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15,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南北对立, 国际移民, 欧盟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25
Source: Wikipedia
2014年底至2015年初，新的迁徙灾难剧在地中海上演。遭走私人蛇集团租用并遗弃的两艘货轮被义大利海岸巡警在半岛南方拦截。然而，每艘船上载满约500名从叙利亚或伊拉克前来寻求庇护者。此增加了一年以来23万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移民人数。近期，在2015年2 月，利比亚海岸超过300人失踪丶29人死亡事件都在在提醒了，从2013年以来的情况并没有改善。最终，在三月初，利比亚威胁义大利，如果其坚持采取对伊斯兰国拟定的军事行动，将会发动移民船攻势。此些数据与义大利政府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间於地中海部署的Mare Nostrum行动的结束时间吻合。其目的在挽救地中海遭遇海难的移民，但此在2014年底被由欧洲边境机构Frontex所倡议的海卫行动Triton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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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地中海作为冲突与南北两岸对话的区域，从1980年代开始就被视为是动荡迁徙的十字路口，此考验了欧洲从那时起所执行的政策。第一次不规律的移民潮有着显着的意义，在1991年铁幕落下的隔天，大量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旧船只企图在义大利靠岸。紧随而来的是第一及第二次波湾战争後，寻求庇护的伊拉克难民。在此情况下，涉及一种混合的移民潮。换句话说，此难民同时也是工作的需求者。他们经常挤在走私者承包的大型船只内，由於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申根签证系统(le système Schengen)已将欧洲大门关闭。
之後，这些偷渡者以小团体丶地下非法的方式抵达。他们主要来自摩洛哥和直布罗陀，塞内加尔和加那利群岛之间，特别是与利比亚丶突尼斯和兰佩杜萨岛，距突尼斯海岸130公里和来自西西里200公里的年轻人。其他交通领域(如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混合着游客丶寻求庇护者和无签证欲寻找工作的移民。此外，对於在近东和中东难民，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埃夫罗斯河边界以及西班牙在镶嵌在摩洛哥领土的内休达和梅利利亚两个地区，同样也是热门偷渡点。塞内加尔丶摩洛哥及西班牙之间的双边协定，已使得从布罗陀和加那利群岛口岸通过的人数下降。但由於利比亚政府无法再控制移民潮的事实，加剧了经过兰佩杜萨的迁徙，其先前才根据法国及义大利签订的协议加强边境控管。Frontex机构领导人在2015年3月表示，高达百万的移民可从利比亚边境抵达义大利沿岸。至於东地中海，也成为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的牺牲品，估计土耳其150万名，约旦80万和黎巴嫩约150万名。面对此情况，当每次船难和大量非法移民「Harragas」(北非和欧洲之间的闯关者)或难民家庭抵达时，欧洲当局的反应都只限於重新配置Frontex机构的资源分配，只要目的在「责任分担」。
理论框架
一丶迁徙的差异 (migration gap)。此问题由Philip Martin 或 James Hollifield所分析，主要关注美国从自由接受到采取控管的移民政策改变。有关於欧洲地中海区域，考虑到两种意见的差距，一方面专家的分析支持人口流动，因此为地区未来发展的一大关键。另一方面，欧洲政策的转变主要来自於民族国家的压力，其受制於於极右派崛起以及移民所带来安全上的困扰。但此项政策有高度的人事丶财务和外交成本。首先，其违背了欧洲对於经济和人口发展的需求，此涉及对於自愿移民的一种理性选择 丶对於被迫移民(难民)的人权尊重及法律保障(家庭团聚，无成人陪伴儿童)。
二丶边境控管程序与竞合。第一道控管程序来自从1985年所施行的申根体系下一系列交错的欧洲机制。面对北方国家的冷漠态度及不团结，移民潮问题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南方国家。在南欧国家如何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此差异导致了欧洲的分歧，并将问题留在最前线的国家，虽然大多数非法移民都是合法入境之後再延长居留。第二道控制系统，是与地中海南岸的国家签署双边协定，此凸显了欧洲紧缩政策下的主权自主性：举例而言，欧洲各国光是在2015年在全世界就签署了超过300个重新批准协议。当中，以法国本身而言(如同义大利和西班牙)就签署了15项协议。此些文本批准了南方国家的承诺(其本身为移民输出国兼过境国)，北非国家藉由收回本身非法移民或遣返移民至撒哈拉以南国家，以换取更具资格人士的居留权以及政治上的发展援助。一些国家，像是利比亚，在格达费上校时期，以移民外交(diplomatie des migrations)的形式，在欧洲的边境控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情势破坏了此边境措施，造成首次在该地区超过400万叙利亚难民的纪录，仅低於巴勒斯坦和阿富汗难民。
案例分析
在所有临地中海国家中，面对地中海变成墓园和全球安全问题，义大利处於惨剧的最前线。欧洲边境跨越地中海两岸，此位於「两大陆地」间的海域自古以来都是交通要道。如今，由於缺乏签证，对绝大多数者而言，穿越此海域带有高度风险。此同时也被视为一个犯罪活跃的地区，犯罪组织得利於地中海南岸年轻人因为大规模失业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此状况更令人担心的是，公众舆论难以分辨移民和恐怖主义的差异。除此之外，舆论也逃脱不了以国家和领土为中心的边境管理途径。
