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10,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出版品, 国际关系理论, 安全
Jean-Jacque Roche
陈宗胤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20
Source: Wikipedia
距今一年前的2013年12月5日，法国在中非共和国采取了代号为Sangaris1 的军事行动，这是1960年中非独立以来，法国第七次出兵该国。法国军队抵达中非首都班基，是要压制最近取得政权并与基督教民兵「反巴拉卡」冲突越演越烈的塞雷卡叛乱军(穆斯林)。另外，这项任务也是为了国际武力介入做准备，也就是同一天成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MI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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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虽然卢安达大屠杀的阴影已逐渐远去，然而2,500万中非人的生活目前仍依赖人道救援。此外，约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的。同一时间，在中非的邻国查德，另一只法国军队同样在部署一项Barkhane军事行动，这项行动是在马利的Serval行动的接续，目的要打击伊斯兰恐怖份子丶走私者与分裂主义者；这些人的联盟威胁了整个萨赫勒区域的稳定。由於法非之间长期以来的传统做法与在非洲大陆的警察角色，巴黎以不同的理由合理化了这两波行动：第一次介入是依据保护责任(R2P)，而第二次则是实践合作契约。
理论框架
这些理由可以套用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1. 保护责任 (R2P)。这个概念出现在2001年国际介入与主权委员会(ICISS)的研究之後，承接了过去的干扰丶义务以及後来的干涉权。事实上，相关语义的演进是随着80年代初期发生的四个现象逐渐成熟而来。一开始，学术研究是透过「社会安全」的概念，达到现实主义途径(由Kenneth Waltz与Richard Ullman的研究出发)与斯堪地那维亚式和平维持(Johan Galtung)的融合。很快的，联合国的反省委员会(O. Palme丶G. Brundtland丶W. Brandt) 再次验证了「全球安全」，这个措词後来被1987年的裁军与发展关系大会做为官方使用。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医生团包围人权秘书处，使得联合国大会对於干扰首次通过决议(43/131与45/100)後，让反对大规模保障人道权利的人权外交有所转变。最後，中等强权的外交定位，如加拿大支持「免於恐惧的自由」(Gareth Evans丶Lloyd Axworthy)丶日本偏好「满足需求的自由」(绪方贞子)，大幅度的改变了全球趋势。象徵性事件如柏林围墙倒塌，更反映出这四个被自由主义学者解释为「後西发利亚世界」滥觞的国际趋势的相融合。Arnold Wolfers将国与国关系视为霍布斯式斗争的「撞球」，被John Burton的蜘蛛网与Norbert Elias的网所取代，而这个新世界的追随者更转向韦伯的国家逻辑丶涂尔干的公民社会团结丶解放所有排他性的公民效忠。由於过於激进，所以干扰一词很快的就被「干涉权」所取代(1992年第770号解释)，随後更成为「人道救援义务」。这个用语转变似乎是要在ICISS 在急难人口救助义务(根据François Mitterrand的说法，当不救援的风险出现时，不干扰的义务便不适用)与尊重国家主权之间，建立起共存条件之前，将国家实证法中反对道德义务(人道救援)的原则予以埋葬。在2005年联合国六十周年高峰会的最终文件中，第138与139点将保护责任(R2P)的概念予以官方化，更在2009年9月被联合国大会在A/RES/63/308号决议中以共识所采用。
2. 现实主义传统的遵守。Serval丶Berkhane与Sangaris军事行动都遵守了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些行动的正当性都完全符合国家间关系的传统框架。第一个理由是基於宪章第51条认可的盟国请求协助与合法集体自卫。做为符合法国与多个前非洲殖民地所缔结防卫协议下的措施，甚至没有必要引用理论来论证，因为缺乏行动将会被解释为回避和不遵守承诺。同样的，法国对於前殖民地的历史责任，解释了诉诸古典修辞的「阵线」(rang)与「价值」的防卫，为此法国将军事力量同时做为其国家权力野心的「盾」与「亭」。因此，这些遥远且昂贵的行动，正符合了John Mearsheimer所说的「大国的悲剧」，被迫要介入以证明自己的地位。最後，安全风险的调用则是符合新现实主义的框架，将权力以安全代替，成为国际机构的拱心石(C. Glaser、J. Grieco等)。国家失败的情况被一致认为是全球不安全的主要来源(2013年国防白皮书丶2003年与2008年的欧洲安全战略等)，而这些干预可以稳定那些在短期内可能成为自身安全直接威胁的灰色区域，很明显的符合法国利益。
案例分析
那麽，要如何调和这两种理论上矛盾，但外交上可理解的途径呢？这里或许可以提出三个要素。首先，很明显地，我们所面对的不同情况，会带来不同的解答。像是加拿大可以在全世界施行人类安全为基础的政策，却用现实主义论述来保护在西北通道的海上权利，法国在这些不需要相同答案的议题与区域中，引用其价值与利益做为各项行动的基础—比起真正的矛盾，其实更加互补。其次，自由主义的双重赛局已经被整合入新古典现实主义，承认内部因素考量对於对外行为的影响。如此一来，公众舆论的支持，对於Barkhane这种预期时间很长的行动是需要的，但对於在中非的Sangaris这种人道属性的干涉则变成阻碍。最後，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已经减轻对於因全球安全概念—人类安全是组成要件之一—而要求要考虑每个人安全的措施的反对。然而，这个全球安全的必要条件并不足够。事实上，我们必须在个体安全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的要求之间建立一个新平衡，重新定义这种过去没有的做法。
