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21, 2014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trad), 研究分享
作為知名的中國專家，Jean-Pierre Cabestan在本書中完整地介紹了中國政治體系，同時彌補了法語學界在此一領域的闕如。其實，二十年來沒有法文出版品深入探就此一主題，而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卻經歷深遠的變革。因此，考量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決定性角色，這本專書對任何一位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來說，不論其研究領域為何，都是必須閱讀的。
本書的章節安排簡要、明確：第一部分討論政治機構，第二部分討論社會。首先，作者分析中國共產黨如何依靠8500萬名黨員以及1000萬名幹部進行統治。其次，他探討中國現正面對的重大挑戰：貪汙、社會不平等、少數民族抗爭以及被限制發展的公民社會。
Jean-Pierre Cabestan, Le Système politique chinois, un nouvel équilibre autorit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4. 708頁, 含43頁附錄、分類書單以及人名索引。
Apr 8, 2014 | 出版品, 出版書籍
法國「跨國主義研究中心」匯集探討 2013 年國際時事的分析與評論。這些簡潔扼 要的分析與評論,有助於讀者了解目前國際舞台上的權力架構。
首先,本書前六篇文章突顯了某些內部動盪的國家是如何造成全球性的緊張情勢, 如北韓、伊朗、馬利以及中非共和國。接著,我們探討受到國家機關監控的公民社會; 我們關注的重點擺在揭密者(whistle blowers)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本書亦頗析了全球化對 個人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以及對個人遷徙和言論自由的剝奪。 最後,本書的最後一章彰顯了非國家行為者如何侵入由國家政府所掌控的傳統外交領 域,如移除化學武器、國際司法與氣候變遷等議題。
Apr 7,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南北對立, 國際金融
Elie Landrieu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0
2014年3月17日,國際信評公司穆迪(Moody’s)把阿根廷的信用評等調降至「Caa1」，意即告知金融市場阿根廷的償債能力低下，違約風險「甚高」。此外，穆迪特別指出疑慮來自阿根廷外匯存底快速減少─自2011年527億美金到現在僅剩275億美金，加上阿根廷政府持續推行「不恰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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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01年12月，阿根廷宣布停止償還1030億美金的國際公債。之後，阿根廷進入鎖國的情況，不履行應該遵守的國際金融規則，甚至不顧國際金融規範的承諾。實際上，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政府於2005年1月提出第一個債務重組計畫。一年後，阿根廷即還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FMI)的98億美金紓困欠款。克利斯蒂娜‧基什內爾(Cristina Kirchner)政府於2010年6月提出第二個債務重組計畫，90%的私有債務得以重新協商。因此，2012年阿根廷政府成功減少將近70%的負債(自2002年等同國內生產毛額的166%降到44,9%)。
此外，當時的國際經濟局勢也有利於阿根廷經濟的自主發展。受惠於農作物的價格飆漲─如占阿根廷出口25%的黃豆價格持續走高─，阿根廷在國際收支取得大幅出超，外匯存底也因而增加，尤其是美元，而且90%的阿根廷國債是以美元結算。同時，阿根廷穩定、快速的經濟成長─在2003至2008年期間維持在7-9%─造成國家稅收持續提高。阿根廷政府於是有足夠的資源平衡支出並還債，而不需要透過國際金融市場。
一般而言，如能在經濟方面保持自主性，政府在施政時自然能有更大的空間。唯有保持經濟自主，政府才能擺脫國際上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並施行干預政策，如社會援助、保護主義措施(設備或至製造業產品進口課稅)，又或是國有化(退休基金，2008；阿根廷航空Aerolineas，2011；石油公司Repsol-YPF，2012)。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中央銀行對資本的流動執行嚴密的檢查。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局勢惡化造成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回到國際債券市場。隨著全球需求的降低，農作物價格持續下滑，阿根廷的貿易出超減少，國內經濟活動放緩，政府財稅收入減少。因此，阿根廷政府可支配的經濟資源也大幅減少。於是，在這個情況之下，阿根廷政府必須重新吸引投資者進入。但是，要獲取投資者的信任，則必須回應他們的規則和要求，也就是說，必須接受他們的規範性權威。
理論框架
一、以規範進行管制。 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一書中，傅柯(Michel Foucault)描述在十八世紀末以來，一種獨立於法律之外的規範性權力逐漸出現。然而，如果說法律是外在且具懲罰性的，規範則是內在而要求個人的自我控制。
而正是因為擁有全球性主權的主管機關不存在，全球化的管制遵循上述的發展。專業機構發布的規則成為管制的依據，各行為者的自我約束和主動加入更成為機制運作的原則。而專業機構的影響力正來自於全球化的重要分子必須盡一切所能進入他們規範出的「集團」，即便必須遭受損失。
