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21, 2014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simpl), 研究分享
作为知名的中国专家，Jean-Pierre Cabestan在本书中完整地介绍了中国政治体系，同时弥补了法语学界在此一领域的阙如。其实，二十年来没有法文出版品深入探就此一主题，而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却经历深远的变革。因此，考量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本专书对任何一位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不论其研究领域为何，都是必须阅读的。
本书的章节安排简要丶明确：第一部分讨论政治机构，第二部分讨论社会。首先，作者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依靠8500万名党员以及1000万名干部进行统治。其次，他探讨中国现正面对的重大挑战：贪污丶社会不平等丶少数民族抗争以及被限制发展的公民社会。
Jean-Pierre Cabestan, Le Système politique chinois, un nouvel équilibre autorit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4. 708页, 含43页附录丶分类书单以及人名索引。
Apr 7,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南北对立, 国际金融
Elie Landrie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0
2014年3月17日,国际信评公司穆迪(Moody’s)把阿根廷的信用评等调降至「Caa1」，意即告知金融市场阿根廷的偿债能力低下，违约风险「甚高」。此外，穆迪特别指出疑虑来自阿根廷外汇存底快速减少─自2011年527亿美金到现在仅剩275亿美金，加上阿根廷政府持续推行「不恰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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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01年12月，阿根廷宣布停止偿还1030亿美金的国际公债。之後，阿根廷进入锁国的情况，不履行应该遵守的国际金融规则，甚至不顾国际金融规范的承诺。实际上，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政府於2005年1月提出第一个债务重组计画。一年後，阿根廷即还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FMI)的98亿美金纾困欠款。克利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政府於2010年6月提出第二个债务重组计画，90%的私有债务得以重新协商。因此，2012年阿根廷政府成功减少将近70%的负债(自2002年等同国内生产毛额的166%降到44,9%)。
此外，当时的国际经济局势也有利於阿根廷经济的自主发展。受惠於农作物的价格飙涨─如占阿根廷出口25%的黄豆价格持续走高─，阿根廷在国际收支取得大幅出超，外汇存底也因而增加，尤其是美元，而且90%的阿根廷国债是以美元结算。同时，阿根廷稳定丶快速的经济成长─在2003至2008年期间维持在7-9%─造成国家税收持续提高。阿根廷政府於是有足够的资源平衡支出并还债，而不需要透过国际金融市场。
一般而言，如能在经济方面保持自主性，政府在施政时自然能有更大的空间。唯有保持经济自主，政府才能摆脱国际上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并施行干预政策，如社会援助丶保护主义措施(设备或至制造业产品进口课税)，又或是国有化(退休基金，2008；阿根廷航空Aerolineas，2011；石油公司Repsol-YPF，2012)。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中央银行对资本的流动执行严密的检查。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後，全球经济局势恶化造成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回到国际债券市场。随着全球需求的降低，农作物价格持续下滑，阿根廷的贸易出超减少，国内经济活动放缓，政府财税收入减少。因此，阿根廷政府可支配的经济资源也大幅减少。於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阿根廷政府必须重新吸引投资者进入。但是，要获取投资者的信任，则必须回应他们的规则和要求，也就是说，必须接受他们的规范性权威。
理论框架
一、以规范进行管制。 在《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一书中，傅柯(Michel Foucault)描述在十八世纪末以来，一种独立於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权力逐渐出现。然而，如果说法律是外在且具惩罚性的，规范则是内在而要求个人的自我控制。
而正是因为拥有全球性主权的主管机关不存在，全球化的管制遵循上述的发展。专业机构发布的规则成为管制的依据，各行为者的自我约束和主动加入更成为机制运作的原则。而专业机构的影响力正来自於全球化的重要分子必须尽一切所能进入他们规范出的「集团」，即便必须遭受损失。
