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10,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出版品, 國際關係理論, 安全
Jean-Jacque Roche
陳宗胤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20
Source: Wikipedia
距今一年前的2013年12月5日，法國在中非共和國採取了代號為Sangaris1 的軍事行動，這是1960年中非獨立以來，法國第七次出兵該國。法國軍隊抵達中非首都班基，是要壓制最近取得政權並與基督教民兵「反巴拉卡」衝突越演越烈的塞雷卡叛亂軍(穆斯林)。另外，這項任務也是為了國際武力介入做準備，也就是同一天成立的聯合國維和部隊MI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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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雖然盧安達大屠殺的陰影已逐漸遠去，然而2,500萬中非人的生活目前仍依賴人道救援。此外，約有數十萬人流離失所的。同一時間，在中非的鄰國查德，另一隻法國軍隊同樣在部署一項Barkhane軍事行動，這項行動是在馬利的Serval行動的接續，目的要打擊伊斯蘭恐怖份子、走私者與分裂主義者；這些人的聯盟威脅了整個薩赫勒區域的穩定。由於法非之間長期以來的傳統做法與在非洲大陸的警察角色，巴黎以不同的理由合理化了這兩波行動：第一次介入是依據保護責任(R2P)，而第二次則是實踐合作契約。
理論框架
這些理由可以套用兩個不同—甚至相反—的國際關係理論流派。
1. 保護責任(R2P)。這個概念出現在2001年國際介入與主權委員會 (ICISS) 的研究之後，承接了過去的干擾、義務以及後來的干涉權。事實上，相關語義的演進是隨著80年代初期發生的四個現象逐漸成熟而來。一開始，學術研究是透過「社會安全」的概念，達到現實主義途徑(由Kenneth Waltz與Richard Ullman的研究出發)與斯堪地那維亞式和平維持(Johan Galtung)的融合。很快的，聯合國的反省委員會(O. Palme、G. Brundtland、W. Brandt…) 再次驗證了「全球安全」，這個措詞後來被1987年的裁軍與發展關係大會做為官方使用。第三個值得注意的，是當法國醫生團包圍人權秘書處，使得聯合國大會對於干擾首次通過決議(43/131與45/100)後，讓反對大規模保障人道權利的人權外交有所轉變。最後，中等強權的外交定位，如加拿大支持「免於恐懼的自由」(Gareth Evans、Lloyd Axworthy)、日本偏好「滿足需求的自由」(緒方貞子)，大幅度的改變了全球趨勢。象徵性事件如柏林圍牆倒塌，更反映出這四個被自由主義學者解釋為「後西發利亞世界」濫觴的國際趨勢的相融合。Arnold Wolfers將國與國關係視為霍布斯式鬥爭的「撞球」，被John Burton的蜘蛛網與Norbert Elias的網所取代，而這個新世界的追隨者更轉向韋伯的國家邏輯、涂爾幹的公民社會團結、解放所有排他性的公民效忠。由於過於激進，所以干擾一詞很快的就被「干涉權」所取代(1992年第770號解釋)，隨後更成為「人道救援義務」。這個用語轉變似乎是要在ICISS 在急難人口救助義務 (根據François Mitterrand的說法，當不救援的風險出現時，不干擾的義務便不適用) 與尊重國家主權之間，建立起共存條件之前，將國家實證法中反對道德義務 (人道救援) 的原則予以埋葬。在2005年聯合國六十週年高峰會的最終文件中，第138與139點將保護責任(R2P)的概念予以官方化，更在2009年9月被聯合國大會在A/RES/63/308號決議中以共識所採用。
2. 現實主義傳統的遵守。Serval、Berkhane與Sangaris軍事行動都遵守了現實主義的傳統，這些行動的正當性都完全符合國家間關係的傳統框架。第一個理由是基於憲章第51條認可的盟國請求協助與合法集體自衛。做為符合法國與多個前非洲殖民地所締結防衛協議下的措施，甚至沒有必要引用理論來論證，因為缺乏行動將會被解釋為迴避和不遵守承諾。同樣的，法國對於前殖民地的歷史責任，解釋了訴諸古典修辭的「陣線」(rang)與「價值」的防衛，為此法國將軍事力量同時做為其國家權力野心的「盾」與「亭」。因此，這些遙遠且昂貴的行動，正符合了John Mearsheimer所說的「大國的悲劇」，被迫要介入以證明自己的地位。最後，安全風險的調用則是符合新現實主義的框架，將權力以安全代替，成為國際機構的拱心石(C. Glaser、J. Grieco等) 。國家失敗的情況被一致認為是全球不安全的主要來源(2013年國防白皮書、2003年與2008年的歐洲安全戰略等)，而這些干預可以穩定那些在短期內可能成為自身安全直接威脅的灰色區域，很明顯的符合法國利益。
案例分析
那麼，要如何調和這兩種理論上矛盾，但外交上可理解的途徑呢？這裡或許可以提出三個要素。首先，很明顯地，我們所面對的不同情況，會帶來不同的解答。像是加拿大可以在全世界施行人類安全為基礎的政策，卻用現實主義論述來保護在西北通道的海上權利，法國在這些不需要相同答案的議題與區域中，引用其價值與利益做為各項行動的基礎—比起真正的矛盾，其實更加互補。其次，自由主義的雙重賽局已經被整合入新古典現實主義，承認內部因素考量對於對外行為的影響。如此一來，公眾輿論的支持，對於Barkhane這種預期時間很長的行動是需要的，但對於在中非的Sangaris這種人道屬性的干涉則變成阻礙。最後，自由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已經減輕對於因全球安全概念—人類安全是組成要件之一—而要求要考慮每個人安全的措施的反對。然而，這個全球安全的必要條件並不足夠。事實上，我們必須在個體安全的自然法與實證法的要求之間建立一個新平衡，重新定義這種過去沒有的做法。
