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 30,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类安全, 公共卫生
Simon Uzenat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公开发表了一项讯息，H1N1流感(又称新流感)在全球造成了近八千人的死亡，其中欧洲占了六百五十人。就法国而言，光是在2009年11月16日到22日这段期间，就有七十三万人的登记看诊纪录，人数比前一周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二。新流感属于急性呼吸道疾病，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季节性流行性感冒。而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症状较严重的患者必须以抗病毒药物加以治疗，例如：克流感(tamiflu)。这种新型的病毒带有来自于猪、鸟类或人类的基因，透过咳嗽、打喷嚏以及唾沫加以传播。尽管这个疾病的病症通常是温和的，但由于它的高度传染性，这项疾病正加速地传播至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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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09年的春天，当新型流感首次出现于墨西哥，立即引起了恐慌。由于人们对于从前流感肆虐的情况还记忆犹新，因此对于新流感的忧虑和不安越发严重。首先回顾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它造成好几千万人的死亡，而在当时人口的流动远较今日来得低。接着回顾2003年SARS引发的全球警报以及2004年爆发的禽流感。此外，当某些国家疫苗短缺仍待解决，病毒已经发展出变体，这个情况只加深了政局紧张、社会压力，以及科技界的纷争。最终，在2009年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至几乎等同于「大流行病」门坎的最高等级第六级，这项决定更进一步证实了弥漫于全球的焦虑气氛，或甚至可说是全球性恐慌。
理论框架
对抗这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全球大流行病的国际策略符合两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它们突显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所称的「主权国家在预知危险、组织反应，以及风险控管方面的重大困难」。
一、 公共卫生是全球公共财。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引发了对于公共卫生政策现况的重新检视。此外，就国际层次而言，随着越来越多元且重要的行为者参与其中，这个关键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宏观的分析，研究角度不能只局限于国家层次。
二、 人类安全。这个概念援引于人权的观念，尤其是享受良善公共卫生环境的生存权。这个概念有助于上和下两个超越国家层次的行为者推翻传统的主权领土概念：(1)基于保护全球平衡的需求，仍处在发展中的全球治理应运而生，这属于上层次；(2)基于对个人而非国家行为者的日渐重视，今日的国际法规范加强了人类安全的合法化，使之得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加以遵守，这属于下层次。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必须探讨世界卫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要注意到各个学术社群和制度化的医疗网络的影响。
案例分析
这个传染病透过加强的全球流动性、加速的全球交流，以及通讯工具的现代化，见证了全球化的过程。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研究员马克·巴特勒米 (Marc Barthélemy) 表示，航空运输决定了这个疾病的传播速度。而都市化现象以更普遍的方式加快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当然，传染性疾病也可能发生在乡村地区，但都市地区仍是疾病扩散并转变为流行性疾病的主要地点。像墨西哥城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事实上，在这个人口稠密的都市，我们观察到好几个累加因素，例如：产品的大量进口、人口的大量流动、贫民窟的存在，加上社会弱势族群对于卫生讯息和知识的缺乏，以及日渐增长的过境人数。
而提到金融危机，它已经或多或少削弱了疾病的预防机制，也促使我们对于「国家理性」重新思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主席贝纳德·瓦拉特(Bernard Vallat)表示，公共预算在动物卫生方面的支出受到削减，对于有效监督机制的支出更是微不足道，而当前效率低落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正是急需这笔预算。
这次的新流感也暴露出国际发展的不均衡。这个情况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旧有文化的某些迷信再度流行。例如，大蒜在中国被认为可以预防新流感，其价格自三月以来上涨了十五倍，并立即成为投机商人的目标商品。而关于疫苗接种的讨论，则特别关系到已开发国家。在已开发国家，有关当局已经对人民的公共卫生保护机制实行制度化的管理，并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使得人民对于新流感的危险感受程度较低。认知到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启动了一连串具有象征性的行动，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规约修正案详细列出了此计划的具体内容，而此规约为一项具有规范性的法令，清楚地规定了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关于制药公司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将新流感升级到最高警戒级别也是为了约束强制某些公司，像是赛诺菲巴斯德 (Sanofi Pasteur) 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两间公司，它们各别地被要求必须捐赠一亿和五千万剂疫苗给穷困国家。同样地，总共九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皆必须捐献出国家百分之十的库存疫苗供世界卫生组织处置。
总而言之，新流感促使了国际间策略上的结构调整，以及公部门对私部门的部份权力让渡。就此而言，快速地将禽流感(H5N1)疫苗原型改良为新流感 (H1N1) 疫苗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必须注意到，法国本身以将近十亿欧元的金额预定了一亿剂新流感疫苗。在这方面，为了在最短期限内取得足够的有效疫苗来保障本国的安全，美国和欧盟国家皆加速了法令作业程序。制药公司考虑到各国的需求，估计约好几亿剂的疫苗，因而破例地在未得相关单位通知之前就开始大量制造疫苗。再者，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医疗领域，已开发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举例来说，印度在短时间内已成为全球第一的疫苗生产国。中国的制药工厂也已经在最短时间内研发出第一批新流感疫苗。由卫生当局所提出的宽松限制，在此恰好符合国家目的：中国政府能迅速地保障超过十亿人口的安全；更何况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预告，疫苗的数量将不足以分配给全球所有的人口。
参考資料
Beck Ulrich, La Société du risque. Sur la voie d’une autre modernité, trad., Paris, Aubier, 2001.