若一致性问题存在，也必须被视为当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人道属性干涉的倍增成为不稳定因素，而当现实主义者满足於以恐怖平衡来建立和平时，所采取的变化做法。透过重塑义战，自由的因素必须从此被视为国家和平的威胁，而和平的取得则必须透过公民社会的遗忘或牺牲。虽然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和平能否藉着将武力视为国家和平必需的学派(现实主义)相融合来达成，这是不确定的；而当事关急难人口救助时，和平是可以被牺牲的(自由主义)。为避免这种融合的负面效果，可能要留意批判学派与Ken Booth的说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危机：对紧急的崇拜(现在主义)丶转型正义(文化主义)，以及科学中立。
参考資料
Booth Ken, « Human Wrong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 (1), 1995, pp. 103-126.
Glaser Charles L., « Realist as Optimist.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Winter 1994-1995, pp. 50-90.
Jeangène-Vilmer Jean-Baptiste, La Guerre au Nom de l’Humanité. Tuer ou Laisser Mourir, Paris, PUF, 2012.
Roche Jean-Jacques, « La Société Civile et la Guerre », in : Josepha Laroche, Yves Poirmeur (Éds.), Gouverner les Violences. Le processus civilisationnel en question,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231-246.
Ullman Richard, « Redefining Securit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1), Summer 1983, pp. 129-153.
1 一种非洲蝴蝶的名称。
Nov 25,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公共财, 环境
Weiting Chao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9
Source: Wikimedia
2014年9月21日在世界各地主要大城市数十万人民走上街头以展现对抗气候暖化的决心。此次行动主要由「Avaaz.org-全球采取行动」非政府组织(NGO)所主导，在全球158个城市中策划了超过2700个活动。此外，更动员了众多政治家丶专家学者以及名人，当中包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丶前美国副总统高尔(Al Gore)丶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丶人类学家珍‧古德(Jane Goodall)丶法国外交部部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丶法国生态部部长赛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以及电李奥纳多‧狄卡皮欧(Leonardo DiCap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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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为了因应大气组成改变的科学证据，全球气候治理讨论於80年代末期展开。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高峰会(Earth Summit)後，各国通过全球气候变化纲要公约(La Convention-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CNUCC)，以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在此纲要公约基础上，京都议定书於1997年签署，并於2005年生效。此为唯一赋予工业化国家减量义务的全球协议。然而，2001年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决定，阻挠了议定书的实行。此也说明了为何在後京都谈判时期更难以达成任何新的协定。根据2007年的塔里岛路线图，国家间需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5)前达成一份新的协议。尽管会前包含了市民团体等各方组织，皆抱持高度期待并予以施压，此高峰会并没有达成任何显着进展。2012年12月杜哈会议上，京都议定书被延展到2020年，此外必须在2015年通过一份包含全体的新协议。2013年，在华沙举行的COP19会议进行时，史上第一次众多环境NGO集体退出气候变迁谈判会场，用以抗议谈判进度滞迟以及大企业主导谈判过程的情势。