迁徙因素起因於区域不稳定的危机 。举例而言，叙利亚和厄立垂亚人就占了抵达义大利人数的一半，在此区Mare Nostrum计画救起了约17万人。但随着 Triton海岸防卫实施，救援行动不再被当作政策优先选项。欧洲可以说是无法达成一个共同政策。然而，面对南方国家以及其尊重人权的宣言，欧洲政府对於伤亡所需付的责任和其人道作法完全逆道而行 。此外，面对人口老龄化困境，欧洲要如何寻求国际竞争力？并且，如果欧洲拒绝将移民视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将如何在国际上强化其影响力？
参考資料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Faut-il ouvrir les frontières ?,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Po, 2014.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Pour accompagner les migration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L’Harmattan, 2013.
Feb 10,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防, 外交, 安全, 非洲
Philippe Hugon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4
Souce: Wikimedia
2015年1月21日至28日，第二十四届非洲联盟 (Union africaine) 高峰会於衣索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展望2063年，女性自主与发展的确立》。伊波拉疫情也被提出讨论，受害最深的三个国家(几内亚丶赖比瑞亚与狮子山共和国)要求取消三亿美元的债务。1月29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召开集会，共有15国元首出席，但奈及利亚总统古德纳克•强纳森(Good Luck Jonathan)缺席。这个机构当前的任务是打击恐怖组织，尤其是博科圣地(Boko Haram)。为了回应联合国的经费支援，会议中也提出组成一支7500名兵力的跨国联军。
然而，各项重要决定中最令人惊讶的却是辛巴威总统罗伯•穆加比当选非洲联盟新任主席。独裁者穆加比今年高龄九十岁，曾经是对抗种族隔离的民族英雄，三十五年来掌控辛巴威权力，近年更大肆批评西方国家。他的当选象徵了非洲各国在处里国际事务上的矛盾，既要表达反西方的泛非洲主义，却又没有能力只靠非洲国家的力量维护和平或是解决疫情。此外，面对非洲各国年轻人逐渐提升的政治意识，反对政府领导人操弄宪法延长任期，穆加比当选也突显了非洲老人政治丶万年总统的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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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於2002年，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de l’unité africaine)更名改革为非洲联盟，并执行《非洲发展新夥伴关系计画》(Nouveau Partenariat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frique)，强化了非洲各国的政治整合。非洲联盟目前有53个会员国。仅有摩洛哥，因为不认同早期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现在非洲联盟支持撒哈拉东部地区独立，而未加入。在组织架构方面，非洲联盟逐渐巩固：集体大会丶执行理事会丶常任代表会议，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遵照欧盟发展的模型，非洲联盟从初期的合作协商组织发展成为引导整合的机构。
2014年10月12日，於布吉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通过的行动计画订出五大优先事项：一丶机构转型 (泛非洲议会)；二丶维护和平(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三丶区域整合的强化；四丶创立一个非洲共同愿景；五丶通过非洲联盟法院规章。此外，该行动计画也初步订出非洲联盟主席任期一年丶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任期五年。
相较於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的成立代表了两项政治创新：
一丶对不遵守政策和决定的会员国，非洲联盟有能力祭出制裁。此外，2007年通过的宪章确立了改善民主与治理等目标的决心。二丶当一国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受威胁时，非洲联盟有涉入的权利；这个决定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的概念相斥。非洲联军创建於2003年，依照非洲的地理区分成五支军队，受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机构管辖，以执行各项维持和平的任务。
然而，实际执行情况却和上述目标和规范有很大的差距，在几个非洲大国影响之下，非洲联盟独自运作的范围有限。再者，和欧盟机构相比，非洲联盟缺乏政治和经费的自主性。而在几位支持建立一个非洲大联合政府的领袖(如卡达菲丶瓦德) 下台之後，非洲联盟更丧失其影响力。而这个非洲大联合政府的理想还面对其他阻碍，如南非抱持质疑态度，北非阿拉伯回教区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冲突，以及区域整合仍不够深化。