二、以汙名作為改正的措施。汙名化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管制措施。依照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論述，汙名不僅造成受害者的身分受損並遭到排擠，同時更再次確立社會系統中的主流價值。然而，阿根廷國債信評再次被調降將造成該國信用受損，進而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紛紛走避。這個情況造成阿根廷政府必須依照信評公司的規則改變其金融政策─透明化、預算緊縮、放鬆匯率管制─，以重新回到國際債券市場並找回投資者。
案例分析
阿根廷的信用評等遭到調降造成這個國家被金融市場排擠的效應。甚至突顯了阿根廷「償債能力低下」的形象。因此，這個情況將惡化阿根廷和所有國際金融成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私人投資基金、美國司法單位、金融媒體)的關係，因而間接造成阿根廷無法進入國際債券市場。
信評公司穆迪的決定因此造成阿根廷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符合市場經濟規範的政策。這次評等附帶了對阿根廷政府干預政策的批評，如對能源價格的管制、匯率的干涉，以及被認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超額公共支出。因此，穆迪建議阿根廷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措施，如財政赤字的管制與穩定貨幣。依照穆迪，這些不可避免的重要措施將有助阿根廷政府償還公債。
阿根廷對資金的急迫需求，造成各級財金首長必須考量到穆迪開出的這些要求。實際上，資金的外移、通貨膨脹加劇以及整體經濟活動的減緩，嚴重地打擊了阿根廷的財政，封閉自主的情況無法再持續下去。因此，近幾個月以來，阿根廷政府對國際金融市場釋出諸多回應措施，期望贏得它們的信任。其中，阿根廷特許讓某些國有化企業獲得高額的補償─如支付50億美金給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或是清償部分私人債權人的過期欠款。尤其，阿根廷放任比索兌美元匯率下跌，同時並與巴黎俱樂部(Club de Paris)─為負債國和債權國提供債務安排的非正式組織─進行協商。然而，為了取得金融市場的信心，穆迪的專家明確地指出阿根廷政府必須更大規模調整其經濟政策。
此外，若國家越依賴債券市場，信評公司的權威也就越強大。信評公司現在已經有能力影響國際金融的相關規範。甚者，政府必須依照信評公司的指導改變財金政策；清償國債成為當前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然而，這個情況也將造成投資者的利益凌駕在人民整體利益之上。
參考資料
Foucault Michel,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1975.
Goffman Erving, Stigmate. Les usages sociaux des handicaps, Paris, Minuit, 1975.
Gaillard Norbert, « La notation souveraine », Politique étrangère, (1), 2012, pp. 53-63.
Publication web de Moody’s, décision du 17 mars :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Moodys-downgrades-Argentinas-government-bond-rating-to-Caa1-stable-outlook–PR_294642?lang=fr&cy=fra.
Mar 28, 2014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trad), 研究分享
此集體和跨學科的著作探討全球化所引起的社會與文化結構重塑。將重點放在生活環境的以及群體安全的劇變。
本書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針對迄今各個社會生活習慣方式，分析了全球化過程所帶來的結果。第二部份講述氣候變遷對社會的影響。第三部分圍繞在人民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點出了過去幾年的社會創造力。第四部分接著討論國際關係與國家機構的改造。最後，本書著重於想像概念的轉換。針對此，研究為由群體所創造以象徵時間與空間的認同手段，即使這兩個尺度是不可逆轉地擴張。
Bréda Charlotte, Deridder Marie, Laurent Pierre-Joseph (Éds.), La Modernité insécurisée, anthropologie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L’Harmattan, 467 p.
Mar 19,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歐盟, 環境
Florian Héveli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09
Pixabay
2014 年1月30日，法國Intermarché超市集團旗下捕魚船隊la Scapêche承諾不在超過800尺海洋深度撒網捕魚。同時，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協會能取得其九艘大型拖網船隻深海捕魚數據。Intermarché擴大了之前由Casino超市、Auchan超市、甚至家樂福(Carrefour)等大型零售業所發起的私有倡議浪潮。令人不解的是， la Scapêche在2013年12月23日支持歐洲議會否決2012年7月提出一項有關禁止深海拖網捕魚的法案，如今卻做出此保護海洋生物的承諾。然而，雖然在歐盟層面的挫敗，環境非政府組織（NGO）成功的迫使相關責任者調整行動以防止海底破壞。