若一致性問題存在，也必須被視為當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人道屬性干涉的倍增成為不穩定因素，而當現實主義者滿足於以恐怖平衡來建立和平時，所採取的變化做法。透過重塑義戰，自由的因素必須從此被視為國家和平的威脅，而和平的取得則必須透過公民社會的遺忘或犧牲。雖然說兩害相權取其輕，但和平能否藉著將武力視為國家和平必需的學派(現實主義)相融合來達成，這是不確定的；而當事關急難人口救助時，和平是可以被犧牲的(自由主義)。為避免這種融合的負面效果，可能要留意批判學派與Ken Booth的說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危機：對緊急的崇拜(現在主義)、轉型正義(文化主義)，以及科學中立。
參考資料
Booth Ken, « Human Wrong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 (1), 1995, pp. 103-126.
Glaser Charles L., « Realist as Optimist.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Winter 1994-1995, pp. 50-90.
Jeangène-Vilmer Jean-Baptiste, La Guerre au Nom de l’Humanité. Tuer ou Laisser Mourir, Paris, PUF, 2012.
Roche Jean-Jacques, « La Société Civile et la Guerre », in : Josepha Laroche, Yves Poirmeur (Éds.), Gouverner les Violences. Le processus civilisationnel en question,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231-246.
Ullman Richard, « Redefining Securit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1), Summer 1983, pp. 129-153.
1 一種非洲蝴蝶的名稱。
Nov 25,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財, 環境
Weiting Chao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9
Source: Wikimedia
2014年9月21日在世界各地主要大城市數十萬人民走上街頭以展現對抗氣候暖化的決心。此次行動主要由「Avaaz.org-全球採取行動」非政府組織(NGO)所主導，在全球158個城市中策劃了超過2700個活動。此外，更動員了眾多政治家、專家學者以及名人，當中包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前美國副總統高爾(Al Gore)、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人類學家珍·古德(Jane Goodall)、法國外交部部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法國生態部部長賽格琳·羅雅爾(Ségolène Royal)以及電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 Cap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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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為了因應大氣組成改變的科學證據，全球氣候治理討論於80年代末期展開。1992年巴西里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後，各國通過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La Convention-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CNUCC)，以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在此綱要公約基礎上，京都議定書於1997年簽署，並於2005年生效。此為唯一賦予工業化國家減量義務的全球協議。然而，2001年美國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的決定，阻撓了議定書的實行。此也說明了為何在後京都談判時期更難以達成任何新的協定。根據2007年的塔里島路線圖，國家間需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5)前達成一份新的協議。儘管會前包含了市民團體等各方組織，皆抱持高度期待並予以施壓，此高峰會並沒有達成任何顯著進展。2012年12月杜哈會議上，京都議定書被延展到2020年，此外必須在2015年通過一份包含全體的新協議。2013年，在華沙舉行的COP19會議進行時，史上第一次眾多環境NGO集體退出氣候變遷談判會場，用以抗議談判進度滯遲以及大企業主導談判過程的情勢。
