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15,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南北對立, 國際移民, 歐盟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5
Source: Wikipedia
2014年底至2015年初，新的遷徙災難劇在地中海上演。遭走私人蛇集團租用並遺棄的兩艘貨輪被義大利海岸巡警在半島南方攔截。然而，每艘船上載滿約500名從敘利亞或伊拉克前來尋求庇護者。此增加了一年以來23萬通過地中海進入歐洲的移民人數。近期，在2015年2 月，利比亞海岸超過300人失蹤、29人死亡事件都在在提醒了，從2013年以來的情況並沒有改善。最終，在三月初，利比亞威脅義大利，如果其堅持採取對伊斯蘭國擬定的軍事行動，將會發動移民船攻勢。此些數據與義大利政府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間於地中海部署的Mare Nostrum 行動的結束時間吻合。其目的在挽救地中海遭遇海難的移民，但此在2014年底被由歐洲邊境機構Frontex所倡議的海衛行動Triton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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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地中海作為衝突與南北兩岸對話的區域，從1980年代開始就被視為是動盪遷徙的十字路口，此考驗了歐洲從那時起所執行的政策。第一次不規律的移民潮有著顯著的意義，在1991年鐵幕落下的隔天，大量來自阿爾巴尼亞的老舊船隻企圖在義大利靠岸。緊隨而來的是第一及第二次波灣戰爭後，尋求庇護的伊拉克難民。在此情況下，涉及一種混合的移民潮。換句話說，此難民同時也是工作的需求者。他們經常擠在走私者承包的大型船隻內，由於從1986年開始實施的申根簽證系統(le système Schengen)已將歐洲大門關閉。
之後，這些偷渡者以小團體、地下非法的方式抵達。他們主要來自摩洛哥和直布羅陀，塞內加爾和加那利群島之間，特別是與利比亞、突尼斯和蘭佩杜薩島，距突尼斯海岸130公里和來自西西里200公里的年輕人。其他交通領域(如馬耳他和塞浦路斯)，混合著遊客、尋求庇護者和無簽證欲尋找工作的移民。此外，對於在近東和中東難民，土耳其和希臘之間的埃夫羅斯河邊界以及西班牙在鑲嵌在摩洛哥領土的內休達和梅利利亞兩個地區，同樣也是熱門偷渡點。塞內加爾、摩洛哥及西班牙之間的雙邊協定，已使得從布羅陀和加那利群島口岸通過的人數下降。但由於利比亞政府無法再控制移民潮的事實，加劇了經過蘭佩杜薩的遷徙，其先前才根據法國及義大利簽訂的協議加強邊境控管。Frontex機構領導人在2015年3月表示，高達百萬的移民可從利比亞邊境抵達義大利沿岸。至於東地中海，也成為大量敘利亞難民湧入的犧牲品，估計土耳其150萬名，約旦80萬和黎巴嫩約150萬名。面對此情況，當每次船難和大量非法移民「Harragas」(北非和歐洲之間的闖關者)或難民家庭抵達時，歐洲當局的反應都只限於重新配置Frontex機構的資源分配，只要目的在「責任分擔」。
理論框架
一、遷徙的差異(migration gap)。此問題由Philip Martin 或 James Hollifield所分析，主要關注美國從自由接受到採取控管的移民政策改變。有關於歐洲地中海區域，考慮到兩種意見的差距，一方面專家的分析支持人口流動，因此為地區未來發展的一大關鍵。另一方面，歐洲政策的轉變主要來自於民族國家的壓力，其受制於於極右派崛起以及移民所帶來安全上的困擾。但此項政策有高度的人事、財務和外交成本。首先，其違背了歐洲對於經濟和人口發展的需求，此涉及對於自願移民的一種理性選擇 、對於被迫移民(難民)的人權尊重及法律保障(家庭團聚，無成人陪伴兒童)。