2014年9月23日，超过200位国家与政府领导者聚集於纽约联合国高峰会，以重启针对在2020年生效实质协议的讨论。此高峰会两天前，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如伦敦，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罗马，新德里，墨尔本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展开。有史以来最大的游行在纽约举行，超过30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游行队伍以不同主题划分为六大区域。走在最前列的队伍中的抗议者包含了最脆弱以及受气候变迁危害最深的族群。
理论框架
一、活跃的个体(Les dynamiques individuelles)。此概念涉及通过集体认同感所动员的普罗大众网络 。根据James Rosenau，当检视个体行为者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和团体对於国家的服从度与忠诚度逐渐减弱。与之相反的，在同一时间可以观察到个人感受与关注国际事件的能力不断增加。当今社会，必须强调国家间的体系与多中心机能并存着。人们已进入一个「全球性动荡」(turbulences mondiales)，在这之中公民角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现象说明了一个参与能力的革命。因此，思考到Rosenau所提出的宏观-微观混合概念(mixing micro-macro)，此些事件使我们重新评价每一个体所扮演不同角色的作用。
二、国际声誉(La notoriété internationale)。此牵涉单一个体，由於俱有特殊个人素质和技能，能使用他们的国际威望或声誉参与国际议题，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国家互相竞争。此概念与同样也是Rosenau所提出的无私的公民 (citoyen altruiste) 概念相近。
案例分析
尽管在对抗气候暖化时面临许多政策上执行的困难，从90年代起，民众对於此环境问题的认知便开始不断提升。归功於NGO丶国际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的倡导，公民更踊跃地参与环境政策。经常在各大会议进行时，有各种不同的示威游行与公民活动同时进行，目的在加速谈判的进展。像是在2009年COP15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时，大约3000位公民代表聚集在主场馆贝拉中心 (Bella Center) 外，与环境NGO及其他代表一同召开「人民大会(Assemblée du peuple)。无可置喙的，个体参数的影响在这几年随着网际网路发展更加蓬勃。此科技允许数百万志同道合的民众可以快速汇集，凝聚成一种强大且活跃的集体力量。对此，Avaaz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组织并不是环境NGO，而是一个全球性个人网络平台，俱有非组织性活动以及非阶层性等特点。其力量实际上来自於它重新组织动员的能力，其可以汇聚并协调众多NGO丶社区丶以及个人网络行动。此集体的链结提高了影响国家的能力，目前，各国政府不断增加与公民间的对话。此新形态合作模式被视为减少二氧化碳以及采取调适气候变迁行动的具体策略。
在示威者当中，特定参与者因其知名度或专业智能而受到高度专注，这些人并不是气候暖化议题的专家，而是俱有高度媒体能见度的国际精英。在某些状况下，他们甚至有等同於政府的权威。此些单一个人 (例如联合国秘书长，纽约市市长或好莱坞巨星)，能够调动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象徵性资本(capital symbolique)。他们的合法性不但来自於本身更来自於他们所代表的机构。参与国际Avaaz运动更说明了他们置身投入对抗气候变迁行动。因此，像是才刚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使者」(messager de la paix)的演员李奥纳‧多迪卡皮欧，同时也被赋予能号召民众的象徵性与机构性的威信。同样的，这些知名人士与受气候变迁冲击最大的社群走在一起，同时也向世界传播了必须对抗此生态威胁的急迫性的讯息。
此史无前例的民间性动员，也在提醒各国首脑，必须采取显着的措施来应对气候暖化。从今以後，数以万计的个人汇聚行动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甚而对国家权威造成与日俱增的挑战与削弱其权力。在2014年12月年秘鲁立马(Lima) 会议上，一份全球协议的初稿必须出炉，以便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让各国通过。
参考資料
Chao Weiting, « Le triomphe dommageable des passagers clandestins. La conférence de Doha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111-115.
Chao Weiting, « Le boycott des ONG, une diplomatie offensive. La conférence de Varsovie su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3, Paris, L’Harmattan, 2014, pp. 143-147.
Ford Lucy, « Challeng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cial Movement Agenc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 (2), 2003, pp.120-134.
Laroche Joseph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2e éd.,Paris, L.G.D.J Montchrestien, 2000, pp.176-201.