二丶以污名作为改正的措施。污名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管制措施。依照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论述，污名不仅造成受害者的身分受损并遭到排挤，同时更再次确立社会系统中的主流价值。然而，阿根廷国债信评再次被调降将造成该国信用受损，进而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者纷纷走避。这个情况造成阿根廷政府必须依照信评公司的规则改变其金融政策─透明化丶预算紧缩丶放松汇率管制─，以重新回到国际债券市场并找回投资者。
案例分析
阿根廷的信用评等遭到调降造成这个国家被金融市场排挤的效应。甚至突显了阿根廷「偿债能力低下」的形象。因此，这个情况将恶化阿根廷和所有国际金融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丶私人投资基金丶美国司法单位丶金融媒体)的关系，因而间接造成阿根廷无法进入国际债券市场。
信评公司穆迪的决定因此造成阿根廷必须采取新自由主义丶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政策。这次评等附带了对阿根廷政府干预政策的批评，如对能源价格的管制丶汇率的干涉，以及被认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超额公共支出。因此，穆迪建议阿根廷政府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措施，如财政赤字的管制与稳定货币。依照穆迪，这些不可避免的重要措施将有助阿根廷政府偿还公债。
阿根廷对资金的急迫需求，造成各级财金首长必须考量到穆迪开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资金的外移丶通货膨胀加剧以及整体经济活动的减缓，严重地打击了阿根廷的财政，封闭自主的情况无法再持续下去。因此，近几个月以来，阿根廷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释出诸多回应措施，期望赢得它们的信任。其中，阿根廷特许让某些国有化企业获得高额的补偿─如支付50亿美金给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或是清偿部分私人债权人的过期欠款。尤其，阿根廷放任比索兑美元汇率下跌，同时并与巴黎俱乐部(Club de Paris)─为负债国和债权国提供债务安排的非正式组织─进行协商。然而，为了取得金融市场的信心，穆迪的专家明确地指出阿根廷政府必须更大规模调整其经济政策。
此外，若国家越依赖债券市场，信评公司的权威也就越强大。信评公司现在已经有能力影响国际金融的相关规范。甚者，政府必须依照信评公司的指导改变财金政策；清偿国债成为当前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然而，这个情况也将造成投资者的利益凌驾在人民整体利益之上。
参考資料
Foucault Michel,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1975.
Goffman Erving, Stigmate. Les usages sociaux des handicaps, Paris, Minuit, 1975.
Gaillard Norbert, « La notation souveraine », Politique étrangère, (1), 2012, pp. 53-63.
Publication web de Moody’s, décision du 17 mars :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Moodys-downgrades-Argentinas-government-bond-rating-to-Caa1-stable-outlook–PR_294642?lang=fr&cy=fra.
Mar 28,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关於我们, 外交, 对外政策, 研究分享, 编审委员会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5
2014年底至2015年初，新的迁徙灾难剧在地中海上演。遭走私人蛇集团租用并遗弃的两艘货轮被义大利海岸巡警在半岛南方拦截。然而，每艘船上载满约500名从叙利亚或伊拉克前来寻求庇护者。此增加了一年以来23万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移民人数。近期，在2015年2 月，利比亚海岸超过300人失踪丶29人死亡事件都在在提醒了，从2013年以来的情况并没有改善。最终，在三月初，利比亚威胁义大利，如果其坚持采取对伊斯兰国拟定的军事行动，将会发动移民船攻势。此些数据与义大利政府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间於地中海部署的Mare Nostrum行动的结束时间吻合。其目的在挽救地中海遭遇海难的移民，但此在2014年底被由欧洲边境机构Frontex所倡议的海卫行动Triton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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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地中海作为冲突与南北两岸对话的区域，从1980年代开始就被视为是动荡迁徙的十字路口，此考验了欧洲从那时起所执行的政策。第一次不规律的移民潮有着显着的意义，在1991年铁幕落下的隔天，大量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旧船只企图在义大利靠岸。紧随而来的是第一及第二次波湾战争後，寻求庇护的伊拉克难民。在此情况下，涉及一种混合的移民潮。换句话说，此难民同时也是工作的需求者。他们经常挤在走私者承包的大型船只内，由於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申根签证系统(le système Schengen)已将欧洲大门关闭。