二、邊境控管程序與競合。第一道控管程序來自從1985年所施行的申根體系下一系列交錯的歐洲機制。面對北方國家的冷漠態度及不團結，移民潮問題首先會影響到歐洲南方國家。在南歐國家如何管理非法移民問題上，此差異導致了歐洲的分歧，並將問題留在最前線的國家，雖然大多數非法移民都是合法入境之後再延長居留。第二道控制系統，是與地中海南岸的國家簽署雙邊協定，此凸顯了歐洲緊縮政策下的主權自主性：舉例而言，歐洲各國光是在2015年在全世界就簽署了超過300個重新批准協議。當中，以法國本身而言(如同義大利和西班牙)就簽署了15項協議。此些文本批准了南方國家的承諾(其本身為移民輸出國兼過境國)，北非國家藉由收回本身非法移民或遣返移民至撒哈拉以南國家，以換取更具資格人士的居留權以及政治上的發展援助。一些國家，像是利比亞，在格達費上校時期，以移民外交(diplomatie des migrations)的形式，在歐洲的邊境控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利比亞危機和敘利亞情勢破壞了此邊境措施，造成首次在該地區超過400萬敘利亞難民的紀錄，僅低於巴勒斯坦和阿富汗難民。
案例分析
在所有臨地中海國家中，面對地中海變成墓園和全球安全問題，義大利處於慘劇的最前線。歐洲邊境跨越地中海兩岸，此位於「兩大陸地」間的海域自古以來都是交通要道。如今，由於缺乏簽證，對絕大多數者而言，穿越此海域帶有高度風險。此同時也被視為一個犯罪活躍的地區，犯罪組織得利於地中海南岸年輕人因為大規模失業以及對未來缺乏信心的情況。此狀況更令人擔心的是，公眾輿論難以分辨移民和恐怖主義的差異。除此之外，輿論也逃脫不了以國家和領土為中心的邊境管理途徑。
遷徙因素起因於區域不穩定的危機 。舉例而言，敘利亞和厄立垂亞人就佔了抵達義大利人數的一半，在此區Mare Nostrum 計畫救起了約17萬人。但隨著 Triton海岸防衛實施，救援行動不再被當作政策優先選項。歐洲可以說是無法達成一個共同政策。然而，面對南方國家以及其尊重人權的宣言，歐洲政府對於傷亡所需付的責任和其人道作法完全逆道而行 。此外，面對人口老齡化困境，歐洲要如何尋求國際競爭力？並且，如果歐洲拒絕將移民視為外交政策優先選項，將如何在國際上強化其影響力？
參考資料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Faut-il ouvrir les frontières ?,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Po, 2014.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Pour accompagner les migration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L’Harmattan, 2013.
Feb 10,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國防, 外交, 安全, 非洲
Philippe Hugon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4
Source: Wikimedia
2015年1月21日至28日，第二十四屆非洲聯盟 (Union africaine) 高峰會於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召開。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為《展望2063年，女性自主與發展的確立》。伊波拉疫情也被提出討論，受害最深的三個國家(幾內亞、賴比瑞亞與獅子山共和國)要求取消三億美元的債務。1月29日，非洲聯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召開集會，共有15國元首出席，但奈及利亞總統古德納克‧強納森(Good Luck Jonathan)缺席。這個機構當前的任務是打擊恐怖組織，尤其是博科聖地(Boko Haram)。為了回應聯合國的經費支援，會議中也提出組成一支7500名兵力的跨國聯軍。