2014年9月23日，超過200位國家與政府領導者聚集於紐約聯合國高峰會，以重啟針對在2020年生效實質協議的討論。此高峰會兩天前，抗議活動在世界各地，如倫敦，柏林，巴黎，斯德哥爾摩，羅馬，新德里，墨爾本和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展開。有史以來最大的遊行在紐約舉行，超過30萬名示威者走上街頭，遊行隊伍以不同主題劃分為六大區域。走在最前列的隊伍中的抗議者包含了最脆弱以及受氣候變遷危害最深的族群。
理論框架
一、 活躍的個體(Les dynamiques individuelles)。此概念涉及通過集體認同感所動員的普羅大眾網絡 。根據James Rosenau，當檢視個體行為者時，值得注意的是，個人和團體對於國家的服從度與忠誠度逐漸減弱。與之相反的，在同一時間可以觀察到個人感受與關注國際事件的能力不斷增加。當今社會，必須強調國家間的體系與多中心機能並存著。人們已進入一個「全球性動盪」(turbulences mondiales)，在這之中公民角色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此現象說明了一個參與能力的革命。因此，思考到Rosenau所提出的宏觀-微觀混合概念(mixing micro-macro)，此些事件使我們重新評價每一個體所扮演不同角色的作用。
二、 國際聲譽(La notoriété internationale)。此牽涉單一個體，由於俱有特殊個人素質和技能，能使用他們的國際威望或聲譽參與國際議題，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與國家互相競爭。此概念與同樣也是Rosenau所提出的無私的公民 (citoyen altruiste) 概念相近。
案例分析
儘管在對抗氣候暖化時面臨許多政策上執行的困難，從90年代起，民眾對於此環境問題的認知便開始不斷提升。歸功於NGO、國際專家學者以及媒體的倡導，公民更踴躍地參與環境政策。經常在各大會議進行時，有各種不同的示威遊行與公民活動同時進行，目的在加速談判的進展。像是在2009年COP15會議在哥本哈根舉行時，大約3000位公民代表聚集在主場館貝拉中心 (Bella Center)外，與環境NGO及其他代表一同召開「人民大會」(Assemblée du peuple)。無可置喙的，個體參數的影響在這幾年隨著網際網路發展更加蓬勃。此科技允許數百萬志同道合的民眾可以快速匯集，凝聚成一種強大且活躍的集體力量。對此，Avaaz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組織並不是環境NGO，而是一個全球性個人網絡平台，俱有非組織性活動以及非階層性等特點。其力量實際上來自於它重新組織動員的能力，其可以匯聚並協調眾多NGO、社區、以及個人網絡行動。此集體的鏈結提高了影響國家的能力，目前，各國政府不斷增加與公民間的對話。此新形態合作模式被視為減少二氧化碳以及採取調適氣候變遷行動的具體策略。
在示威者當中，特定參與者因其知名度或專業智能而受到高度專注，這些人並不是氣候暖化議題的專家，而是俱有高度媒體能見度的國際精英。在某些狀況下，他們甚至有等同於政府的權威。此些單一個人 (例如聯合國秘書長，紐約市市長或好萊塢巨星)，能夠調動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象徵性資本(capital symbolique)。他們的合法性不但來自於本身更來自於他們所代表的機構。參與國際Avaaz運動更說明了他們置身投入對抗氣候變遷行動。因此，像是才剛被聯合國任命為「和平使者」(messager de la paix)的演員李奧納·多迪卡皮歐，同時也被賦予能號召民眾的象徵性與機構性的威信。同樣的，這些知名人士與受氣候變遷衝擊最大的社群走在一起，同時也向世界傳播了必須對抗此生態威脅的急迫性的訊息。
此史無前例的民間性動員，也在提醒各國首腦，必須採取顯著的措施來應對氣候暖化。從今以後，數以萬計的個人匯聚行動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甚而對國家權威造成與日俱增的挑戰與削弱其權力。在2014年12月年秘魯立馬(Lima) 會議上，一份全球協議的初稿必須出爐，以便在2015年巴黎會議上讓各國通過。
參考資料
Chao Weiting, « Le triomphe dommageable des passagers clandestins. La conférence de Doha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111-115.
Chao Weiting, « Le boycott des ONG, une diplomatie offensive. La conférence de Varsovie su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3, Paris, L’Harmattan, 2014, pp. 143-147.
Ford Lucy, « Challeng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cial Movement Agenc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 (2), 2003, pp.120-134.
Laroche Joseph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2e éd.,Paris, L.G.D.J Montchrestien, 2000, pp.176-201.