实际上，罗伯•穆加比当选非洲联盟主席突显了南非影响力的提升。如同德拉米尼-祖马女士於2012年7月当选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加比的势力来自对抗种族隔离运动时的联盟。同时，也证明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能适时团结对抗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Afrique Centrale, CEEAC)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 CEDEAO)丶由法语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OIF)代表的非洲法语国家，以及非洲人口最多的奈及利亚。
理论框架
非洲联盟的疲弱主要来自下面两个原因：
一丶各国利益冲突。非洲联盟本身即反映了各国间的对立，尤其是奈及利亚与南非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奈及利亚和南非都希望取得非洲的领导权，并且在未来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会员国的席次。
二丶和平任务的整体动员不力。尽管非洲各国高呼「非洲治世」(pax africana)，但实际上却面对经费短缺，加上非洲各国并未全然投入和平与安全的维护任务等难题。整个非洲，负责和平与安全的机制运作不良。面对来自各地的冲突，尤其是不断扩张的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组织，不论是在利比亚丶苏丹丶索马利亚丶马利丶奈及利亚丶查德湖的周边各国丶中非共和国，又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联盟都无法展示它的权威。於是，为了对抗博科圣地而筹组的非洲联军遇上经费的问题，要协商出一个多国参与的计画也不容易。因此，仍是由一国或两国联军投入任务，非洲联军成为次要角色，有时甚至被联合国部队代替。
案例分析
尽管设置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法院，对於在各国危害人权的情况，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丶象牙海岸丶索马利亚与辛巴威，非洲联盟仍然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对於民主体制的破坏或是对人民反政府动员(如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非洲联盟同样没有作为。於是，大部分的宪法修正案，都是国家领导人为了规避宪法法庭或宪政委员会，延续政权的政治操弄。因此，在非洲各国，任期的长度丶权力的个人化以及专制政权导致的危机，这三个现象之间有相当的关连性。这也就是为什麽选举往往伴随着冲突，甚至造成危机，如在象牙海岸(2000丶2010)丶肯亚(2007丶2008)丶辛巴威(2007)与刚果共和国(2011)。透过分配资源来巩固权力的侍从主义(clientélisme) 陋习，仅在少数的国家选举中避免(迦纳丶塞内加尔与肯亚，2013)。
年迈且专制的穆加比当选非洲联盟主席，对非洲的年轻一代来说是个挫败。当然，他的民粹主义与反对英国觊觎非洲矿业利益，仍然获得一定的支持。但是，在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方面，他的贡献已是上一辈人的过去记忆。穆加比推行的农业改革，让老兵获得土地，结果造成农业衰退，严重影响辛巴威年轻人的生活。也因此，辛巴威必须依靠军队巩固政权。然而，现在的非洲年轻世代─不管我们视其为不定时炸弹或是改变的力量─期待参与政治丶社会和经济的运作。尽管非洲年轻一代在人口统计上是多数，但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却是处在弱势。年轻人对未来没有期待和憧憬，往往只能在屈服和抗争之中作出选择；听信各种极端主义分子宣教的机率也增加，不论是反对伊斯兰教长imam的组织丶什叶派兄弟会丶塞内加尔与奈及利亚的逊尼教派，以及福音教会。
穆加比的胜利其实突显了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维护方面投入的不足。尽管非洲联盟推动建立一支非洲军队，以对抗持续犯下危害人类罪的博科圣地。为此，甚至反抗奈及利亚亟欲保留国家主权的迟疑态度。然而，在非洲联盟宣布涉入这项危机之後，仅有查德湖周边国家(查德湖流域委员会)加入，以及法国和美国提供後勤支援。此外，非洲联盟极度欠缺经费，在各国间取得协议也非常困难，仅有40%的预算来自会员国的固定支出。
除了口号，非洲联盟必须用实际的作为来改善民主丶政府治理或是介入国家事务等问题。然而，要达成这些目标，会员国必须投入更多的经费，尤其是有矿产和产石油的富有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给非洲联盟，配合以地区整体规划公共财的生产，应该可以解决跨国化时代国家主权互相重叠的问题。同样地，区域经济整合也可以避免部分国家的经济依赖。但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前提是有强势且民主的国家政府，以避免任何领土分化的危机；同时，公权力必须接受公民社会的协助与监督，尊重少数族群的基本权利。然而，穆加比的当选全然否定了此一选项。
参考資料
Nougarel Fou, Briga LMI, L’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en Afrique : bilan et perspectives, Actes colloques, Bordeaux, Ougadougou, nov 2012-oct. 2013.