然而，各項重要決定中最令人驚訝的卻是辛巴威總統羅伯‧穆加比當選非洲聯盟新任主席。獨裁者穆加比今年高齡九十歲，曾經是對抗種族隔離的民族英雄，三十五年來掌控辛巴威權力，近年更大肆批評西方國家。他的當選象徵了非洲各國在處裡國際事務上的矛盾，既要表達反西方的泛非洲主義，卻又沒有能力只靠非洲國家的力量維護和平或是解決疫情。此外，面對非洲各國年輕人逐漸提升的政治意識，反對政府領導人操弄憲法延長任期，穆加比當選也突顯了非洲老人政治、萬年總統的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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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於2002年，非洲統一組織(Organisation de l’unité africaine)更名改革為非洲聯盟，並執行《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計畫》(Nouveau Partenariat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frique)，強化了非洲各國的政治整合。非洲聯盟目前有53個會員國。僅有摩洛哥，因為不認同早期非洲統一組織以及現在非洲聯盟支持撒哈拉東部地區獨立，而未加入。在組織架構方面，非洲聯盟逐漸鞏固：集體大會、執行理事會、常任代表會議，以及非洲聯盟委員會。遵照歐盟發展的模型，非洲聯盟從初期的合作協商組織發展成為引導整合的機構。
2014年10月12日，於布吉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通過的行動計畫訂出五大優先事項：一、機構轉型 (泛非洲議會)；二、維護和平(和平與安全理事會)；三、區域整合的強化；四、創立一個非洲共同願景；五、通過非洲聯盟法院規章。此外，該行動計畫也初步訂出非洲聯盟主席任期一年、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任期五年。
相較於非洲統一組織，非洲聯盟的成立代表了兩項政治創新：
一、對不遵守政策和決定的會員國，非洲聯盟有能力祭出制裁。此外，2007年通過的憲章確立了改善民主與治理等目標的決心。二、當一國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遭受威脅時，非洲聯盟有涉入的權利；這個決定與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維護國家主權的概念相斥。非洲聯軍創建於2003年，依照非洲的地理區分成五支軍隊，受非洲聯盟和平與安全機構管轄，以執行各項維持和平的任務。
然而，實際執行情況卻和上述目標和規範有很大的差距，在幾個非洲大國影響之下，非洲聯盟獨自運作的範圍有限。再者，和歐盟機構相比，非洲聯盟缺乏政治和經費的自主性。而在幾位支持建立一個非洲大聯合政府的領袖(如卡達菲、瓦德) 下台之後，非洲聯盟更喪失其影響力。而這個非洲大聯合政府的理想還面對其他阻礙，如南非抱持質疑態度，北非阿拉伯回教區與撒哈拉以南地區的衝突，以及區域整合仍不夠深化。
實際上，羅伯‧穆加比當選非洲聯盟主席突顯了南非影響力的提升。如同德拉米尼-祖馬女士於2012年7月當選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穆加比的勢力來自對抗種族隔離運動時的聯盟。同時，也證明了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能適時團結對抗中部非洲國家經濟共同體(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Afrique Centrale, CEEAC)、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 CEDEAO)、由法語國家組織(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OIF)代表的非洲法語國家，以及非洲人口最多的奈及利亞。
理論框架
非洲聯盟的疲弱主要來自下面兩個原因：
一、各國利益衝突。非洲聯盟本身即反映了各國間的對立，尤其是奈及利亞與南非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奈及利亞和南非都希望取得非洲的領導權，並且在未來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會員國的席次。