Le Monde, « New York fait ville pleine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22 sept. 2014.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Nov 16,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衛生, 非洲
Par Clément Paule
李若珊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8
Source : Wikipedia
2014年10月6日，首例非洲境外的伊波拉病毒感染案例得到證實：一名在馬德里的西班牙籍護理人員，在照護一位因感染而遣返回國的傳教士期間，也遭受感染。值得注意的，僅僅幾天之前，在美國診斷出另一起病例，是一名來自蒙羅維亞的賴比維亞人，抵達達拉斯。至今尤其肆虐於三個國家─幾內亞(科納克里)、賴比瑞亞與獅子山，流行病伊波拉因此成為可能傳播至全世界的直接威脅；甚者，不論是在西班牙或是德州，篩檢系統與治療程序都出現許多缺失。此外，國際媒體也提到由伊波拉引起的大量出血及高死亡率造成民眾的精神恐慌。2014年11月2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一項統計數據，在13567例主要位於西非的病例中，計有4951人死亡。於是，伊波拉危機管理問題，成為一項重大的政治議題，影響所及甚至包含其他並未直接受到此災害威脅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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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76年，在前薩伊共和國與蘇丹，因兩場同時發生的突發流行疫情而得以發現伊波拉病毒 (在前薩伊共和國318個登記案例中280名病患死亡)。伊波拉病毒屬於絲狀病毒科，並可分為五個不同的亞種，而引起此次2014年流行疫情的則是屬於薩伊伊波拉病毒。儘管自然宿主極有可能為食果蝙蝠，然而這個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傳播方式仍未完全解開，近二十幾年來發生多次大規模的感染事件。在加彭、剛果共和國、南非以及烏干達，計有二十幾起突發危機，造成數百人感染。伊波拉病毒潛伏期為兩天至三星期，一般症狀包括急性出血、發燒且導致流血不止，造成免疫力下降，最終導致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在沒有標準治療方法與疫苗的情況下，必須特別注意降低感染的風險，避免和感染病患體液和器官組織的直接接觸器官。
根據流行病學研究，目前在西非肆虐的這此公衛危機始於2013年12月：原發病例應是一名兩歲孩童，死於幾內亞(科納克里)東南部的一個村莊，鄰近賴比瑞亞及獅子山的邊界。然而，直到2014年3月，才被檢測出為伊波拉病毒，此時疫情已傳播至賴比瑞亞境內。4月底短暫的平靜後，疫情在5月爆發開來，並向著獅子山、奈及利亞及塞內加爾蔓延擴大。2014年8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此次疫情為《影響全球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呼籲發起國際大幅度動員，以面對感染人數攀升與與地方政府的無能為力。
理論框架
一、危機的突然曝光。西非疫情惡化的警告訊息已經數次傳出卻不受到重視，然而，幾起境外感染的案例卻引起媒體的過度報導，導致部分領導者匆忙提出應變措施，但實際上並不適用。
二、操作「道德恐慌」的風險。道德恐慌的概念是社會學家史丹利‧柯恩 (Stanley Cohen)所提出，意旨一個條件、一起事件、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被視為對社會價值與利益構成威脅。因此，這概念可幫助我們了解面對一個威脅，如流行病，所做出的不成比例、甚至歧視的各種反應。
案例分析
相較於之前的伊波拉疫情只侷限在非洲中部國家相對偏僻的森林地區，此次在非洲西部爆發的伊波拉疫情除了是在都市地區外，還應指出的是世界衛生組織遲鈍的反應，並且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然而，無國界醫生組織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不斷發出警告，西非國家原本就脆弱不堪的衛生系統崩毀是可預見的，尤其是經歷多年殘酷內戰的賴比瑞亞與獅子山。此外，除了醫療專業人員的缺乏─依據2014年初資料，賴比瑞亞共五十幾位醫生服務430萬的居民，加上院內感染的情況嚴重，遭受疫情肆虐的國家政府還須面對人民的懷疑與不信任。在幾內亞，衛生從業人員曾多次指出，當醫療團隊到來時，人民的反應卻是逃跑，認為他們是來散播病毒：2014年9月，八名防疫人員在幾內亞東南部進行宣導活動，卻因被認為是傳播病毒而慘遭殺害。此外，賴比瑞亞與獅子山政府的緊急應變措施─軍事化宵禁及社區全面隔離檢疫、強制火化屍體、關閉邊境，反而在貧民區引起暴亂。位於蒙羅維亞的一家醫療中心，在8月時因此遭到武裝抗議者的攻擊，他們拒絕中心留置伊波拉患者。但因此導致病患四處竄逃，有感染風險的醫療器材遭竊。此種拒絕、排斥的態度，來自近代歷史，因為激烈衝突造成社會分化，中央政權也因此失去威信。中央政府因此更加難以和人民理性溝通，告知疫情的風險，並說明管制人民移動的必要性。