Philippe Hugon,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3e ed., Paris, SEDES 2013.
Romuald Likibi, La Charte africaine pour la démocratie, les élections et la gouvernance, Paris, Publibook 2012.
Dec 30,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出版品
Alexandre Bohas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3
Source: Wikimedia
制作拍摄《名嘴出任务》(The Interview)的索尼公司(Sony)日前承认遭受骇客攻击。这部电影以戏谑的风格呈现北韩政权，剧情更以谋杀现任总统金正恩为主轴。早前，索尼公司的资讯系统被骇客入侵，机密讯息遭泄。至此为止，索尼暂停这部影片作院线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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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索尼影业─被日本索尼并购前称为哥伦比亚三星电影公司(Columbia-Tristar)─於2014年制作了一部嘲讽北韩政权的喜剧片，由Seth Rogen与Evan Goldberg导演。这部电影描述两位记者在与北韩的极权领导人进行访谈之後，被指派任务必须暗杀他。这部电影原计画在2014年秋天上映，但早在六月，北韩即表达强烈的抗议，甚至威胁美国将作出猛烈的报复行动。
今年11月时，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的资讯系统遭到自称「和平卫士」(Guardians of Peace)的骇客组织攻击。根据FBI，此一骇客组织和北韩政府有一定的关系。骇客攻击造成许多重要资料的外泄，如索尼公司尚未发行的电影资讯丶最高管理阶层人士的薪资，以及他们的电邮通讯内容。此外，和平卫士更威胁将对放映此部电影的戏院进行恐怖攻击。这些威胁造成多家电影院线公司取消名嘴出任务的上映规划，索尼影业随後也主动暂停电影在院线上映，并选择做网路发行。索尼的这项决定受到各方批评，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
理论框架
1. 後国际体系时代来临。世界体系同时经历整合与分裂两个矛盾的演变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以1648年的西发里亚和约(Traités de Westphalie)为基础，仅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时代已经结束了。今日，国际体系的特徵在於由众多本质不同的行为者共同构成，它们部分重叠的身分认同与持续分化的忠诚。我们甚至可以延续James Rosenau丶Yale Ferguson与Richard Mansbach的研究途径，使用如「政治组织」(polities)与政治空间等概念，以更广泛地定义国际体系。
2. 文化政治经济学。由於文化与社会现象的不可分离，文化政治经济学将可丰富国际关系的研究，因为此一新的学术领域探讨了可能引发跨国现象的象徵符号和意识形态对立。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群体呈现不仅反映了社会本身，更探讨群体呈现该如何被观察，甚至如何形成。因此，从事文化的研究，无可避免地必须厘清象徵性资源的大规模传播和取得的过程，这对国际舞台上每一个行为者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课题。
案例分析
北韩政权以铁血统治以及和外界几乎切断交流闻名，然而，尽管有能力掌控资讯的传播和通讯管道 ，北韩政府仍担忧这部嘲讽电影可能造成国内的不安。此外，如果本部电影在国际上受到欢迎，影响所及远超过电影创作丶制作的所在地美国，世界各国观众将塑造出对北韩的集体呈现，尤其是对北韩嘲讽丶负面的印象。但其实北韩政府也曾利用电影作为政治与文化宣传的工具。现任领导人的父亲，金正日，曾经推动许多大制作电影，但在北韩电影市场以外并未获得成功，如2000年上映的《Souls Protest》。
数位时代让这些已经存在的冲突更加明显，甚至加剧。以Anonymous (匿名者)这个没有领导者的组织为例，不论是集权国家或民主国家都认识或进行网路攻击，有时甚至寻求职业骇客的协助。在网路攻击方面，北韩筹组了一支包含大概三千名专家的菁英部队。瞄准的对象包括私领域(重要媒体的网站) 或是公部门的内部网络，如美国的国务院。攻击的方式和目的不尽相同，如瘫痪该组织的运作，破坏其名声，窃取机密文件，让被骇者造成实质的经济损失丶象徵性损失，或是政治性的损失。
在索尼这次的例子，除了造成《名嘴出任务》这部电影无法作院线放映的票房损失以外，骇客还公布了索尼的机密资料，以及高级主管之间的电子邮件。尤其，公开的信件中不乏种族歧视与主管间不正当和互相轻视的内容。此外，不久之前，索尼才经历Playstation网络的严重攻击。因此，在这起冲突中，我们观察到的不再是传统的国家间冲突，两国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而与现实主义理论学家关注的现象大不相同。