二、和平任務的整體動員不力。儘管非洲各國高呼「非洲治世」(pax africana)，但實際上卻面對經費短缺，加上非洲各國並未全然投入和平與安全的維護任務等難題。整個非洲，負責和平與安全的機制運作不良。面對來自各地的衝突，尤其是不斷擴張的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激進組織，不論是在利比亞、蘇丹、索馬利亞、馬利、奈及利亞、查德湖的周邊各國、中非共和國，又或者是剛果民主共和國，非洲聯盟都無法展示它的權威。於是，為了對抗博科聖地而籌組的非洲聯軍遇上經費的問題，要協商出一個多國參與的計畫也不容易。因此，仍是由一國或兩國聯軍投入任務，非洲聯軍成為次要角色，有時甚至被聯合國部隊代替。
案例分析
儘管設置了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法院，對於在各國危害人權的情況，尤其是剛果民主共和國、象牙海岸、索馬利亞與辛巴威，非洲聯盟仍然採取非常保守的態度。對於民主體制的破壞或是對人民反政府動員(如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非洲聯盟同樣沒有作為。於是，大部分的憲法修正案，都是國家領導人為了規避憲法法庭或憲政委員會，延續政權的政治操弄。因此，在非洲各國，任期的長度、權力的個人化以及專制政權導致的危機，這三個現象之間有相當的關連性。這也就是為什麼選舉往往伴隨著衝突，甚至造成危機，如在象牙海岸(2000、2010)、肯亞(2007、2008)、辛巴威(2007)與剛果共和國(2011)。透過分配資源來鞏固權力的侍從主義(clientélisme) 陋習，僅在少數的國家選舉中避免(迦納、塞內加爾與肯亞，2013)。
年邁且專制的穆加比當選非洲聯盟主席，對非洲的年輕一代來說是個挫敗。當然，他的民粹主義與反對英國覬覦非洲礦業利益，仍然獲得一定的支持。但是，在對抗種族隔離制度方面，他的貢獻已是上一輩人的過去記憶。穆加比推行的農業改革，讓老兵獲得土地，結果造成農業衰退，嚴重影響辛巴威年輕人的生活。也因此，辛巴威必須依靠軍隊鞏固政權。然而，現在的非洲年輕世代─不管我們視其為不定時炸彈或是改變的力量─期待參與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運作。儘管非洲年輕一代在人口統計上是多數，但在政治和社會層面卻是處在弱勢。年輕人對未來沒有期待和憧憬，往往只能在屈服和抗爭之中作出選擇；聽信各種極端主義分子宣教的機率也增加，不論是反對伊斯蘭教長imam的組織、什葉派兄弟會、塞內加爾與奈及利亞的遜尼教派，以及福音教會。
穆加比的勝利其實突顯了非洲聯盟在和平與安全維護方面投入的不足。儘管非洲聯盟推動建立一支非洲軍隊，以對抗持續犯下危害人類罪的博科聖地。為此，甚至反抗奈及利亞亟欲保留國家主權的遲疑態度。然而，在非洲聯盟宣布涉入這項危機之後，僅有查德湖周邊國家(查德湖流域委員會)加入，以及法國和美國提供後勤支援。此外，非洲聯盟極度欠缺經費，在各國間取得協議也非常困難，僅有40%的預算來自會員國的固定支出。
除了口號，非洲聯盟必須用實際的作為來改善民主、政府治理或是介入國家事務等問題。然而，要達成這些目標，會員國必須投入更多的經費，尤其是有礦產和產石油的富有國家。讓渡部分國家主權給非洲聯盟，配合以地區整體規劃公共財的生產，應該可以解決跨國化時代國家主權互相重疊的問題。同樣地，區域經濟整合也可以避免部分國家的經濟依賴。但是，要往這個方向發展，前提是有強勢且民主的國家政府，以避免任何領土分化的危機；同時，公權力必須接受公民社會的協助與監督，尊重少數族群的基本權利。然而，穆加比的當選全然否定了此一選項。
參考資料
Nougarel Fou, Briga LMI, L’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en Afrique : bilan et perspectives, Actes colloques, Bordeaux, Ougadougou, nov 2012-oct. 2013.
Philippe Hugon,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3e ed., Paris, SEDES 2013.
Romuald Likibi, La Charte africaine pour la démocratie, les élections et la gouvernance, Paris, Publibook 2012.
