务整并以及更换领导者後，联想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制造商。从一开始，该公司就希望藉由此并购行动，除了技术的转移外更继承了IBM形象，由於其ThinkPad等产品名称在欧美市场已建立地位。
目前，全世界大约70%智慧型手机都配备以Android为基础发展的作业系统。此为由Google提供给制造商的基础软体，制造商可以依照不同产品需求调整作业系统。Google 的合作厂商，包含了台湾宏达电(HTC) 丶日本索尼 (Sony) 与南韩三星(Samsung)，对於2012年的Motorola的采购案都十分忧心，害怕此品牌最後可能成为唯一配备Android系统的智慧型手机。Google从2010年开始与各制造商合作 (一开始为HTC，之後和三星以及Asus和LG) 推出一系列高阶低价的智慧型手机以及平板电脑，配备无法修改的Android作业系统。对此，各厂商皆认为Google在策略上企图将它们驱逐。
在Google与主要竞争对手的电子书大战中，也将会用到Motorola的专利。2012年2月27日，它与苹果(Apple)的诉讼官司败诉。此法律行动要求Apple在市场上收回使用IPad和Iphone，主因於使用了几项Motorola所持有的工业专利。然而，他们清楚地知道本身的控制权。事实上，在Android的每一个终端销售中，制造商必须支付给Google5到15美元，以分担专利发明的成本。
通过收购Motorola行动，联想在智慧手机的制造商世界排名中已从第五名上升到第三名，仅位於Apple和三星之後。目前一系列低阶产品已经在中国市场打下根基，它更计划投资中阶系列产品，促使2014年在美洲与欧洲市场上推出。在此情况下，Motorola的品牌形象以及其重要的存在感都有利於其接近市场。换句话说，技术转移在本次交易中似乎是一个次要优先选项。然而，2014年1月23日星期四，技术转移却是联想花2,3亿美元，收购IBM低阶伺服器业务的主要目的。与收购Motorola mobility的原因相似，联想曾在2013 年表示想收购黑莓机(Blacknerry) 的意愿。但由於害怕此公司将成为中国国籍，此项目标被加拿大当局所禁止。
理论框架
一、智慧财产权作为国际竞争的工具。世界贸易自由化与智慧财产权保护国家立法的一致化(Homogénéisation) 同时并行。此一致化允许企业持有专利，在法律上禁止其竞争者生产相同性的产品(包含物质性或是非物质性)。
二、跨国企业追求以垄断营利。在单一经济强权垄断情况，顾名思义同业中没有需要担心的竞争者。因此，它不需去获得相对的优势利益，而是继续努力维持单方的霸主支配地位。事实上，维持市场竞争力被证明是代价高昂，这也是为什麽建立垄断以增加盈利被视为是理性的。
案例分析
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捍卫的保护私有财产典则允许了在科技专利上建立霸权。目的包含了确保企业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报酬。此试图鼓励创新与进步的世界经济控制措施，确立了完全竞争性的理想类型不存在。在行动电话领域中，此些规范已促成由跨国公司所组成的寡头政治浮现。此些公司受利於庞大的财政收益，在产品开发上能持有或可协商使用多项专列产品。这些有利於手机应用开发的工业产权可以被归类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在硬体方面的物质部分，另一类为，确保功能作用的软体部分。目前，在智慧型手机上的竞争聚焦於第二类。尽管对目前现存技术的些微贡献(以苹果触碰式滑动解锁为例)，但由於电池容量难以改变，手机零组件各别性能的提升仍有很大的限制性。
目前 Google将自己几乎完全定位在软体开发，并善用此优势。采用Android系统的手机制造者为了脱颖而出，分别开发越来越先进的辅助功能。一些手机厂商，像是三星，就提出以追踪使用者眼球滚动来操控手机悬的浮式翻页功能。但此做法逐渐地掩饰了以Android作为基础的软体，使得消费者难以辨认。此似乎为Google带来问题，因为其正在准备施行，以收集与分析个人资料数据的产品的商业模式(Gmail, GoogleMaps, Google Calendar, 等等)，却因此不再被应用。 然而，其原则目标仍维持在建立产品相关规范，如同微软能够操控电脑系统一般。这样一个全球性系统的利益，在於在一个大多数使用者都已经习惯作业的背景下，将会很难竞争。换句话说，此垄断情况将带来令人满意的收益。
透过获得Motorola专利，Google强化了智慧手机作业系统开发上垄断的能力。所带来的成果将会是双倍的。首先，由於创新上的高成本与艰难，Google将继续维持竞争者挑战的困难度。再来，在Android作业系统上也增加了合作夥伴对它的依赖。除了Motorola的品牌外，联想更获得有价值的技术知识，并且得利於透过新的子公司适当地融入美国市场。中国身为WTO会员国，事实上其企业无可避免地必须取得众多专利才能进入其他国家市场，行动电话便是一个例子。
参考資料
Andreff Wladimir (Éd.), La Mondialisation, stade suprême du capitalisme ?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Charles-Albert Michalet, Paris, PUN, 2013.