之後，这些偷渡者以小团体丶地下非法的方式抵达。他们主要来自摩洛哥和直布罗陀，塞内加尔和加那利群岛之间，特别是与利比亚丶突尼斯和兰佩杜萨岛，距突尼斯海岸130公里和来自西西里200公里的年轻人。其他交通领域(如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混合着游客丶寻求庇护者和无签证欲寻找工作的移民。此外，对於在近东和中东难民，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埃夫罗斯河边界以及西班牙在镶嵌在摩洛哥领土的内休达和梅利利亚两个地区，同样也是热门偷渡点。塞内加尔丶摩洛哥及西班牙之间的双边协定，已使得从布罗陀和加那利群岛口岸通过的人数下降。但由於利比亚政府无法再控制移民潮的事实，加剧了经过兰佩杜萨的迁徙，其先前才根据法国及义大利签订的协议加强边境控管。Frontex机构领导人在2015年3月表示，高达百万的移民可从利比亚边境抵达义大利沿岸。至於东地中海，也成为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的牺牲品，估计土耳其150万名，约旦80万和黎巴嫩约150万名。面对此情况，当每次船难和大量非法移民「Harragas」(北非和欧洲之间的闯关者)或难民家庭抵达时，欧洲当局的反应都只限於重新配置 Frontex 机构的资源分配，只要目的在「责任分担」。
理论框架
一丶迁徙的差异(migration gap)。此问题由Philip Martin 或 James Hollifield所分析，主要关注美国从自由接受到采取控管的移民政策改变。有关於欧洲地中海区域，考虑到两种意见的差距，一方面专家的分析支持人口流动，因此为地区未来发展的一大关键。另一方面，欧洲政策的转变主要来自於民族国家的压力，其受制於於极右派崛起以及移民所带来安全上的困扰。但此项政策有高度的人事丶财务和外交成本。首先，其违背了欧洲对於经济和人口发展的需求，此涉及对於自愿移民的一种理性选择 丶对於被迫移民(难民)的人权尊重及法律保障(家庭团聚，无成人陪伴儿童)。
二丶边境控管程序与竞合。第一道控管程序来自从1985年所施行的申根体系下一系列交错的欧洲机制。面对北方国家的冷漠态度及不团结，移民潮问题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南方国家。在南欧国家如何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此差异导致了欧洲的分歧，并将问题留在最前线的国家，虽然大多数非法移民都是合法入境之後再延长居留。第二道控制系统，是与地中海南岸的国家签署双边协定，此凸显了欧洲紧缩政策下的主权自主性：举例而言，欧洲各国光是在2015年在全世界就签署了超过300个重新批准协议。当中，以法国本身而言(如同义大利和西班牙)就签署了15项协议。此些文本批准了南方国家的承诺(其本身为移民输出国兼过境国)，北非国家藉由收回本身非法移民或遣返移民至撒哈拉以南国家，以换取更具资格人士的居留权以及政治上的发展援助。一些国家，像是利比亚，在格达费上校时期，以移民外交(diplomatie des migrations)的形式，在欧洲的边境控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情势破坏了此边境措施，造成首次在该地区超过400万叙利亚难民的纪录，仅低於巴勒斯坦和阿富汗难民。
案例分析
在所有临地中海国家中，面对地中海变成墓园和全球安全问题，义大利处於惨剧的最前线。欧洲边境跨越地中海两岸，此位於「两大陆地」间的海域自古以来都是交通要道。如今，由於缺乏签证，对绝大多数者而言，穿越此海域带有高度风险。此同时也被视为一个犯罪活跃的地区，犯罪组织得利於地中海南岸年轻人因为大规模失业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此状况更令人担心的是，公众舆论难以分辨移民和恐怖主义的差异。除此之外，舆论也逃脱不了以国家和领土为中心的边境管理途径。
迁徙因素起因於区域不稳定的危机 。举例而言，叙利亚和厄立垂亚人就占了抵达义大利人数的一半，在此区Mare Nostrum计画救起了约17万人。但随着 Triton海岸防卫实施，救援行动不再被当作政策优先选项。欧洲可以说是无法达成一个共同政策。然而，面对南方国家以及其尊重人权的宣言，欧洲政府对於伤亡所需付的责任和其人道作法完全逆道而行 。此外，面对人口老龄化困境，欧洲要如何寻求国际竞争力？并且，如果欧洲拒绝将移民视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将如何在国际上强化其影响力？
参考資料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Faut-il ouvrir les frontières ?,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Po, 2014.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Pour accompagner les migration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L’Harmattan, 2013.