Dec 30,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出版品
Alexandre Bohas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3
Source: Wikimedia
製作拍攝《名嘴出任務》(The Interview)的索尼公司(Sony)日前承認遭受駭客攻擊。這部電影以戲謔的風格呈現北韓政權，劇情更以謀殺現任總統金正恩為主軸。早前，索尼公司的資訊系統被駭客入侵，機密訊息遭洩。至此為止，索尼暫停這部影片作院線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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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索尼影業─被日本索尼併購前稱為哥倫比亞三星電影公司(Columbia-Tristar)─於2014年製作了一部嘲諷北韓政權的喜劇片，由Seth Rogen與Evan Goldberg導演。這部電影描述兩位記者在與北韓的極權領導人進行訪談之後，被指派任務必須暗殺他。這部電影原計畫在2014年秋天上映，但早在六月，北韓即表達強烈的抗議，甚至威脅美國將作出猛烈的報復行動。
今年11月時，索尼影視娛樂公司的資訊系統遭到自稱「和平衛士」(Guardians of Peace)的駭客組織攻擊。根據FBI，此一駭客組織和北韓政府有一定的關係。駭客攻擊造成許多重要資料的外洩，如索尼公司尚未發行的電影資訊、最高管理階層人士的薪資，以及他們的電郵通訊內容。此外，和平衛士更威脅將對放映此部電影的戲院進行恐怖攻擊。這些威脅造成多家電影院線公司取消名嘴出任務的上映規劃，索尼影業隨後也主動暫停電影在院線上映，並選擇做網路發行。索尼的這項決定受到各方批評，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
理論框架
1. 後國際體系時代來臨。世界體系同時經歷整合與分裂兩個矛盾的演變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以1648年的西發里亞和約(Traités de Westphalie)為基礎，僅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時代已經結束了。今日，國際體系的特徵在於由眾多本質不同的行為者共同構成，它們部分重疊的身分認同與持續分化的忠誠。我們甚至可以延續James Rosenau、Yale Ferguson與Richard Mansbach的研究途徑，使用如「政治組織」(polities)與政治空間等概念，以更廣泛地定義國際體系。
2. 文化政治經濟學。由於文化與社會現象的不可分離，文化政治經濟學將可豐富國際關係的研究，因為此一新的學術領域探討了可能引發跨國現象的象徵符號和意識形態對立。使用這個研究方法，群體呈現不僅反映了社會本身，更探討群體呈現該如何被觀察，甚至如何形成。因此，從事文化的研究，無可避免地必須釐清象徵性資源的大規模傳播和取得的過程，這對國際舞台上每一個行為者來說都是一個關鍵的課題。
案例分析
北韓政權以鐵血統治以及和外界幾乎切斷交流聞名，然而，儘管有能力掌控資訊的傳播和通訊管道 ，北韓政府仍擔憂這部嘲諷電影可能造成國內的不安。此外，如果本部電影在國際上受到歡迎，影響所及遠超過電影創作、製作的所在地美國，世界各國觀眾將塑造出對北韓的集體呈現，尤其是對北韓嘲諷、負面的印象。但其實北韓政府也曾利用電影作為政治與文化宣傳的工具。現任領導人的父親，金正日，曾經推動許多大製作電影，但在北韓電影市場以外並未獲得成功，如2000年上映的《Souls Protest》。
數位時代讓這些已經存在的衝突更加明顯，甚至加劇。以Anonymous (匿名者)這個沒有領導者的組織為例，不論是集權國家或民主國家都認識或進行網路攻擊，有時甚至尋求職業駭客的協助。在網路攻擊方面，北韓籌組了一支包含大概三千名專家的菁英部隊。瞄準的對象包括私領域(重要媒體的網站) 或是公部門的內部網絡，如美國的國務院。攻擊的方式和目的不盡相同，如癱瘓該組織的運作，破壞其名聲，竊取機密文件，讓被駭者造成實質的經濟損失、象徵性損失，或是政治性的損失。
在索尼這次的例子，除了造成《名嘴出任務》這部電影無法作院線放映的票房損失以外，駭客還公布了索尼的機密資料，以及高級主管之間的電子郵件。尤其，公開的信件中不乏種族歧視與主管間不正當和互相輕視的內容。此外，不久之前，索尼才經歷Playstation網絡的嚴重攻擊。因此，在這起衝突中，我們觀察到的不再是傳統的國家間衝突，兩國軍隊在戰場上廝殺，而與現實主義理論學家關注的現象大不相同。
相反地，我們觀察到的是由一個好萊塢電影公司─在全球行銷並有美國政府支持─與一個可能由北韓政府支持的犯罪團體兩者之間的衝突。這個不對等的對抗，造成全球最大的電影公司之一因為害怕可能發生在電影院的爆炸攻擊，竟然屈服於不知名的駭客，而不顧美國政府的反對意見。我們現正經歷的即是國際體系的失序、「動盪」(turbulence)，如依照Rosenau的概念。少數個人的力量就足以撼動一個年營收80億美元的美國大企業的決定。這個例子突顯了現在的國際關係不再只是國與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參考資料
Best Jacqueline et Paterson Matthew (e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10.