Chiu Justin, « L’anarchie mondiale dans le secteur de la téléphonie mobile. La guerre des brevets entre les fabricants de smartphones », Passage au crible, Chaos International, 7 janvier 2013.
Le Monde, « Google revend Motorola au chinois Lenovo mais garde les brevets », 30 janvier 2014, à l’adresse web : http://abonnes.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4/01/30/google-revend-motorola-au-chinois-lenovo-mais-garde-les-brevets_4356898_651865.html?xtmc=lenovo&xtcr=5 [3 mars 2014].
Feb 21,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国际贸易, 数位工业
Justin Chi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6
Pixabay
2014年2月4日，萨帝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接替史蒂夫·巴尔莫(Steve Ballmer)，成为美国跨国电脑集团微软(Microsoft)的第三任执行长。至於集团的创办人，比尔·盖兹(Bill Gates)，则辞去董事会主席的职位，但他同时宣布此後将以科技顾问的身分更加投入公司事务。实际上，依据微软目前面对的困境，一般认为新的执行长人选将来自集团外部，以期待他能更有魄力彻底改变公司的策略。当然，这项内部提名的人事案展现了微软拓展个人电脑以外业务的决心，在此之前，纳德拉是云端服务(Cloud & entreprise)的负责人，集团内唯一营收保持高度成长的部门。然而，最近几年来，微软最大的弱点即反映在它没有能力创造惊喜，以及它过於缓慢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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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81年，IBM电脑公司生产了首个获得商业成功的个人电脑─IBM PC，卖出数百万台。由於IBM选择了微软的作业系统(DOS/Windows)和英特尔(Intel)的微处理器(Intel 8088)，也因此促成这两家公司的快速发展。实际上，靠着这两项产品，微软和英特尔共同掌控了个人电脑结构(PC Architecture)。自从1980年以来，微软和英特尔即协调出一致的行销策略，如同时推出新一代的产品。也因此，迫使其他电脑零组件制造商必须追随这两家集团产品不断提高的标准和效能。如此一来，微软和英特尔的结盟(Wintel)促使整个电脑产业能持续创新，同时让微软和英特尔取得市场独占(monopole)的地位。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下，零组件制造业者必须持续降低制造成本。因此，若以同样的规格相比，装载Windows系统的个人电脑将比掌控全部生产线的Apple电脑公司的产品便宜，而这也更加巩固微软的独占地位。
微软现在能够成功地在全球市场贩售软体商品，美国政府其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不遗馀力，不论是在多边协议场合，如1994年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又或是利用双边协商，如要求中国执行更严格的智慧财产权规范。
正由於微软在市场的独占地位─全世界十台个人电脑中仍有九台装载Windows作业系统─，集团每年的营收惊人，2013年的税前盈馀约达270亿美元。但不可否认地，微软已经失去创新的企业形象。究其原因，社群服务网站让即时讯息软体MSN划下终点；它开发的搜索引擎Bing，不但无法和Google竞争，更成为巨额亏损的钱坑(在2005年至2011年之间，损失90亿美元)。此外，在云端运算(cloud computing)服务领域，是另一个美国跨国公司Amazon取得优势。最後，Google和Apple已经在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上成功发展出各自的经济体系，然而微软和英特尔却迟迟无法在这个重要市场取得成绩。
理论框架
一、数位革命的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的概念由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他指出在工业变革的过程，一个产业领域中新创的经济活动将导致旧存活动面临淘汰的命运。依照这位经济学家，好几类的创新将促成这个变革，如创新产品的上市丶制造或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新市场的开发等。