很顯然地，伊波拉的必要防疫措施難以讓一般人民接受，更容易造成反效果，其經濟影響更可能高達數億美元。除了財政失衡(公共衛生支出的暴增及稅收的減少) 與生產力降低是可以預期的，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來自間接因素的影響將更嚴重，尤其是「恐懼」因素(fear factor)，也就是對傳染病蔓延的恐懼所造成的社會動盪。舉列而言，這些措施包括交通運輸中斷、工作場所關閉、採礦業停擺(儘管此為該地區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與農業領域(糧食安全將再度長期蒙上陰影)，這些都將導致物資短缺與價格上漲。這些動盪情況因為許多航空公司決定暫停飛機過境受感染的國家而不斷加重(如布魯塞爾航空公司、阿瑞克航空與英國航空)，且它們無視聯合國復航要求，使得救援行動更為複雜。因此，關閉邊境是否能有效防疫也值得提出討論，尤其這些國家邊境地理情勢複雜，國家政府下令關閉邊境反而可能促成非法網絡，更不利管理。
儘管以急迫、警急為訴求，伊波拉疫情卻是在爆發一段時間後才被排入公共衛生危機處理的國際議程表，而且以恐懼主導防治的措施和口號宣傳。尤其幾部災難電影即是從伊波拉病毒得到靈感，如《危機總動員》(Outbreak；1995)、《28天毀滅倒數》(28 Days later；2002)，當然也包含文學作品，如理查德•普萊斯頓(Richard Preston)於1994年出版的暢銷書《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也因此，這次在西非爆發的疫情可在各個不同的社會中想像中獲得共鳴，卻可能導致不利了解此疾病的致病機制與傳染途徑。除了可被預期的陰謀論之外，政治人物操弄「道德恐慌」，藉此支持自己的歧視政策，將更不利於防疫的推展。伊波拉危機因此成為美國期中選舉的關鍵議題；在達拉斯事件過後，多位共和黨參選人向歐巴馬政府要求強制關閉邊境，並執行檢疫措施。此外，儘管在境內都未發現感染案例，澳洲與加拿大政府接連做出決策，於十月底起，暫停對感染國家的人民發放入境簽證。而這項孤立他國的措施，遭到同為大英國協會員國的獅子山譴責。實際上，汙名化、歧視他國的措施，讓我們忽略了對抗這場全球性災難的主要戰場仍在西非國家，光把西非封閉起來對疫情的控制沒有助益，甚至適得其反。面對此次病毒危機，決策人士應該了解到，在物品、人員全球大幅流通的時代，封閉隔離一項災害是不可能達成的了。
參考資料
Cohen Stanley,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MacGibbon & Kee, Londres, 1972.
Site de l’UNMEER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Ebola Emergency Response) : http://www.un.org/ebolaresponse/mission.shtml [20 octobre 2014].
World Bank,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4 Ebola Epidemic: Short and Medium Term Estimates for West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7 oct. 2014, consulté sur le site de la Banque mondiale : http://www.worldbank.org [22 octobre 2014].
Nov 15,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外交, 安全, 非洲
Philippe Hugon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7
Source: Wikimedia
2014年十月底，發生在布吉納法索的青年示威運動造成自1987年即位的「萬年總統」布萊斯‧龔保雷(Blaise Compaoré)被迫下台。於10月28日，在首都瓦加杜古，將近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抗議一項讓龔保雷能繼續參選總統的修憲案。然而，為了延長總統任期而修改憲法的作法已在多哥(2002)、加彭(2003)、烏干達(2005)、查德(2009)、阿爾及利亞(2008)、喀麥隆(2008)、查德(2009)、安哥拉(2010)與吉布地(2010)等其他非洲國出現。在蒲隆地、剛果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與盧安達等國，相關修憲案也正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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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84年，上伏塔(Haute Volta)更改國名為布吉納法索。在獨立之後，歷經幾次總統大選和政變，這個國家的政局終於逐漸穩定。前總統桑卡拉(Thomas Sankara)在1987年遭到暗殺，年輕軍官龔保雷取得政權。此後，他建立了一個半專制的政權，前後經歷兩次七年與兩次四年的總統任期。意義為「正人君子之國」