Ferguson Yale, Mansbach Richard, A World of Polities. Essays on Global Politics,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m Ngai-Lim, Jessop Bob,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Putting Culture in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E. Elgar Publishing, 2013.
Dec 23,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Thomas Lindeman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2
Source: Wikimedia
俄幣快速貶值、能源收入崩跌、領導者海外資產被凍結 ：俄羅斯已為併吞克里米雅付出高額代價。實際上，西方各國決定了武力（禁運武器進入或輸出到俄羅斯）和經濟（像是歐洲公民不能購買或是販賣俄羅斯股票）甚至到技術與能源方面的制裁。此外，歐洲各國禁止它們的企業在克里米雅和塞凡堡（Sébastopol）地區進行在運輸與通訊製造業以及能源部門的新投資。歐盟同時也決定凍結幾位與普丁親近的重要俄羅斯企業人士的資產。因此，俄羅斯在政治上似乎越來越孤立。2014年11月15日到16日，在澳洲布里斯本所舉行的G20高峰會上，普丁被東道主澳洲冷淡地接待。俄羅斯之前才被排除在原預定6月在索契舉行的G8高峰會之外，此會議最終被7月在布魯塞爾舉辦的G7會議所取代。在面臨巨大政治和經濟成本的情況下，為何俄羅斯要併吞克里米雅，並且支持烏克蘭東部的分離主義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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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危機可從四段主要的情節來理解。在基輔獨立廣場流血鎮壓，總統Lanoukovitch於2014年2月21到22日深夜被國會解除職位之後，俄羅斯第一次強化它的態度，表達了不排除以武力介入烏克蘭。。在當時，反對者揭竿起義要對抗烏克蘭政府不與歐盟簽訂協議的決定。接續由Olekksanr Tourtchynov 及Arseni Iaseniok所領導的政府，宣布傾向與歐盟建立聯盟，此舉動遭俄羅斯強烈批評。其認定新政府不具合法性與正當性，並給予前總統避難權，此皆為了威嚇一個新的反俄羅斯法西斯所帶來的危險。第二次的不妥協發生在2月27日，當俄羅斯為了證明有行動的能力，開始動用陸軍進入烏克蘭邊境。2 月28日，軍方已控制了辛菲洛（Simeferopol）機場。從此時開始，由於一部分東烏克蘭不承認新政府，眾多觀察者皆懷疑俄羅斯支持烏克蘭東部的分離主義份子 。此外，因在27個地區中13區禁止使用俄羅斯語，使得烏克蘭東部區域難以融入新政府。第三階段發生在3月，當有大量俄語族群居民的克里米雅地區宣布獨立並加入俄羅斯。儘管面對龐大的政治與經濟制裁威脅，俄羅斯仍接受此宣布。最後，目前仍持續的第四階段由俄羅斯對於分離主義份子的武力支持所形塑，此更不排除加強武力援助。普丁總統在新年演說時向其同胞告知未來在經濟上將會面臨一段艱苦時光，並歸咎歐洲應該為此情況負責。
理論框架
一、普遍主義途徑：和解與制裁。理解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及西方政策的演化，存在三種主要的理論方向，並且每個都有兩種次變向（懲罰的威脅或獎賞的承諾）：1)威嚇（攻擊性現實主義）2) 安撫的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3)經濟性制裁 和/或安撫措施（自由主義）或者是象徵性制裁或安撫措施（例如將俄羅斯隔絕於G8會議之外）。
二、 背景性分析。但我們借用另外一種更考慮到研究目標社會屬性的途徑。此背景性方法特別顯示出集體政策領導者對於正當性（légitimité）的要求。因為，如果要維持權力，所有的決策者首先都必須考慮外部政治決策會影響其對內部象徵性資本。根據我們由韋伯學派論點為出發的論點，目前俄國政府追求魅力型權威，以維護政權的正當性，因此以保護者的姿態面對俄羅斯少數民族以及東正教斯拉夫民族，並且藉由實質武力的展現以及對於死亡的輕蔑，塑造一種「雄性認同感」。此得以解釋西方各國制裁的挫敗，和俄羅斯政府在解救其同胞上象徵性的需要。
案例分析
隨著俄羅斯強硬、不妥協態度的情節發展，可以觀察到俄國首先對於一項重要的挑戰做出反應， 此為對於形象以及自我尊重的象徵性脆弱感。新政府向西方國家靠攏以及禁止使用俄語造成了第一次的激進化行動。此外，必須考慮到俄羅斯害怕看到烏克蘭和歐盟，甚至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結盟的憂慮。我們不能低估了俄羅斯對於在克里米雅以及烏克蘭東部同胞的呼喊，這項歷史因素甚至不需要普丁來強調。有關於對抗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制裁，很難斷言其加劇了危機，但無論如何不利於談判。因此，此時辰邏輯（chrono-logiques）顯示烏克蘭和西方政策對於俄羅斯國家與領導人想要投射在國際甚至是本土的形象造成很大的象徵性成本。俄國領導人的動機說明了，決定支持在烏克蘭俄裔人士時象徵性顧慮的重要。俄羅斯總統，摩托車手加上柔道黑帶，時常顯露陽剛氣息、展露胸肌、與老虎拍照、並且時常穿著制服。普丁不斷宣稱俄羅斯仍是有影響力的大國，並且有別於其他西方各國，俄羅斯有著犧牲與奉獻的情懷。然而，此言論在俄羅斯似乎十分盛行，在公眾輿論中總統聲望一直維持在很高的水平。