相反地，我们观察到的是由一个好莱坞电影公司─在全球行销并有美国政府支持─与一个可能由北韩政府支持的犯罪团体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个不对等的对抗，造成全球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因为害怕可能发生在电影院的爆炸攻击，竟然屈服於不知名的骇客，而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对意见。我们现正经历的即是国际体系的失序丶「动荡」(turbulence)，如依照Rosenau的概念。少数个人的力量就足以撼动一个年营收80亿美元的美国大企业的决定。这个例子突显了现在的国际关系不再只是国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参考資料
Best Jacqueline, Paterson Matthew (E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10.
Ferguson Yale, Mansbach Richard, A World of Polities. Essays on Global Politics,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m Ngai-Lim, Jessop Bob,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Putting Culture in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E. Elgar Publishing, 2013.
Dec 23, 2014 | Articles,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Thomas Lindeman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22
Source: Wikimedia
俄币快速贬值丶能源收入崩跌丶领导者海外资产被冻结 ：俄罗斯已为并吞克里米雅付出高额代价。实际上，西方各国决定了武力（禁运武器进入或输出到俄罗斯）和经济（像是欧洲公民不能购买或是贩卖俄罗斯股票）甚至到技术与能源方面的制裁。此外，欧洲各国禁止它们的企业在克里米雅和塞凡堡（Sébastopol）地区进行在运输与通讯制造业以及能源部门的新投资。欧盟同时也决定冻结几位与普丁亲近的重要俄罗斯企业人士的资产。因此，俄罗斯在政治上似乎越来越孤立。2014年11月15日到16日，在澳洲布里斯本所举行的G20高峰会上，普丁被东道主澳洲冷淡地接待。俄罗斯之前才被排除在原预定6月在索契举行的G8高峰会之外，此会议最终被7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G7会议所取代。在面临巨大政治和经济成本的情况下，为何俄罗斯要并吞克里米雅，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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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危机可从四段主要的情节来理解。在基辅独立广场流血镇压，总统Lanoukovitch於2014年2月21到22日深夜被国会解除职位之後，俄罗斯第一次强化它的态度，表达了不排除以武力介入乌克兰。。在当时，反对者揭竿起义要对抗乌克兰政府不与欧盟签订协议的决定。接续由Olekksanr Tourtchynov 及Arseni Iaseniok所领导的政府，宣布倾向与欧盟建立联盟，此举动遭俄罗斯强烈批评。其认定新政府不具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给予前总统避难权，此皆为了威吓一个新的反俄罗斯法西斯所带来的危险。第二次的不妥协发生在2月27日，当俄罗斯为了证明有行动的能力，开始动用陆军进入乌克兰边境。2 月28日，军方已控制了辛菲洛（Simeferopol）机场。从此时开始，由於一部分东乌克兰不承认新政府，众多观察者皆怀疑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份子 。此外，因在27个地区中13区禁止使用俄罗斯语，使得乌克兰东部区域难以融入新政府。第三阶段发生在3月，当有大量俄语族群居民的克里米雅地区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尽管面对庞大的政治与经济制裁威胁，俄罗斯仍接受此宣布。最後，目前仍持续的第四阶段由俄罗斯对於分离主义份子的武力支持所形塑，此更不排除加强武力援助。普丁总统在新年演说时向其同胞告知未来在经济上将会面临一段艰苦时光，并归咎欧洲应该为此情况负责。
理论框架
一、普遍主义途径：和解与制裁。理解俄罗斯对於乌克兰及西方政策的演化，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方向，并且每个都有两种次变向（惩罚的威胁或奖赏的承诺）：1)威吓（攻击性现实主义）2) 安抚的缓和（防御性现实主义）3)经济性制裁 和/或安抚措施（自由主义）或者是象徵性制裁或安抚措施（例如将俄罗斯隔绝於G8会议之外）。
二、背景性分析。但我们借用另外一种更考虑到研究目标社会属性的途径。此背景性方法特别显示出集体政策领导者对於正当性（légitimité）的要求。因为，如果要维持权力，所有的决策者首先都必须考虑外部政治决策会影响其对内部象徵性资本。根据我们由韦伯学派论点为出发的论点，目前俄国政府追求魅力型权威，以维护政权的正当性，因此以保护者的姿态面对俄罗斯少数民族以及东正教斯拉夫民族，并且藉由实质武力的展现以及对於死亡的轻蔑，塑造一种「雄性认同感」。此得以解释西方各国制裁的挫败，和俄罗斯政府在解救其同胞上象徵性的需要。
案例分析