Le Monde, « New York fait ville pleine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22 sept. 2014.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Nov 16,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非洲
Par Clément Paule
李若珊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8
Source : Wikipedia
2014年10月6日，首例非洲境外的伊波拉病毒感染案例得到证实：一名在马德里的西班牙籍护理人员，在照护一位因感染而遣返回国的传教士期间，也遭受感染。值得注意的，仅仅几天之前，在美国诊断出另一起病例，是一名来自蒙罗维亚的赖比维亚人，抵达达拉斯。至今尤其肆虐於三个国家─几内亚(科纳克里)丶赖比瑞亚与狮子山，流行病伊波拉因此成为可能传播至全世界的直接威胁；甚者，不论是在西班牙或是德州，筛检系统与治疗程序都出现许多缺失。此外，国际媒体也提到由伊波拉引起的大量出血及高死亡率造成民众的精神恐慌。2014年11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一项统计数据，在13567例主要位於西非的病例中，计有4951人死亡。於是，伊波拉危机管理问题，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影响所及甚至包含其他并未直接受到此灾害威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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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76年，在前萨伊共和国与苏丹，因两场同时发生的突发流行疫情而得以发现伊波拉病毒(在前萨伊共和国318个登记案例中280名病患死亡)。伊波拉病毒属於丝状病毒科，并可分为五个不同的亚种，而引起此次2014年流行疫情的则是属於萨伊伊波拉病毒。尽管自然宿主极有可能为食果蝙蝠，然而这个人畜共通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仍未完全解开，近二十几年来发生多次大规模的感染事件。在加彭丶刚果共和国丶南非以及乌干达，计有二十几起突发危机，造成数百人感染。伊波拉病毒潜伏期为两天至三星期，一般症状包括急性出血丶发烧且导致流血不止，造成免疫力下降，最终导致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在没有标准治疗方法与疫苗的情况下，必须特别注意降低感染的风险，避免和感染病患体液和器官组织的直接接触器官。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目前在西非肆虐的这此公卫危机始於2013年12月：原发病例应是一名两岁孩童，死於几内亚(科纳克里)东南部的一个村庄，邻近赖比瑞亚及狮子山的边界。然而，直到2014年3月，才被检测出为伊波拉病毒，此时疫情已传播至赖比瑞亚境内。4月底短暂的平静後，疫情在5月爆发开来，并向着狮子山丶奈及利亚及塞内加尔蔓延扩大。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此次疫情为《影响全球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呼吁发起国际大幅度动员，以面对感染人数攀升与与地方政府的无能为力。
理论框架
一、危机的突然曝光。西非疫情恶化的警告讯息已经数次传出却不受到重视，然而，几起境外感染的案例却引起媒体的过度报导，导致部分领导者匆忙提出应变措施，但实际上并不适用。
二丶操作「道德恐慌」的风险。道德恐慌的概念是社会学家史丹利·柯恩 (Stanley Cohen) 所提出，意旨一个条件丶一起事件丶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被视为对社会价值与利益构成威胁。因此，这概念可帮助我们了解面对一个威胁，如流行病，所做出的不成比例丶甚至歧视的各种反应。
案例分析
相较於之前的伊波拉疫情只局限在非洲中部国家相对偏僻的森林地区，此次在非洲西部爆发的伊波拉疫情除了是在都市地区外，还应指出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迟钝的反应，并且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然而，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不断发出警告，西非国家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卫生系统崩毁是可预见的，尤其是经历多年残酷内战的赖比瑞亚与狮子山。此外，除了医疗专业人员的缺乏─依据2014年初资料，赖比瑞亚共五十几位医生服务430万的居民，加上院内感染的情况严重，遭受疫情肆虐的国家政府还须面对人民的怀疑与不信任。在几内亚，卫生从业人员曾多次指出，当医疗团队到来时，人民的反应却是逃跑，认为他们是来散播病毒：2014年9月，八名防疫人员在几内亚东南部进行宣导活动，却因被认为是传播病毒而惨遭杀害。此外，赖比瑞亚与狮子山政府的紧急应变措施─军事化宵禁及社区全面隔离检疫丶强制火化尸体丶关闭边境，反而在贫民区引起暴乱。位於蒙罗维亚的一家医疗中心，在8月时因此遭到武装抗议者的攻击，他们拒绝中心留置伊波拉患者。但因此导致病患四处窜逃，有感染风险的医疗器材遭窃。此种拒绝丶排斥的态度，来自近代历史，因为激烈冲突造成社会分化，中央政权也因此失去威信。中央政府因此更加难以和人民理性沟通，告知疫情的风险，并说明管制人民移动的必要性。