的布吉納法索，在這段期間內，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良好。儘管有豐富的金礦(占出口80%，並相當於是國家20%的預算)並生產棉花，布吉納法索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但近年創下年平均7%的經濟成長率，金融方面也持續穩定發展(通貨膨脹穩定，預算赤字與外債減少)。
近年來，布吉納法索擴大國際合作夥伴，如加強與台灣的關係、尋求美國的支持，同時也和有歷史淵源的法國政府要求更長遠的合作關係。作為區域外交強權，布吉納法索最近成為法國軍隊對抗回教聖戰組織的軍事任務「Opération Barkhane」中的重要分子。直到現在，布吉納法索政府維護公民行動，在政治操作上既不涉及種族對立，更不搬弄宗教衝突。當然，龔保雷政權的基礎是一個擁有絕大多數的政黨，而且公共辯論是被允許的。至於布吉納法索的軍隊，儘管在2011年曾發生叛變，目前仍然是效忠政府的國家軍隊。然而，除了由選舉產生，有合法性的政治機構，另外存在傳統權力，尤其以布吉納法索摩西族「國王」納巴(Mogho Naba)為首。然而，這個表面上民主假象掩蓋了某些不可示人的醜聞。例如，前總統桑卡拉的謀殺案中，龔布雷和賴比瑞亞總統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及安哥拉的主要政黨UNITA(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球聯盟)之間的複雜關係。另外，武器和鑽石交易的管制也是政府獲取暴利的途徑之一。這方面，我們可以提到，龔布雷在象牙海岸北部叛軍行動所扮演的角色，和卡達菲的秘密往來，以及記者宗格(Norbert Zongo)的離奇死亡事件。
為了參與2015年11月的總統大選，再一次連任總統，龔布雷試圖修改憲法，但反而讓他被迫下台。於是，10月30日召開的國會討論有決定性的影響。對反對黨來說，必須挽救這場「憲政叛變」。在司法層面，如欲修改現行只能擔任兩任的總統職權，憲法第37條提到兩個可能性。其一為國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96席次同意)，國會為此應該在10月30日表決；另外則是舉辦全民公投。龔布雷已經秘密安排好同意票。他領導的民主與進步政黨聯盟(CDP)在127席中占了70席。此外，與他結盟的小黨有11席。因此，為了取得不足的15席，他和民主聯邦聯盟(ADF)與非洲民主集合黨(RDA)交換酬庸。也就是說，龔布雷已經取得必要的96席國會議員的同意。然而，社會動員和反對黨派推翻了這項計畫。示威者和維安部隊的暴力衝突至少造成一人死亡，以及更廣泛的人民動員。儘管國會表決遭到取消，也無法平息抗議動員。
理论框架
一、 非洲青年的政治訴求。今日，非洲的青年世代要求他們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參與權力。由於對未來前景與社會發展感到絕望，他們反對政治圈官商勾結和私相授受的種種惡習。在布吉納法索，青年族群推崇如前總統桑卡拉之類的英雄人物。藉由社群網絡交換訊息，年輕人批評非洲各國的「萬年總統」。事實上，在非洲各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對立，是世代間的階級抗爭。
二、 新世襲主義(néo-patrimonialisme)的跨國退敗。運用區域內其他政治盟友的資源，以及武器和鑽石交易所得，龔布雷得以在國內推行他的各項施政。儘管在國際上，其他盟國已經改變對布吉納法索的援助條件和規則。
案例分析
分析阿拉伯之春尚未終了，非洲之春讓我們再次觀察到在這些國家內部的「跨世代衝突」。需要注意的是，60%的西非人民，是在龔布雷取得權力之後才出生。然而，這些年輕人愈來愈關心政治。他們反對由權貴階級壟斷的政治體系，並批評由年邁官員組成的政府和說謊的「國會騙員」(parlementeurs)。革命廣場上青年呼喊的口號「布萊斯滾蛋」即代表了他們的訴求。然而，在這次差點成真的國家憲法叛變中，我們觀察到各主要勢力間的衝突和摩擦：示威者、政治領導階級以及軍隊。年青人反對龔布雷週遭的政治人物與軍人，拒絕這兩個勢力偷走屬於「他們」的革命。至於軍隊則是呈現分裂的情況：除了有由六百至八百名裝備精良且領高薪軍人組成的總統侍衛隊(其中包含目前的過度政府領導人，Zida上校)、高階軍官(軍隊統帥Traoré將軍、與龔布雷一起政變推翻桑卡拉的Kouamé Lougué將軍)，以及基層軍人。於是，軍隊的各個領導人都宣稱自己是國家的領導者，而必須對抗反對運動以維護秩序。至於反對勢力，則是分裂成74個政黨。民主與進步政黨聯盟(CDP)以及其他親近政黨囊括大約四分之三的國會席次。今年初，重要的領袖，如卡波瑞(Kaboré)、迪亞洛(Diallo)以及龔布雷離開民主與進步政黨聯盟 ，並創立了人民進步運動(MPP)。其他的反對黨則以桑卡拉與迪阿布瑞(Diabré)兩派為首。依據憲法，當總統去職時，應由國會議長代理其職務，但後者卻選擇和總統一起逃亡。