随着俄罗斯强硬丶不妥协态度的情节发展，可以观察到俄国首先对於一项重要的挑战做出反应， 此为对於形象以及自我尊重的象徵性脆弱感。新政府向西方国家靠拢以及禁止使用俄语造成了第一次的激进化行动。此外，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害怕看到乌克兰和欧盟，甚至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盟的忧虑。我们不能低估了俄罗斯对於在克里米雅以及乌克兰东部同胞的呼喊，这项历史因素甚至不需要普丁来强调。有关於对抗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很难断言其加剧了危机，但无论如何不利於谈判。因此，此时辰逻辑（chrono-logiques）显示乌克兰和西方政策对於俄罗斯国家与领导人想要投射在国际甚至是本土的形象造成很大的象徵性成本。俄国领导人的动机说明了，决定支持在乌克兰俄裔人士时象徵性顾虑的重要。俄罗斯总统，摩托车手加上柔道黑带，时常显露阳刚气息丶展露胸肌丶与老虎拍照丶并且时常穿着制服。普丁不断宣称俄罗斯仍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且有别於其他西方各国，俄罗斯有着牺牲与奉献的情怀。然而，此言论在俄罗斯似乎十分盛行，在公众舆论中总统声望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普丁的英雄式和保护者形象的塑造，与在经济压力下的政治妥协并不能调和并行，因为普丁不能冒险表现出懦弱的一面。然而，西方领导者也当然并未忽视此象徵性的问题。如同普丁，他们也必须关注他们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对於民主价值的坚持以及尊重人权信仰。因此，此些事件说明了政治决策者的外部行动同时呼应了国内政策，旨在符合他们在国内应扮演的角色。
参考資料
Jego Marie, “Poutine, le mâle absolu”, www.lemonde.fr, 24 janv. 2014.
Lindemann Thomas,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ECPR, Colchester, 2011.
Tsygankov Andrei P.,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Dec 17, 2014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中国, 人权
Justin Chi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21
Source: Wikipedia
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修改提案，对选举程序做出多项限制。这项决定终於在9月底导致称为「雨伞革命」的大规模抗议动员。抗议群众以学生为主，他们的诉求是举办一场实质上民主丶多元的普选，以决定香港政府的最高负责人。然而，政治主管机关─尤其是北京政府─始终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对示威者的诉求没有做出丝毫让步。最後，香港警方在12月中清除了所有被占领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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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在香港施行的时间不算久。在1841与1997年之间的殖民时代，香港总督是由英国首相推荐而由英王直接指定派任。而除了最後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任职前是保守党的内阁部长以外，历来港督皆来自英国外交系统。在1980年代，选举制度逐渐被引进香港区议会层级。1991年，终於举办了首次的直接选举，香港市民当时可投票选出立法局六十位议员中的十八位。
1984年，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了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的相关事宜。此外，这项声明特别保障了香港地区的政治自治权，即根据现在为人熟知的「一国两制」原则。然而，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於1990年通过的香港基本法，是实际上有宪法效力的根本法律。依照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十六条)。再者，基本法亦规定了「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到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命後普选产生的目标」(第四十五条) 。因此，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以及普选施行的日期成为争议的来源。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已历经四任丶三位行政长官，都是由香港选举委员会投票後任命。现任行政首长梁祖英在2012年的投票中，获得委员会57,8%的支持(689/1193)。表面上看来票数过半，实际上这个结果非常不理想，因为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亲北京人士所组成，且必须支持由北京政府指定的候选人。
2007年12月底，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17年香港行政首长由全民普选产生。然而，2014年8月31日，常务委员会却更改选举的规范，新增限制。规定两位或至多三位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委员会(由现行的选举委员会更名而成)的过半数同意。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将可在前端掌控选举结果。但是，这个反民主的措施引起香港人民的反感。9月底开始，香港市中心的交通要道被大学生占领，众多市民也接着加入动员抗议。