對它們而言，提升消費者的環境意識與遊說歐盟機構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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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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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漁業資源養護在歐盟共同漁業政策(Politique commune de la Pêche, PCP)架構之下運作更突顯其意義。在1960年代，對於此議題所制定的首批歐盟法規中並未涵括生態保育的功能。事實上，此些規範比照歐盟共同農業政策(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本質上在創造同業組織、建立融資促進現代化生產以及加強國家海域互助發展化。儘管漁業資源枯竭是 1960 年代後人們所關注的議題，共同漁業政策一直未能回應此問題，直至1983年才做出些微修正。此些修正訂定各別國家捕魚配額，並強制規定漁網孔隙大小、捕撈魚尺寸以及船舶引擎等技術性規範。
針對禁止深海捕魚以及相關技術的討論已不是新鮮事。在充斥開放市民社會團體的政治背景下，相關辯論已迫使1998年禁用流刺網(Filets Maillants Dérivants, FMD)。另外，歐盟也配合聯合實施國際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推行保護海豚的決議。與此同時，搶先於歐盟立法的私人倡議也開始產生。例如，1997年，在禁用流刺網的前一年Unilever集團向國際自然基金會(Found mondial pour la nature, WWF)提議創造一個良好漁業資源管理的委員會。但是，由於會影響到「生態標籤」(écolabels)的發放，此提議可能直接與同時也分發標簽的歐盟委員會產生競爭關係。海洋船隻管理委員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的生態標簽，如今造成漁業生態認證的市場的壟斷，並且癱瘓了歐盟在此領域的倡議。歐盟內部的權力關係狀態， 迫使反對深海拖網捕魚的環境NGO改變策略，優先關注海洋私治理。
理論框架
一、 知識社群(communauté épistémique)的存在。被歐洲議會所認可的綠色NGO專家，增強了其遊說的活動，並使其政治倡議進入議程。
二、 公共政策私有化。深海拖網捕魚規則的建立，採用一種NGO與大型漁業生產者/分售者之間非官方合約的形式，以掩飾歐盟政府在此領域的不足。
案例分析
歐盟委員會中有關環境利益的再次出現與環境專門一般指令(1973年)的建立和歐盟法在此領域發展同時進行(1986年歐盟單一行動)。對於布魯塞爾當局遊說成本的提高導致兩種不同類型網絡的組織化。一方面，同盟式的團體匯聚了各類致力于相同主題的國家級環境組織。在對抗深海拖網捕魚的案例，超過70個環境組織也同時參與深海保育聯盟(Deep Sea Conservation Coalition)。另一方面，從1991年開始Green 10組織協調了包含WWF、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 國際鳥盟協會(Birdlife International)…等前十大重要環境NGO對於歐盟以及國際的遊說。從那時起，這些環境NGO被視為單純的「非政府組織」(Nielson)，某種程度地掩飾了它們在歐洲議會中所扮演地，俱有知識社群的功能(Haas)。知識社群，此可以有助於理解目前一般公共行動的轉變(包含國際的與跨國性的)，特別是環境團體對於公共政策影響的概念，高度適用於分析綠色NGO參與有關海洋事務以及捕魚的管道。在這些組織之中，法國Bloom協會的行動說明，借由私部門的科學產出，得到歐盟委員會認可並建立合法性將政治倡議進入議程。事實上，其研究貢獻度在於，其從永續發展的角度，提供深海捕魚的多元化思維。 Bloom研究顯示了：1)此捕魚行動是不具收益，並且依賴政府補貼(特別在法國的案例下)。 2) 漁業部門所使用的方法只關注於極小部分，因為只有2%在東北大西洋船隊仍維持收益。3) 此被視為史上破壞力最強的捕魚技術，將造成生態系統的浩劫，再也無法捕捉三種以上的商業魚類(圓吻突吻鱈、黑尾劍魚、藍魣鱈)，並造成其他上百種魚類的死亡。
然而，歐盟遊說領域被證明是極度不均衡的。這些NGO介入一個由經濟利益團體所支配的領域，包括了生產與專業知識。然而，大部份面對深海底捕魚問題的歐洲議會以及成員國(法國、西班牙、英國、葡萄牙等)，是支持捕漁工業化。在體制僵局下，海洋保育NGO因此紛紛擴大投資以限制供應量來滿足消費倫理。透過本身知識的傳遞過程散布優良做法。在此邏輯下，Bloom組織了推廣漫畫設計Pénélope Bagieu的商業會議，並建立法國超級市場分級的原則，Intermarché就一直被視為劣等生。迫於於強制公開性宣傳揭露策略(揭穿和毀譽：show and shame)的成功，大型的連鎖店必須和NGO談判以挽救它們的聲譽。這些企業象徵性補救做出有利於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自願性承諾。舉例來說WWF在官方網頁上刊登了一篇名為「NGO歡迎Intermarché船隊的承諾」的文章。此可確認企業社會責任(顯示和獎勵：show and fame)並再次提高品牌形象的策略，成為非國家行為者行動組成的一部份。但是，這個目前被認為是暫時性歐洲海洋治理私有化現象，將可能永遠存在於缺乏規範混亂的國際背景下。換句話說，海洋前所未有的被視為受威脅的公共財。
參考資料
Berny Nathalie, « Le lobbying des ONG internationales d’environnement à Bruxelles », RFSP, 58 (1), 2008, pp. 97-121.
Haas Peter M.,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1), 1992, pp. 1-35.
Le Monde, « Pêche en eau profonde : Intermarché ne pêchera plus au-delà de 800 mètres », 31 janv. 2014.
Lequesne Christian, L’Europe bleue. A quoi sert une politique communautaire de la pêche ?, Paris, Sciences Po,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