很显然地，伊波拉的必要防疫措施难以让一般人民接受，更容易造成反效果，其经济影响更可能高达数亿美元。除了财政失衡(公共卫生支出的暴增及税收的减少) 与生产力降低是可以预期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来自间接因素的影响将更严重，尤其是「恐惧」因素 (fear factor)，也就是对传染病蔓延的恐惧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举列而言，这些措施包括交通运输中断丶工作场所关闭丶采矿业停摆(尽管此为该地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与农业领域(粮食安全将再度长期蒙上阴影)，这些都将导致物资短缺与价格上涨。这些动荡情况因为许多航空公司决定暂停飞机过境受感染的国家而不断加重(如布鲁塞尔航空公司丶阿瑞克航空与英国航空)，且它们无视联合国复航要求，使得救援行动更为复杂。因此，关闭边境是否能有效防疫也值得提出讨论，尤其这些国家边境地理情势复杂，国家政府下令关闭边境反而可能促成非法网络，更不利管理。
尽管以急迫丶警急为诉求，伊波拉疫情却是在爆发一段时间後才被排入公共卫生危机处理的国际议程表，而且以恐惧主导防治的措施和口号宣传。尤其几部灾难电影即是从伊波拉病毒得到灵感，如《危机总动员》(Outbreak；1995)丶《28天毁灭倒数》(28 Days later；2002)，当然也包含文学作品，如理查德•普莱斯顿(Richard Preston)於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也因此，这次在西非爆发的疫情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中想像中获得共鸣，却可能导致不利了解此疾病的致病机制与传染途径。除了可被预期的阴谋论之外，政治人物操弄「道德恐慌」，藉此支持自己的歧视政策，将更不利於防疫的推展。伊波拉危机因此成为美国期中选举的关键议题；在达拉斯事件过後，多位共和党参选人向欧巴马政府要求强制关闭边境，并执行检疫措施。此外，尽管在境内都未发现感染案例，澳洲与加拿大政府接连做出决策，於十月底起，暂停对感染国家的人民发放入境签证。而这项孤立他国的措施，遭到同为大英国协会员国的狮子山谴责。实际上，污名化丶歧视他国的措施，让我们忽略了对抗这场全球性灾难的主要战场仍在西非国家，光把西非封闭起来对疫情的控制没有助益，甚至适得其反。面对此次病毒危机，决策人士应该了解到，在物品丶人员全球大幅流通的时代，封闭隔离一项灾害是不可能达成的了。
参考資料
Cohen Stanley,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MacGibbon & Kee, Londres, 1972.
Site de l’UNMEER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Ebola Emergency Response) : http://www.un.org/ebolaresponse/mission.shtml [20 octobre 2014].
World Bank,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4 Ebola Epidemic: Short and Medium Term Estimates for West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7 oct. 2014, consulté sur le site de la Banque mondiale : http://www.worldbank.org [22 octobre 2014].
Nov 15,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外交, 安全, 非洲
Philippe Hugon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7
Source: Wikimedia
2014年十月底，发生在布吉纳法索的青年示威运动造成自1987年即位的「万年总统」布莱斯·龚保雷(Blaise Compaoré)被迫下台。於10月28日，在首都瓦加杜古，将近五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一项让龚保雷能继续参选总统的修宪案。然而，为了延长总统任期而修改宪法的作法已在多哥(2002)丶加彭(2003)丶乌干达(2005)丶查德(2009)丶阿尔及利亚(2008)丶喀麦隆(2008)丶查德(2009)丶安哥拉(2010)与吉布地(2010)等其他非洲国出现。在蒲隆地丶刚果共和国丶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安达等国，相关修宪案也正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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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84年，上伏塔(Haute Volta)更改国名为布吉纳法索。在独立之後，历经几次总统大选和政变，这个国家的政局终於逐渐稳定。前总统桑卡拉(Thomas Sankara)在1987年遭到暗杀，年轻军官龚保雷取得政权。此後，他建立了一个半专制的政权，前後经历两次七年与两次四年的总统任期。意义为「正人君子之国」