Chiffoleau Sylvia, « Santé et inégalités Nord/Sud : la quête d’un bien public équitablement mondial », in François Constantin (Éd.), Les Biens publics mondiaux. Un mythe légitimateur pour l’action collective ?, Paris, L’Harmattan, 2002, pp. 245-268.
Gabas Jean-Jacques, Hugon Philippe (Éds.), Biens publics à l’échelle mondiale, Paris, Colophon, 2001.
Kaul Inge, Grunberg Isabelle, Stern Marc A.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ov 29,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南北对立, 发展
Josepha Laroche
翻译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6
Source: YouTube
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在1989年11月20日签署，随后由全世界除了美国与索马利亚以外的国家所批准。此份文件承认了「儿童有受到防止经济剥削的保护，并不被强迫从事将会对其教育及身心发展与社会适应有所危害的工作的权利」(第三十二条)。然而在2009年，有十亿的儿童仍然无法获得其每天最基本的权利，甚至有超过一百万受到了虐待。在各种暴力行为中，我们将审视那些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有关于儿童工作问题的部份。在国际劳工组织(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于2004年发行的年度报告当中，估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四分之一，也就是三亿六千万的儿童被强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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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童工问题并不是一个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现象。在西方社会里，中世纪的孩童就参与了家庭经济而开始工作。在家庭以外，孩童成为了租借契约的物品，提供了便宜甚至免费的良好劳动力。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情况有了大幅的改变，儿童也开始进入矿坑、纺纱厂、冶金工厂以及大型手工厂工作。但是目的都是相同的：透过使用弱势族群的劳动力，来调整并减低成本。这样的情况直到十九世纪，部分已开发国家才开始藉由义务教育的实施，希望改善同工问题，直到完全废除雇用童工。
在国际间，拥有181个会员国的国际劳工组织明确的规定了15岁为最低劳工年龄标准。在1976年，此机构通过了一项专为童工设计的国际条约：138号公约。这项公约禁止儿童在完成该国家的义务教育前进行工作，15岁标准则一体适用。它也禁止了所以可能会危害未满18岁的孩童的健康、安全与道德观的活动。不过，即使国际劳工组织在1991年获得了数个已开发国家的援助，进行了一项国际废止童工计划(IPEC)，这份文件仍然只有被150个国家所批准。
理论框架
两项互赖理论的基础可以适用。
1. 南北冲突的严重性。对童工的剥削可归因于存在于所谓的南方国家中的社会经济困境及教育系统的不足。工业国家经常以社会倾销控诉发展中国家。相反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西方法律原则强加于它们身上—例如禁止童工—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变形，是为了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如此一来，西方国家的生产者们就可以透过宣称这类的人权意识，而间接的受到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把这种行为称做「不正当的攻击」，而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要使其丧失竞争优势。
2. 非国家行为者的国际作为。国家间组织(联合国及其附属的专门机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非政府组织及消费者公民网络透过不断的互动，参与使国家与跨国公司改善其政策与经营策略的行动。
案例分析
年代开始，社会上对于童工问题及对其的剥削开始有所关注。从这时开始，数以千计的人道性质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公会、及消费者组织组成了数个网络，对于童工问题就近处理。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则支持那些具创新性的行动，例如它在菲律宾、柬埔寨及哥伦比亚所做的。其它的还有对某些国际组织进行游说，例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甚至影响国家政府，企图以不间断的施压，来影响这些经济活动领导者。