二、生产结构的掌控。二十多年来，凭藉两个公司共同开发的科技规范和标准，微软和英特尔的结盟统制了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然而，Wintel联盟对零组件制造业者所施加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由Susan Strange所提出─现在已经大幅衰弱。实际上，微软和英特尔已经无法要求全球其他业者遵守他们订定的生产规则，尤其在连串的失败之後，微软已经失去领导创新的企业形象。
案例分析
电脑和电信科学自1990年代即开始接触丶融合，进而促成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这类全球性商品的出现。尽管电脑产业─现在已成为高科技领域中的传统产业─仍然能够对抗这个数位浪潮，相关业者必须加强创新并同时投入其他领域，以延後电脑业的衰退。
可以确定的是，纳德拉的任命案旨在巩固微软云端运算─为公司企业和公共行政单位提供的线上资讯服务─的业务。接着，这位新的执行长必须完成由巴尔莫在2013年12月开启的Nokia行动电话部门的并购案。而然，微软和Nokia这两家过去最知名科技公司的结合似乎难以让人相信他们能生产出吸引人的智慧型手机商品。因为，智慧型手机已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最核心的贴心亲密物品，每个消费者在选购时会同时考量到商品是否符合他们的身分地位，以及产品反映出的象徵价值。此外，微软不会单纯为了增加市占为考量，而投入低阶产品。因此，正因为售价过高，微软於2012年自行开发的平板电脑Surface，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销售目标。更重要地，微软和英特尔犹疑投入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领域所造成的落後，让它们无法成为产业的领导业者。
此外，自2012年10月发行以来，微软最新的作业系统Windows 8 既没有得到使用者的认可，也没有促成电脑设备换新的风潮。这个前所未见的现象让全球电脑业者大失所望，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甚至说到「Wintel注定将走向失败」。电脑制造业者和各大品牌过去一向是微软的忠实夥伴，但现在部分业者更期待和其他网络巨擘，如Google或Amazon一同合作。Google目前已经和亚洲最重要的电脑品牌共同推出商品，如和韩国Samsung丶台湾Acer开发的个人电脑Chromebook，或是和韩国LG和台湾Asus开发的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Nexus系列商品。
最後，就算微软已经失去领导创新的企业形象以及施加在电脑制造业者的结构性权力，值得留意的是，其他美国网络巨擘接替了微软的地位，并持续了美国在全球创新的领先优势。到目前为止，仅有Apple丶Amazon丶Facebook和Google能在新一代科技的基础上发展出可靠的经济体系，并且有足够能力影响全球其他业者。
参考資料
Chiu Justin, « L’anarchie mondiale dans la téléphonie mobile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117-122.
Kim Sangbae, Hart J. A., «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Wintelism: A New Mode of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Computer Industry », in : Rosenau James, Singh J. P. (Éd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Changing Scope of Power and Govern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 143-168.
Laroche Josepha, « L’Économie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 in : Balzacq T., Ramel F. (Éds.), Traité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13, pp. 631-659.
Le Monde, « Avec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mise sur l’après-PC », 5 fév. 2014.
Reich Robert, The Works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92.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3], Londres, Routledge, 2010.
Stopford John, Strange Susan, Henley John.,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range Susan,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res, Pinter, 2e éd, 1994.