的布吉纳法索，在这段期间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良好。尽管有丰富的金矿(占出口80%，并相当於是国家20%的预算) 并生产棉花，布吉纳法索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近年创下年平均7%的经济成长率，金融方面也持续稳定发展(通货膨胀稳定，预算赤字与外债减少)。
近年来，布吉纳法索扩大国际合作夥伴，如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丶寻求美国的支持，同时也和有历史渊源的法国政府要求更长远的合作关系。作为区域外交强权，布吉纳法索最近成为法国军队对抗回教圣战组织的军事任务「Opération Barkhane」中的重要分子。直到现在，布吉纳法索政府维护公民行动，在政治操作上既不涉及种族对立，更不搬弄宗教冲突。当然，龚保雷政权的基础是一个拥有绝大多数的政党，而且公共辩论是被允许的。至於布吉纳法索的军队，尽管在2011年曾发生叛变，目前仍然是效忠政府的国家军队。然而，除了由选举产生，有合法性的政治机构，另外存在传统权力，尤其以布吉纳法索摩西族「国王」纳巴(Mogho Naba)为首。然而，这个表面上民主假象掩盖了某些不可示人的丑闻。例如，前总统桑卡拉的谋杀案中，龚布雷和赖比瑞亚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及安哥拉的主要政党UNITA(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球联盟)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武器和钻石交易的管制也是政府获取暴利的途径之一。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到，龚布雷在象牙海岸北部叛军行动所扮演的角色，和卡达菲的秘密往来，以及记者宗格(Norbert Zongo)的离奇死亡事件。
为了参与2015年11月的总统大选，再一次连任总统，龚布雷试图修改宪法，但反而让他被迫下台。於是，10月30日召开的国会讨论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反对党来说，必须挽救这场「宪政叛变」。在司法层面，如欲修改现行只能担任两任的总统职权，宪法第37条提到两个可能性。其一为国会四分之三多数通过(96席次同意)，国会为此应该在10月30日表决；另外则是举办全民公投。龚布雷已经秘密安排好同意票。他领导的民主与进步政党联盟(CDP)在127席中占了70席。此外，与他结盟的小党有11席。因此，为了取得不足的15席，他和民主联邦联盟(ADF)与非洲民主集合党(RDA)交换酬庸。也就是说，龚布雷已经取得必要的96席国会议员的同意。然而，社会动员和反对党派推翻了这项计画。示威者和维安部队的暴力冲突至少造成一人死亡，以及更广泛的人民动员。尽管国会表决遭到取消，也无法平息抗议动员。
理论框架
一、 非洲青年的政治诉求。今日，非洲的青年世代要求他们在政治丶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参与权力。由於对未来前景与社会发展感到绝望，他们反对政治圈官商勾结和私相授受的种种恶习。在布吉纳法索，青年族群推崇如前总统桑卡拉之类的英雄人物。藉由社群网络交换讯息，年轻人批评非洲各国的「万年总统」。事实上，在非洲各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立，是世代间的阶级抗争。
二、 二丶 新世袭主义(néo-patrimonialisme)的跨国退败。运用区域内其他政治盟友的资源，以及武器和钻石交易所得，龚布雷得以在国内推行他的各项施政。尽管在国际上，其他盟国已经改变对布吉纳法索的援助条件和规则。
案例分析
阿拉伯之春尚未终了，非洲之春让我们再次观察到在这些国家内部的「跨世代冲突」。需要注意的是，60%的西非人民，是在龚布雷取得权力之後才出生。然而，这些年轻人愈来愈关心政治。他们反对由权贵阶级垄断的政治体系，并批评由年迈官员组成的政府和说谎的「国会骗员」(parlementeurs)。革命广场上青年呼喊的口号「布莱斯滚蛋」即代表了他们的诉求。然而，在这次差点成真的国家宪法叛变中，我们观察到各主要势力间的冲突和摩擦：示威者丶政治领导阶级以及军队。年青人反对龚布雷周遭的政治人物与军人，拒绝这两个势力偷走属於「他们」的革命。至於军队则是呈现分裂的情况：除了有由六百至八百名装备精良且领高薪军人组成的总统侍卫队(其中包含目前的过度政府领导人，Zida上校)丶高阶军官(军队统帅Traoré将军丶与龚布雷一起政变推翻桑卡拉的Kouamé Lougué将军)，以及基层军人。於是，军队的各个领导人都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者，而必须对抗反对运动以维护秩序。至於反对势力，则是分裂成74个政党。民主与进步政党联盟(CDP) 以及其他亲近政党囊括大约四分之三的国会席次。今年初，重要的领袖，如卡波瑞(Kaboré)丶迪亚洛(Diallo)以及龚布雷离开民主与进步政党联盟 ，并创立了人民进步运动(MPP)。其他的反对党则以桑卡拉与迪阿布瑞(Diabré) 两派为首。依据宪法，当总统去职时，应由国会议长代理其职务，但後者却选择和总统一起逃亡。