Mar 28, 2014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simpl), 研究分享
此集体和跨学科的着作探讨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与文化结构重塑。将重点放在生活环境的以及群体安全的剧变。
本书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迄今各个社会生活习惯方式，分析了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第二部份讲述气候变迁对社会的影响。第三部分围绕在人民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点出了过去几年的社会创造力。第四部分接着讨论国际关系与国家机构的改造。最後，本书着重於想像概念的转换。针对此，研究为由群体所创造以象徵时间与空间的认同手段，即使这两个尺度是不可逆转地扩张。
Bréda Charlotte, Deridder Marie, Laurent Pierre-Joseph (Éds.), La Modernité insécurisée, anthropologie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L’Harmattan, 467 p.
Mar 19,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欧盟, 环境
Florian Héveli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9
Pixabay
2014 年1月30日，法国Intermarché超市集团旗下捕鱼船队la Scapêche承诺不在超过800尺海洋深度撒网捕鱼。同时，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能取得其九艘大型拖网船只深海捕鱼数据。Intermarché扩大了之前由Casino超市丶Auchan超市丶甚至家乐福(Carrefour)等大型零售业所发起的私有倡议浪潮。令人不解的是， la Scapêche在2013年12月23日支持欧洲议会否决2012年7月提出一项有关禁止深海拖网捕鱼的法案，如今却做出此保护海洋生物的承诺。然而，虽然在欧盟层面的挫败，环境非政府组织（NGO）成功的迫使相关责任者调整行动以防止海底破坏。对它们而言，提升消费者的环境意识与游说欧盟机构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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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渔业资源养护在欧盟共同渔业政策(Politique commune de la Pêche, PCP)架构之下运作更突显其意义。在1960年代，对於此议题所制定的首批欧盟法规中并未涵括生态保育的功能。事实上，此些规范比照欧盟共同农业政策(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本质上在创造同业组织丶建立融资促进现代化生产以及加强国家海域互助发展化。尽管渔业资源枯竭是 1960 年代後人们所关注的议题，共同渔业政策一直未能回应此问题，直至1983年才做出些微修正。此些修正订定各别国家捕鱼配额，并强制规定渔网孔隙大小丶捕捞鱼尺寸以及船舶引擎等技术性规范。
针对禁止深海捕鱼以及相关技术的讨论已不是新鲜事。在充斥开放市民社会团体的政治背景下，相关辩论已迫使1998年禁用流刺网(Filets Maillants Dérivants, FMD)。另外，欧盟也配合联合实施国际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推行保护海豚的决议。与此同时，抢先於欧盟立法的私人倡议也开始产生。例如，1997年，在禁用流刺网的前一年Unilever集团向国际自然基金会(Found mondial pour la nature, WWF)提议创造一个良好渔业资源管理的委员会。但是，由於会影响到「生态标签」(écolabels)的发放，此提议可能直接与同时也分发标签的欧盟委员会产生竞争关系。海洋船只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 的生态标签，如今造成渔业生态认证的市场的垄断，并且瘫痪了欧盟在此领域的倡议。欧盟内部的权力关系状态， 迫使反对深海拖网捕鱼的环境NGO改变策略，优先关注海洋私治理。