今日，布吉納法索內部和國際上的權力衝突關係已全然改變。非洲的國際組織，如非洲聯盟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宣布如果在十五日之內，他們不把權力將還給人民，將對軍隊祭出制裁。另外，對一個接受援助資金超過10%國民生產總值的國家，各個金主也能對布吉納法索施壓。美國總統歐巴馬呼籲讓年輕世代能儘快地取得重要職位，且無論現任的各個萬年領導人的成效、能力為何。同樣地，歐盟在10月28日宣布「支持現行的憲法規定，以及由非洲聯盟和西非共同經濟體提出的規則，以推動憲法的修改」。
國際上原本支持龔布雷新世襲體制政權，現在卻與過去作法背道而馳，從表面看來似乎令人驚訝。實際上，這個情勢的徹底改變，究因還是來自全球的新局勢。布吉納法索的地理位置，在戰略上變成極度重要，因為它的邊境和馬力北部相接，而這裡正是美國和法國軍隊介入的區域。然而，面對日益發展的伊斯蘭組織部隊，從今以後，美國、法國和其他國家都必須重新決定他們外交、戰爭策略的優先順序。
参考資料
Philippe Hugon,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Paris, SEDES 2013, 3e ed.
Pierre Jacquemot, « Les trois paradoxes du Burkina Faso, lettre de l’IRIS, 2 novembre 2014.
Frédéric Lejeal, Le Burkina Faso, Paris, Karthala, 2002.
Oct 28,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出版品, 數位工業, 象徵性政策
Justin Chiu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16
2014年9月9日，為了參加iPhone 6的產品發表會，來自全球各國的重要媒體以及3C科技記者齊聚位於加州庫比蒂諾(Cupertino)的佛林特表演藝術中心 (Flint Center)。這場盛大的儀式由蘋果的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主持，並透過網路同步轉播。此外，眾多名人共襄盛舉，歌手Gwen Stefani和Dr. Dre更特地搭乘私人專機前來，歌手李玟進場時，蘋果在官方網站上更公開歡迎這位在亞洲相當受歡迎的藝人。然而，儘管一般認為並未推出重要的創新突破，iPhone 6仍然受到滿場觀眾熱烈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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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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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1984年，蘋果電腦的創辦者賈伯斯 (Steve Jobs) 即是在這同一個知名的展演廳發表第一台麥金塔電腦。結合幽默語氣和誇大的形容詞，賈伯斯成功地吸引了出席這場活動的蘋果股東的注意力。在電影火戰車的配樂催化下，當賈伯斯介紹產品時，台下觀眾不斷發出驚嘆聲且持續熱烈鼓掌。其實，從蘋果推出第一台個人電腦以來，所販售的不僅是一個「瘋狂偉大」(insanely great)的商品─當時發表會的標語─更包含消費者預期可能享受到的特殊經驗。也因此，蘋果產品的消費者為了得到與眾不同的使用經驗，願意出更多錢。
2001年，蘋果推出iPod並正式投入競爭激烈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蘋果的隨身音樂播放器明確地定位為高階商品，在當時即成為眾多人渴望得到的物品，甚至變成中產階級休閒娛樂的象徵。此外，必須透過預先裝置在電腦內的軟體iTunes才能使用iPod。因此，工作用途的Mac電腦和休閒用途的iPod互相結合。由於使用的頻率和時間增加，蘋果產品使用者的品牌忠誠度也在無形中提高。再者，由賈伯斯主持的keynote(蘋果新產品的發表會)，年復一年召開，逐漸成為全球蘋果迷不可錯過的盛事。
2007年，蘋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這個賈伯斯眼中的革命性商品。至今，蘋果共計發表了十款不同的智慧型手機。在2013年，蘋果是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共賣出1億5340萬台，落後南韓三星。然而，僅靠15,3%的市占率，蘋果卻獲得全球手機市場利潤的60%，大約1290億美元(Asymco市場研究公司)。面對新興起的手機製造業者，蘋果選擇不和他們打價格戰。其實，iPhone 6與iPhone 6 Plus成為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最貴的一款甚至超過1000歐元。
理論框架