今日，布吉纳法索内部和国际上的权力冲突关系已全然改变。非洲的国际组织，如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宣布如果在十五日之内，他们不把权力将还给人民，将对军队祭出制裁。另外，对一个接受援助资金超过10%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各个金主也能对布吉纳法索施压。美国总统欧巴马呼吁让年轻世代能尽快地取得重要职位，且无论现任的各个万年领导人的成效丶能力为何。同样地，欧盟在10月28日宣布「支持现行的宪法规定，以及由非洲联盟和西非共同经济体提出的规则，以推动宪法的修改」。
国际上原本支持龚布雷新世袭体制政权，现在却与过去作法背道而驰，从表面看来似乎令人惊讶。实际上，这个情势的彻底改变，究因还是来自全球的新局势。布吉纳法索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变成极度重要，因为它的边境和马力北部相接，而这里正是美国和法国军队介入的区域。然而，面对日益发展的伊斯兰组织部队，从今以後，美国丶法国和其他国家都必须重新决定他们外交丶战争策略的优先顺序。
参考資料
Philippe Hugon,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Paris, SEDES 2013, 3e ed.
Pierre Jacquemot, « Les trois paradoxes du Burkina Faso, lettre de l’IRIS, 2 novembre 2014.
Frédéric Lejeal, Le Burkina Faso, Paris, Karthala, 2002.
Oct 28,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出版品, 数位工业, 象征性政策
Justin Chi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16
Source: Flickr
2014年9月9日，为了参加iPhone 6的产品发表会，来自全球各国的重要媒体以及3C科技记者齐聚位於加州库比蒂诺(Cupertino) 的佛林特表演艺术中心 (Flint Center)。这场盛大的仪式由苹果的执行长提姆·库克(Tim Cook)主持，并透过网路同步转播。此外，众多名人共襄盛举，歌手Gwen Stefani和Dr. Dre更特地搭乘私人专机前来，歌手李玟进场时，苹果在官方网站上更公开欢迎这位在亚洲相当受欢迎的艺人。然而，尽管一般认为并未推出重要的创新突破，iPhone 6仍然受到满场观众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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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84年，苹果电脑的创办者贾伯斯 (Steve Jobs) 即是在这同一个知名的展演厅发表第一台麦金塔电脑。结合幽默语气和夸大的形容词，贾伯斯成功地吸引了出席这场活动的苹果股东的注意力。在电影火战车的配乐催化下，当贾伯斯介绍产品时，台下观众不断发出惊叹声且持续热烈鼓掌。其实，从苹果推出第一台个人电脑以来，所贩售的不仅是一个「疯狂伟大」(insanely great)的商品─当时发表会的标语─更包含消费者预期可能享受到的特殊经验。也因此，苹果产品的消费者为了得到与众不同的使用经验，愿意出更多钱。
2001年，苹果推出iPod并正式投入竞争激烈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苹果的随身音乐播放器明确地定位为高阶商品，在当时即成为众多人渴望得到的物品，甚至变成中产阶级休闲娱乐的象徵。此外，必须透过预先装置在电脑内的软体iTunes才能使用iPod。因此，工作用途的Mac电脑和休闲用途的iPod互相结合。由於使用的频率和时间增加，苹果产品使用者的品牌忠诚度也在无形中提高。再者，由贾伯斯主持的keynote(苹果新产品的发表会)，年复一年召开，逐渐成为全球苹果迷不可错过的盛事。
2007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这个贾伯斯眼中的革命性商品。至今，苹果共计发表了十款不同的智慧型手机。在2013年，苹果是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机制造商，共卖出1亿5340万台，落後南韩三星。然而，仅靠15,3%的市占率，苹果却获得全球手机市场利润的60%，大约1290亿美元(Asymco市场研究公司)。面对新兴起的手机制造业者，苹果选择不和他们打价格战。其实，iPhone 6与iPhone 6 Plus成为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最贵的一款甚至超过1000欧元。
理论框架