普丁的英雄式和保護者形象的塑造，與在經濟壓力下的政治妥協並不能調和並行，因為普丁不能冒險表現出懦弱的一面。然而，西方領導者也當然並未忽視此象徵性的問題。如同普丁，他們也必須關注他們政權的合法性，也就是對於民主價值的堅持以及尊重人權信仰。因此，此些事件說明了政治決策者的外部行動同時呼應了國內政策，旨在符合他們在國內應扮演的角色。
參考資料
Jego Marie, “Poutine, le mâle absolu”, www.lemonde.fr, 24 janv. 2014.
Lindemann Thomas,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ECPR, Colchester, 2011.
Tsygankov, Andrei P.,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Dec 17,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人權
Justin Chiu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21
Source: Wikipedia
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修改提案，對選舉程序做出多項限制。這項決定終於在9月底導致稱為「雨傘革命」的大規模抗議動員。抗議群眾以學生為主，他們的訴求是舉辦一場實質上民主、多元的普選，以決定香港政府的最高負責人。然而，政治主管機關─尤其是北京政府─始終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對示威者的訴求沒有做出絲毫讓步。最後，香港警方在12月中清除了所有被占領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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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在香港施行的時間不算久。在1841與1997年之間的殖民時代，香港總督是由英國首相推薦而由英王直接指定派任。而除了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任職前是保守黨的內閣部長以外，歷來港督皆來自英國外交系統。在1980年代，選舉制度逐漸被引進香港區議會層級。1991年，終於舉辦了首次的直接選舉，香港市民當時可投票選出立法局六十位議員中的十八位。
1984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規定了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的相關事宜。此外，這項聲明特別保障了香港地區的政治自治權，即根據現在為人熟知的「一國兩制」原則。然而，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通過的香港基本法，是實際上有憲法效力的根本法律。依照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二十六條)。再者，基本法亦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到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命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四十五條) 。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以及普選施行的日期成為爭議的來源。
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已歷經四任、三位行政長官，都是由香港選舉委員會投票後任命。現任行政首長梁祖英在2012年的投票中，獲得委員會57,8%的支持(689/1193)。表面上看來票數過半，實際上這個結果非常不理想，因為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是由親北京人士所組成，且必須支持由北京政府指定的候選人。
2007年12月底，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2017年香港行政首長由全民普選產生。然而，2014年8月31日，常務委員會卻更改選舉的規範，新增限制。規定兩位或至多三位候選人，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由現行的選舉委員會更名而成)的過半數同意。在這個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將可在前端掌控選舉結果。但是，這個反民主的措施引起香港人民的反感。9月底開始，香港市中心的交通要道被大學生占領，眾多市民也接著加入動員抗議。
理論框架