理论框架
一丶 知识社群(communauté épistémique)的存在。被欧洲议会所认可的绿色NGO专家，增强了其游说的活动，并使其政治倡议进入议程。
二丶 公共政策私有化。深海拖网捕鱼规则的建立，采用一种NGO与大型渔业生产者/分售者之间非官方合约的形式，以掩饰欧盟政府在此领域的不足。
案例分析
欧盟委员会中有关环境利益的再次出现与环境专门一般指令(1973年)的建立和欧盟法在此领域发展同时进行(1986年欧盟单一行动)。对於布鲁塞尔当局游说成本的提高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网络的组织化。一方面，同盟式的团体汇聚了各类致力于相同主题的国家级环境组织。在对抗深海拖网捕鱼的案例，超过70个环境组织也同时参与深海保育联盟(Deep Sea Conservation Coalition)。另一方面，从1991年开始Green 10组织协调了包含WWF丶Greenpeace丶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丶 国际鸟盟协会(Birdlife International)…等前十大重要环境NGO对於欧盟以及国际的游说。从那时起，这些环境NGO被视为单纯的「非政府组织」(Nielson)，某种程度地掩饰了它们在欧洲议会中所扮演地，俱有知识社群的功能(Haas)。知识社群，此可以有助於理解目前一般公共行动的转变(包含国际的与跨国性的)，特别是环境团体对於公共政策影响的概念，高度适用於分析绿色NGO参与有关海洋事务以及捕鱼的管道。在这些组织之中，法国Bloom协会的行动说明，借由私部门的科学产出，得到欧盟委员会认可并建立合法性将政治倡议进入议程。事实上，其研究贡献度在於，其从永续发展的角度，提供深海捕鱼的多元化思维。 Bloom研究显示了：1) 此捕鱼行动是不具收益，并且依赖政府补 (特别在法国的案例下)。 2) 渔业部门所使用的方法只关注於极小部分，因为只有2%在东北大西洋船队仍维持收益。3) 此被视为史上破坏力最强的捕鱼技术，将造成生态系统的浩劫，再也无法捕捉三种以上的商业鱼类 (圆吻突吻鳕丶黑尾剑鱼丶蓝魣鳕) ，并造成其他上百种鱼类的死亡。
然而，欧盟游说领域被证明是极度不均衡的。这些NGO介入一个由经济利益团体所支配的领域，包括了生产与专业知识。然而，大部份面对深海底捕鱼问题的欧洲议会以及成员国(法国丶西班牙丶英国丶葡萄牙等)，是支持捕渔工业化。在体制僵局下，海洋保育NGO因此纷纷扩大投资以限制供应量来满足消费伦理。透过本身知识的传递过程散布优良做法。在此逻辑下，Bloom组织了推广漫画设计Pénélope Bagieu的商业会议，并建立法国超级市场分级的原则，Intermarché就一直被视为劣等生。迫於於强制公开性宣传揭露策略(揭穿和毁誉：show and shame) 的成功，大型的连锁店必须和NGO谈判以挽救它们的声誉。这些企业象徵性补救做出有利於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自愿性承诺。举例来说WWF在官方网页上刊登了一篇名为「NGO欢迎Intermarché船队的承诺」的文章。此可确认企业社会责任(显示和奖励：show and fame)并再次提高品牌形象的策略，成为非国家行为者行动组成的一部份。但是，这个目前被认为是暂时性欧洲海洋治理私有化现象，将可能永远存在於缺乏规范混乱的国际背景下。换句话说，海洋前所未有的被视为受威胁的公共财。
参考資料
Berny Nathalie, « Le lobbying des ONG internationales d’environnement à Bruxelles », RFSP, 58 (1), 2008, pp. 97-121.
Haas Peter M., «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1), 1992, pp. 1-35.
Le Monde, « Pêche en eau profonde : Intermarché ne pêchera plus au-delà de 800 mètres », 31 janv. 2014.
Lequesne Christian, L’Europe bleue. A quoi sert une politique communautaire de la pêche ?, Paris, Sciences Po,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