一、 筹办全球规模的宣传活动。自从第一代iPhone上市以来，苹果的产品发表会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全球表演。起先由具领袖魅力的贾伯斯主持，之後交棒给现任执行长库克，这些经由网路同步转播的仪式，即时展现了苹果作为跨国企业的经济丶文化权力，以及对全球记者和消费者的号召力。尽管活动看来轻松不拘谨，其实每一场发表会都经过仔细的规划和准备。现场没有即兴发挥的空间：每个画面丶每个手势丶动作都是经过仔细计算与推演排练，只为了呈现出一个完美的氛围。
二、 渐进型创新的普遍应用。iPhone 6并不是一项革命性商品，因为就前一代iPhone来说仅有两项主要的技术突破：处理器更强与萤幕更大。但是，苹果的实力即在於它能持续不断地推出较上一代更好的商品，并且开拓新的商业活动。因此，并不仅是智慧型手机技术层面的相关产业能得利於新一代产品所带来的创新，而是整个生产结构，乃至於相关服务产业均能藉此获利。如果数位革命首先必须经历「科技进步加快」的过程(Lorenzi)，我们因此该关注苹果是如何透过每一代的iPhone，逐步打造出专有的经济体系。
案例分析
和其他全球规模的活动相比，苹果新产品发表会Keynote的本质非常地不同。过去，全球性活动不是由国家举办，如皇室婚礼，即是由国际组织举办，如奥运会。然而，在此一案例中却是一个私人行为者，一间私人企业，利用它的财力和无形象徵性资源筹划一场跨越国界的表演。过去三十年来，苹果成功地把产品记者会塑造成令人屏息以待的舞台秀。当然，贾伯斯的个人特质对此有重要的贡献；他的个人魅力和说服群众的高超技巧和苹果的品牌声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出席的记者和名人都等着被产品发表会的气氛吸引丶催眠，期望如此之大，使他们在活动开始之前就提前进入着迷的状态。正是因为 iPhone 被赋予除了产品硬体以外的无形价值，取得iPhone如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他人展示这个令人渴望的物品，如同以炫耀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权势。更有消费者购买iPhone，就是因为它的售价比其他厂牌的智慧型手机高出许多。
苹果产品的消费者寻找一种特殊且属於个人的使用经验。在所有智慧型手机厂牌中，唯有苹果走高级品牌的路线，但也因此，使用者对苹果产品更容易产生自我投射的情感。苹果的这项策略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利润，更同时加强购买者对品牌的忠诚度。藉由以 iTunes 和App Store为核心的封闭系统，使用者必须同时拥有Mac丶iPhone以及iPad，才能让每个终端机发挥最大的功用。因此，为了避免任何操作困难丶系统不相容，或是害怕退出苹果社群可能遭受的心理和社会地位损失，仅有少数苹果产品的使用者思考过购买其他品牌。
如同其他资本主义组织和企业，苹果创新是为了争取日後更多的获利。然而，在全球电信业去管制化的背景下，如华为和小米等采取低价策略的中国企业的出现，造成竞争日益激烈。这情况导致各家电信业者把研发的资源使用在应用研究上，挹注中短期的计画，而忽略需要长时间才看得出成果的基础研究。因此，尽管未取得重要的科技突破，各大品牌仍不断更新产品线。於是，智慧型手机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而消费者却被迫要购买最新一代的产品。然而，随着近十年来累积的各个小型技术创新，智慧型手机确实大幅度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iPhone 6的发表会上，苹果也介绍了一项非接触式行动付款服务Apple Pay。其实，三星和新力之前已经在它们的手机上加载这项技术，但使用率不如预期。然而，我们可预期这项服务将因为iPhone 6的上市，逐渐成为一般的付款方式。事实上，自iPod丶iPhone与iPad逐一面市以来，苹果强过其他品牌的地方即在於它不仅熟稔各项技术的应用与宣传，更可以冀望忠诚苹果迷，准备好体验苹果推出的各项服务。
参考資料
Chiu Justin, « L’anarchie mondiale dans la téléphonie mobile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2, Paris, L’Harmattan, 2013, pp. 117-122.
Dayan Daniel, Katz Elihu, La Télévision cérémonielle : anthropologie et histoire en direct, trad., Paris, PUF, 1996.
Le Monde, « La grande et les petites révolutions d’Apple », 11 sept. 2014.
Lorenzi Jean-Hervé et Villemeur Alain (Éds.), L’Innovation au cœur de la nouvelle croissance, Paris, Economica, 2009.
Strange Susan, Mad Mone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Strange Susan,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res, Pinter, 2e éd, 1994.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