Feb 17,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南北对立, 联合国 ch s
Michaël Cousin
李若珊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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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以来，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爱滋病日。透过当日举办的各类活动，无论是公立或私立部门一起发布丶宣导并 宣传有关此一大规模传染病的最新演进以及重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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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2011年，「向零迈进」成为主题口号。世界爱滋病日委员会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抗爱滋病运动计画，希望让捐款人能预想在2015年达到「零HIV病毒新发感染丶零歧视与零爱滋病相关死亡」。理论上，达到此一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的。而事实上，科学家们不断反覆审视各种治疗方法与预防措施，如抗反转物病毒药凝胶与暴露後治疗。此外，由於首批对抗爱滋药物的专利权期限届满，以及创新型筹资机制的引进，如国际药品采购机制税收(taxe UNITAID)─每张机票徵收1到40美元的小额课税，促使鸡尾酒疗法的成本降低。
然而，现在只剩下几个月来实现当初订下的这三个目标。其中，消除对爱滋病患者的歧视似乎难以实现。事实上， 根据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状况，国际合作 大致上严肃地看待并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但却轻轻带过─甚至避免─性别少数族群丶卖淫与毒品使用者等问题。然而，面对这些困境，由各国政府所组成的国际组织仍马不停蹄地寻找资金。
在此企盼下，联合国爱滋病联合规画署(ONUSIDA)─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共同提出并主导对抗爱滋病毒/爱滋病的计画单位─宣布自2014年开始，订定每年的3月1日为新的世界反歧视日，然而其他机构则是以青少年(10至19岁)作为当日活动的主要诉求对象。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把明年的目标摆在针对青少年族群的预防措施丶治疗与关怀服务。至於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联合国的建议下，以关注至少95%的青少年性健康为目标，尤其针对这已肆虐三十馀年的病毒。然而，尽管各国对於爱滋防治的国内捐款逐年增加，但国际捐款却逐年减少。
理论框架
一、政府开发援助(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的效益。国际上愈来愈以绩效考核指标来分析政府开发援助的效益。此一趋势导致多数出资人倾向经营结果导向管理的模式 (results-based management)。然而，这方法虽有助於计画的贯彻执行－预期的解决方案是否实施？－却无法优先考量计画受益人的实际需求。
二丶援助的削弱。没有效率的国际合作政策同样导致投资金额下降。尽管几十年来受惠於国际捐款，开发中国家的种种困难依然存在，因此导致投资人的迟疑或放弃，进而补助金额也逐渐减少。
案例分析
自从1990年以来，政府间国际组织广泛提出针对特定目标的各项计画。例如，世界银行於二千年初提出「对抗贫穷」计画，其实这个计画正好契合了联合国八项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至於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七项，即是遏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蔓延。也因此，「向零迈进」动员活动除了加强对抗爱滋病这个目标，还另外补充了两个决心：打破歧视与消除爱滋病相关死亡。
事实上，尽管这些全球性的宣传活动引导着国家内部机构与其他国际机构，各个公共机构本身也制定各自的援助政策。然而，这并不能决定援助资金之後将如何被运用，因为不同国家的机构有不同的募集和分配资金的方式。因此，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年轻同性恋者可能将无法受惠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免疫病毒／爱滋病预防措施，然而他们却是计画设定该特别关注的族群。
以经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方向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在这一方面，获得借款可以只是因为一个逐渐流行丶有力的口号词汇，如「反对妇女歧视」，「完善的治理」或是「防范母婴垂直传播的血清转换」。此逻辑不仅影响计画的负责人与共同执行者，也同样影响了受益人。事实上，经常有受益人取得资金却因为个人需要而作为其他用途，或甚至只是为了累积私人资富。
尽管有各项筛选管制措施，无效率的援助却让投资人丧失信心。这意味着如要重新吸引投资人的兴趣就需要改变承诺。然而，联合国仍致力於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尽管其目标极有失败的可能。联合国策画了「1000日行动」计画，以期在剩馀的天数内「行动与确保」八个千年发展计画的目标。此外，联合国也计画在2015年之後革新此一计画，把目标放在世界的不平等现象。
依照相同的策略，不同主题的世界日的增加彻底改变了联合国机构的运作。重点不再是在特定一日唤起民众对某一国际重要问题的关注与认识─无论是爱滋病丶妇女权益等等，而是创办一个象徵性事件，以触及和动员特定的行为者。否则，我们可以质疑联合国爱滋病联合规划署把12月1日规划为世界零歧视日的原因，毕竟目前已存在其他以同性恋者与变性者丶身心障碍者又或是反对种族主义为主题的世界日。然而，这类的改革并不足以对抗援助者减少投资金额；最近，对抗这一流行病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整体而言仍就不足，如果援助金额减少将有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捐款最重要的目的是使病患获得护理照顾，这样的削减将会直接影响疾病的研究，因为大部分的治疗被用在经济弱势族群上，将降低制药工业业者的获利。
当然，自2010年以来，新发感染案例的增长已趋於稳定。然而，对抗爱滋病的国际援助金额从2009年的87亿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76亿美元；依前言所述，这情势十分令人担忧。
参考資料
ONU, « Lancement de la campagne “Zéro discrimination” à l’occasion de la Journée mondiale de lutte contre le sida, 1er décembre 2013 », http://www.un.org/fr/events/aidsday/2013/zerodiscrimination.shtml.