理论框架
1. 建立在中央监控体制之上的权威。尽管中国各层级领导干部的任职都必须通过投票任命程序，但只是表面上的民主，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目前仍是列宁时代留下来的干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每一个层级选举的候选名单都是由高一阶的领导干部拟定。中国共产党藉由这个秘密丶不透明的任命制度，让署意的候选人顺利当选。因此，位於北京的权力核心不仅掌控了全国各级职务的任命权，同时也建立了一套金字塔式的监控体制，直到最底层的地方单位。列宁式的干部委任制度更是中国共产党掌控行政官僚系统，维持党政合一的关键。然而，试图把这个政治的垄断权力拓展到香港，中共当局面对的是已跨国化连结的公民反抗力量。
2. 以跨国资讯网路为根基的公民权。作为资讯传播的媒介与动员的工具，社群网路在香港民主动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藉由Facebook丶Twitter，以及其他即时分享功能的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电信科技的创新改变了原本以国界为限的公民空间。复杂互连社群网络的出现，让民主辩论轻易超越国家的疆界，而能获得跨国支持。这个新的公民力量来自个人即时表达的热忱，而不需要领袖指挥和严谨的组织。然而，这个能迅速丶灵活的动员，是优势但也同时是一大缺点。反阶级公民动员的组织零散，力量随着时间衰弱。
案例分析
最近几年来，争取民主的大规模示威动员在全球各地连串出现。尽管社会丶经济与政治背景不尽相同，在社群网络的辅助下，在香港丶台湾，或是在众多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公民运动，共同突显了跨国公民权的兴起。换句话说，各国中央权力所必须面对的公民压力，不在局限於国境之内，而是一股透过个人串连的跨国推力。
电信科技的革新在公共空间造成两项重要的改变。首先，由於吸收丶传递大量的讯息和观点，每个人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显着增加。若把个人视为公民，个人的串连看作公民团体，新的公民力量已达到足够规模，可自发性地捍卫公共利益。其次，社群网络加深个人和团体的相互依赖性，其范围更横跨全球。若察觉到我们捍卫的价值遭受威胁─就算发生在世界的另外一边，都可能激起我们做出立即的反应。再加上旁人快速的支持，如按赞丶分享或是留言评论，产生一种激励的情绪，让反应的意志更具正当性。
因此，在香港警方对学生作出暴力压制之後，我们不需要太惊讶一连串的国际性动员得以迅速地举行。10月1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游行在全世界超过六十个城市接力展开，每场有超过上百丶甚至是上千名参与者。除了民间支持，众多的西方政治领袖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之意。面对国际上的压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时，甚至重申了不介入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然而，香港的民主动员随着时间逐渐衰弱，北京当局却仍然坚持香港行政首长选举的改革案。这代表了列宁式丶不透明的干部委任制度「nomenklatura」进入香港政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制度的施行和中国新领导人上台的时间点有直接关系。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必须优先巩固自己的权威，为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打下无可撼动的政治实力。此外，尽管中共高层采取集体领导的制度，对外永远表达一致的立场，但其实决策核心仍然存在歧见。面对对改革开放持较肯定态度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必须持续坚持他的路线。因此，在习近平试着建立自己权威的同时，任何民主诉求都必须被压制，甚至摧毁。
参考資料
Cabestan Jean-Pierre, « Hong Kong :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des parapluies», Le Figaro, 10 oct. 2014,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figaro.fr/vox/monde/2014/10/10/31002-20141010ARTFIG00244-hong-kong-comprendre-la-revolution-des-parapluies.php
Cabestan Jean-Pierre, Le Système politique chinois : Un nouvel équilibre autoritai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14.
Musso Pierre, Télécommunications et philosophies des réseaux : La Postérité paradoxale de Saint-Simon, Paris ; PUF, 1997.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