1. 建立在中央監控體制之上的權威。儘管中國各層級領導幹部的任職都必須通過投票任命程序，但只是表面上的民主，中國政治制度的基礎目前仍是列寧時代留下來的幹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每一個層級選舉的候選名單都是由高一階的領導幹部擬定。中國共產黨藉由這個秘密、不透明的任命制度，讓署意的候選人順利當選。因此，位於北京的權力核心不僅掌控了全國各級職務的任命權，同時也建立了一套金字塔式的監控體制，直到最底層的地方單位。列寧式的幹部委任制度更是中國共產黨掌控行政官僚系統，維持黨政合一的關鍵。然而，試圖把這個政治的壟斷權力拓展到香港，中共當局面對的是已跨國化連結的公民反抗力量。
2. 以跨國資訊網路為根基的公民權。作為資訊傳播的媒介與動員的工具，社群網路在香港民主動員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藉由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即時分享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電信科技的創新改變了原本以國界為限的公民空間。複雜互連社群網絡的出現，讓民主辯論輕易超越國家的疆界，而能獲得跨國支持。這個新的公民力量來自個人即時表達的熱忱，而不需要領袖指揮和嚴謹的組織。然而，這個能迅速、靈活的動員，是優勢但也同時是一大缺點。反階級公民動員的組織零散，力量隨著時間衰弱。
案例分析
最近幾年來，爭取民主的大規模示威動員在全球各地連串出現。儘管社會、經濟與政治背景不盡相同，在社群網絡的輔助下，在香港、台灣，或是在眾多阿拉伯國家發生的公民運動，共同突顯了跨國公民權的興起。換句話說，各國中央權力所必須面對的公民壓力，不在局限於國境之內，而是一股透過個人串連的跨國推力。
電信科技的革新在公共空間造成兩項重要的改變。首先，由於吸收、傳遞大量的訊息和觀點，每個人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顯著增加。若把個人視為公民，個人的串連看作公民團體，新的公民力量已達到足夠規模，可自發性地捍衛公共利益。其次，社群網絡加深個人和團體的相互依賴性，其範圍更橫跨全球。若察覺到我們捍衛的價值遭受威脅─就算發生在世界的另外一邊，都可能激起我們做出立即的反應。再加上旁人快速的支持，如按讚、分享或是留言評論，產生一種激勵的情緒，讓反應的意志更具正當性。
因此，在香港警方對學生作出暴力壓制之後，我們不需要太驚訝一連串的國際性動員得以迅速地舉行。10月1日，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遊行在全世界超過六十個城市接力展開，每場有超過上百、甚至是上千名參與者。除了民間支持，眾多的西方政治領袖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表達了他們的關切之意。面對國際上的壓力，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華盛頓進行正式訪問時，甚至重申了不介入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
然而，香港的民主動員隨著時間逐漸衰弱，北京當局卻仍然堅持香港行政首長選舉的改革案。這代表了列寧式、不透明的幹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進入香港政治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制度的施行和中國新領導人上台的時間點有直接關係。自2012年上台以來，習近平必須優先鞏固自己的權威，為2017年開始的第二個任期打下無可撼動的政治實力。此外，儘管中共高層採取集體領導的制度，對外永遠表達一致的立場，但其實決策核心仍然存在歧見。面對對改革開放持較肯定態度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必須持續堅持他的路線。因此，在習近平試著建立自己權威的同時，任何民主訴求都必須被壓制，甚至摧毀。
參考資料
Cabestan Jean-Pierre, « Hong Kong :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des parapluies», Le Figaro, 10 oct. 2014,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figaro.fr/vox/monde/2014/10/10/31002-20141010ARTFIG00244-hong-kong-comprendre-la-revolution-des-parapluies.php
Cabestan Jean-Pierre, Le Système politique chinois : Un nouvel équilibre autorit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14.
Musso Pierre, Télécommunications et philosophies des réseaux : La Postérité paradoxale de Saint-Simon, Paris ; PUF, 1997.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