OMS, « Campagnes mondiales de santé publique de l’OMS : Journée mondiale du sida », http://www.who.int/campaigns/aids-day/2013/event/fr/index.html.
UNESCO, « Journée mondiale de lutte contre le SIDA : Objectif zéro », http://www.unesco.org/new/fr/unesco/events/.
Charnoz Olivier, Severino Jean-Michel, L’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7. Coll. Repères.
Bourguignon François, Sundberg Mark, « Aid Effectiveness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2), 2007, pp. 316-321.
Gabas Jean-Jacques, Sindzingre Alice, « Les Enjeux de l’aide dans un contexte de mondialisation », Les Cahiers du GEMDEV, 25, 1997, pp. 37-71.
Jan 27,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南北对立, 联合国 ch s, 贫穷
Clément Paule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4
Source: Chaos International
2014年1月12日，海地共和国举行海地大地震四周年追思会，此地震摧毁了太子港(Port-au-Prince)都会区以及其周边区域。然而，另一场有关公共卫生安全的灾难从2010年底就已开始蔓延。此为一场霍乱疫情，目前已经造成伊斯帕尼奥拉岛(Île d’Hispaniola)超过九万人丧命。根据海地公共卫生与人口部报告指出，尽管三年来，国际组织和海地当局不断做出努力，造成霍乱疫情的弧菌(vibrio cholerae)仍持续活跃於二十个区域。虽然对抗此不确定致命性病毒的行动仍在组织中，对於污染起源争议已有所厘清，被怀疑是从2004年起联合国稳定海地多边维和行动（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 stabilisation en Haïti, MINUSTAH）中，来自尼泊尔籍士兵所造成。目前，面对当代最严重的霍乱疫情，联合国需承担的责任成为各方争执辩论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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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此健康安全危机爆发於2010年秋季海地行政区中央，位於首都太子港东北方约60 英哩的城镇米勒巴莱(Mirebalais)附近。此种在海地从未见过的疾病快速蔓延开来，海地公共卫生与人口部在2010年11月发布此疾病危机已提升到国家安全等级。国际援助者的人道救援，在世界卫生组织(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P )以及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等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下汇聚，并在海地全国布署医疗救援中心。海地当局似乎无法负荷紧接而来的紧急状况，像是11月初托马斯飓风侵袭该岛，使得原本已不稳定的情势更加岌岌可危。成千上万的被归类为国内流离失所的民众(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仍然生活在海地211大地震後集中於首都的帐棚内。在此种条件下，疫情很快的在海地扩散开来，随後波及到尼加拉瓜共和国(约数万名病例)，以及影响程度较小的古巴。针对霍乱弧菌起源问题，瞬间指向联合国所派遣稳地海情势驻扎於米雷巴莱的联合国海地稳定任务军事基地。在此背景下，针对该病源株菌种的调查已经被确定起源为亚洲的小川型霍乱弧菌（ sérotype O1 El Tor Ogawa），因此是被引进到海地的。2010年12月，由法国医生所进行的传染病学调查似乎证实了，维和部队营地的管道污水处理系统故障(此系统分包给海地的承包商)，造成海地最大河流阿蒂博尼特河(Artibonite)污染。经过几个月的争议，其他研究更进一步证实此假说，并有效排除了此疾病起因於气候条件并从海岸开始扩展的研究报告。
目前，海地超过6%的人口会受到此疾病影响(约70万病例，并且此数据可能被低估)，此疫情更可能反覆爆发，特别是在医疗设备不足丶取得水源不易的偏远地区。在此方面，根据公共卫生与人口部针对2014年1月第3周统计讯息指出：75人住院治疗，其中3人已经不敌霍乱弧菌身亡。尽管目前威胁似乎相对被控制住，此国仍维持在需长期监控的状态，并要多年甚至十年以上才能消灭此疾病，但国际紧急计画却因区乏资金而停止。
理论框架
一、国际组织的卸责。虽然联合国系统(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SNU)在第一时间忽视此争议，其发言窗口面对问题的技术化已经逐渐发展一个沟通方式，但同时也隐晦的拒绝承担各种形式责任。