一、 籌辦全球規模的宣傳活動。自從第一代iPhone上市以來，蘋果的產品發表會逐漸成為一項重要的全球表演。起先由具領袖魅力的賈伯斯主持，之後交棒給現任執行長庫克，這些經由網路同步轉播的儀式，即時展現了蘋果作為跨國企業的經濟、文化權力，以及對全球記者和消費者的號召力。儘管活動看來輕鬆不拘謹，其實每一場發表會都經過仔細的規劃和準備。現場沒有即興發揮的空間：每個畫面、每個手勢、動作都是經過仔細計算與推演排練，只為了呈現出一個完美的氛圍。
二、 漸進型創新的普遍應用。iPhone 6並不是一項革命性商品，因為就前一代iPhone來說僅有兩項主要的技術突破：處理器更強與螢幕更大。但是，蘋果的實力即在於它能持續不斷地推出較上一代更好的商品，並且開拓新的商業活動。因此，並不僅是智慧型手機技術層面的相關產業能得利於新一代產品所帶來的創新，而是整個生產結構，乃至於相關服務產業均能藉此獲利。如果數位革命首先必須經歷「科技進步加快」的過程(Lorenzi)，我們因此該關注蘋果是如何透過每一代的iPhone，逐步打造出專有的經濟體系。
案例分析
和其他全球規模的活動相比，蘋果新產品發表會Keynote的本質非常地不同。過去，全球性活動不是由國家舉辦，如皇室婚禮，即是由國際組織舉辦，如奧運會。然而，在此一案例中卻是一個私人行為者，一間私人企業，利用它的財力和無形象徵性資源籌劃一場跨越國界的表演。過去三十年來，蘋果成功地把產品記者會塑造成令人屏息以待的舞台秀。當然，賈伯斯的個人特質對此有重要的貢獻；他的個人魅力和說服群眾的高超技巧和蘋果的品牌聲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實際上，出席的記者和名人都等著被產品發表會的氣氛吸引、催眠，期望如此之大，使他們在活動開始之前就提前進入著迷的狀態。正是因為 iPhone 被賦予除了產品硬體以外的無形價值，取得iPhone如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對他人展示這個令人渴望的物品，如同以炫耀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權勢。更有消費者購買iPhone，就是因為它的售價比其他廠牌的智慧型手機高出許多。
蘋果產品的消費者尋找一種特殊且屬於個人的使用經驗。在所有智慧型手機廠牌中，唯有蘋果走高級品牌的路線，但也因此，使用者對蘋果產品更容易產生自我投射的情感。蘋果的這項策略不僅可以提高產品的利潤，更同時加強購買者對品牌的忠誠度。藉由以 iTunes和App Store 為核心的封閉系統，使用者必須同時擁有Mac、iPhone以及iPad，才能讓每個終端機發揮最大的功用。因此，為了避免任何操作困難、系統不相容，或是害怕退出蘋果社群可能遭受的心理和社會地位損失，僅有少數蘋果產品的使用者思考過購買其他品牌。
如同其他資本主義組織和企業，蘋果創新是為了爭取日後更多的獲利。然而，在全球電信業去管制化的背景下，如華為和小米等採取低價策略的中國企業的出現，造成競爭日益激烈。這情況導致各家電信業者把研發的資源使用在應用研究上，挹注中短期的計畫，而忽略需要長時間才看得出成果的基礎研究。因此，儘管未取得重要的科技突破，各大品牌仍不斷更新產品線。於是，智慧型手機的生命週期不斷縮短，而消費者卻被迫要購買最新一代的產品。然而，隨著近十年來累積的各個小型技術創新，智慧型手機確實大幅度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在iPhone 6的發表會上，蘋果也介紹了一項非接觸式行動付款服務Apple Pay。其實，三星和新力之前已經在它們的手機上加載這項技術，但使用率不如預期。然而，我們可預期這項服務將因為iPhone 6的上市，逐漸成為一般的付款方式。事實上，自iPod、iPhone與iPad逐一面市以來，蘋果強過其他品牌的地方即在於它不僅熟稔各項技術的應用與宣傳，更可以冀望忠誠蘋果迷，準備好體驗蘋果推出的各項服務。
參考資料
Chiu Justin, « L’anarchie mondiale dans la téléphonie mobile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117-122.
Dayan Daniel, Katz Elihu, La Télévision cérémonielle : anthropologie et histoire en direct, trad., Paris, PUF, 1996.
Le Monde, « La grande et les petites révolutions d’Apple », 11 sept. 2014.
Lorenzi Jean-Hervé et Villemeur Alain (Éds.), L’Innovation au cœur de la nouvelle croissance, Paris, Economica, 2009.
Strange Susan, Mad Mone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Strange Susan,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res, Pinter, 2e éd, 1994.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