二丶控制不了局面的国家所提出的低调调解。在此社会技术性争议上长时间的停滞，海地政府最近企图重新获得控制权，通过提出一系列措施找出对抗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方式。
案例分析
处於自2004年来就有外国军队进驻的敏感国家背景，受害者的动员组织围绕在如霍乱受害者集体赔偿组织(Collectif de Mobilisation pour le Dédommagement des Victimes du Choléra, COMODEVIC)，或霍乱受害人民团体(Moun Viktim Kolera, MOVIK)等行动。多个示威抗议行动同时在国内与纽约展开，要求联合国在公开道歉形式下做出象徵性赔偿，并且在物质上对於罹难者家属个别赔偿。需注意的是，这些示威活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包含了在2011年11月由两个姊妹组织：海地正义与民主组织(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Democracy in Haiti, IJDH)(此为由一名美国人权法律师所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律师联合会(Bureau des Avocats Internationaux, BAI)在地对应机构，代表5000人提出申诉。两年後，海地在纽约的律师采取了一个新方法来对抗联合国，以要求赔偿其人口。最後，在2013年底由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所作出一份沈重报告，指控了MINUSTAH无论是在公共健康或是法律层面的罪行。
然而，在疫情爆发的初期，联合国官员都局限於一个系统性否认的策略：世界卫生组织与疾病管制中心的官员，将重点放在健康问题的技术处理层面，宣称调查霍乱的起源非优先处理事项。并回想一下，当该国在竞选期间，资金赞助者曾强烈支持快速组织运行总统选举，其被认为在重建过程中是必要的。 然而，专家後续指控联合国海地稳定任务罪行的研究，促使联合国进行媒体和法律的攻防战。为了反驳海地律师团引用2004年联合国和海地政府所签署的地位协定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SOFA)的指控(其中包含设立申诉委员会)，联合国2013年2月引用在1946年公约第二十九条强调享有特权和豁免权。因此，海地的权利要求书予以不受理：需注意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谈话时将重点放在对抗霍乱的140亿投资，同时也含蓄的拒绝承认任何健康风险责任。
面对高度的争议，海地政府被限制了好几个月的沉默，此反应了其对国际的依赖，也凸显了新总统和议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外交部长甚至在2012年10月宣布没有持有任何关於联合国部队散播霍乱的证据。然而，2013年秋天，在联合国第68届大会上，海地总理开始提出一项逆转政策，以「道德责任」为理由向联合国提议创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寻求和解协议。值得强调的是，此项胆怯的提议主要是依赖一个十年内220亿美元的消除计画，用途在建立高效的水运输与污水排放系统，同时间藉由推广口服疫苗控制疫情。然而，这些迟来的措施，将只会受到联合国最高1%的金融支助，联合国更呼吁应由私部门或人道资本主义家来主导此计画。联合国所选择的规避不罚的策略，很有可能使其身败名裂。在此种情况下，海地霍乱丑闻显示了，联合国仅把重点放在海地部分染病民众，而忽略了必须对海地全国人民所应负担的责任。
参考資料
Paule Clément, « La gestion capitaliste d’une catastrophe naturelle. Le deuxième anniversaire du séisme haïtien, 12 janvier 2012 », Fil d’Ariane, Chaos International, fév. 2012.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Clinic, Jerome N. Frank Legal Services Organization, Yale Law School, Global Health Justice Partnership of the Yale Law School and the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Haïtienne de Droit de l’Environnement, « Peacekeeping Without Accountability. The United Nation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aitian Cholera Epidemic », août 2013, consultable à l’adresse web : http://www.yaleghjp.org [11 janvier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