在这些公共层面的活动之后，某些游戏规则便应运而生，例如我们在乐施会 (OXFAM) 及欧洲公平贸易组织中所看到的那样。很多企业已经了解到接受这些规则的必要性，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形象，它们开始尊重儿童工作的权益，也接受了独立监督的原则。时至今日，这类协议已多达数百个，其中有一半都明确的规定了童工的权益，涉及层面也相当广泛。但是文字的协议并不能保证实际上的执行：很多时候都流于形式。然而，没有人可以忽略现今有两亿五千万的儿童在不人道的环境中工作，甚至遭到虐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至今被掩盖的生产过程的真相；更可以让消费者去关心那些价格十分低廉，产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是如何被制造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倡导消费伦理，并要求建立一个合乎伦理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使得人权能够受到尊重，尤其是童工。一个永续的商业，或称做公平贸易，也被南方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尤其是透过采用一个社会卷标，例如卷标上的伦理、Rugmark、或是1995年由Caritas Swissair所创造的Step。
对于那些反对言论，问题重点则在于支持与反对废除童工双方的辩论。由数个非政府间消费者国际组织轮流，例如国家消费者联盟 (National Comsumer League) 或是童工联盟 (Child Labor Coalition)，将某些企业置于国际机制的监督之下，例如Nike、Gap 和迪斯尼。这样的策略无疑带来了正面的效果。不过，它也可能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失业或劳力滥用，也可能只是单纯的转移了问题；童工只是被其它的雇主所雇用，工作条件可能更差。所以对于童工问题的行动是一体两面的。的确，这些国际行动发出了警讯，使跨国企业重视公共意见并聆听消费者，以调整其生产策略。然而，这些行动并不能根本的解决那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不均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
参考資料
Fombrun Charles, Reputation: Realizing Value from the Corporate Im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Hirschman Albert, L’Économie comme science morale et politique, trad., Paris, Seuil, 1974.
Landrai Ndembi Denise, Le Travail des enfants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 Paris, L’Harmattan, 2006.
Manier Bénédicte, Le Travail des enfants, Nouv. Éd.,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Coll. Repères(265).
Winston Morton, « NGO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Social Responsability »,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6(1), 2002, pp.71-88.
Nov 16,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数位工业, 知识结构
Alexandre Bohas
翻译 邱崇轩
Passage au crible n°5
创立於加州的山景城 (Mountain View) 的谷歌公司 (Google)，在短短几年内，靠其强大的搜索引擎打入网际网路。五年前，谷歌大规模投入数位化图书事业，并在三万个出版商的支持下，於2009年10月宣布开始贩售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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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谷歌於2004年12月提出的线上书店(Google Édition，以下简称谷歌书店)计画在国际文化圈引起不小争议。透过与西方各大学的合作，谷歌已经完成含盖各领域且超过一千万册图书的数位化，但其中仅180万册属於公共出版书籍。此违背智慧财产权而以商业利益为考量的模式在北美、欧洲和中国都引起激烈的反弹。
理论框架
文学作品属於「世界公共财产」的范畴，因此由谷歌书店所衍生而来的问题，可从商业交易、市场垄断以及文学著作的市场属性等方面来讨论。这些问题正是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提出的「知识结构 (knowledge structure)」这个概念所要探讨的：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旨在掌控知识取得的方法和过程，并藉此引导大众的喜好、观感、意见和他们的行为。因此，就算在初期阶段，任何潜在性控制知识散播管道，将对国际结构的造成关键性的影响，亦如同安全和生产问题。但是，在虚拟文学领域，Google现已发展到其他公司无可比拟的规模。由於掌控行销方式和宣传资源，这个位於加州的公司再一次证明美国在各领域的独占地位。
这个不平衡的情势引起众多回响，反对声浪以法国国家图书馆前馆长强内奈 (Jean-Noël Jeanneney) 为首。他们的诉求为尊重「文化差异 (cultural diversity)」，此一原则其实在电影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就已被引用。这些多元文化的支持者认为，不仅是电影，图书也不应该屈服於市场供给和需求的机制。实际上，他们并不认为图书是一般的商品。甚者，这些文化商品应该在一般法规下制定例外条款，以保护较不具市场竞争力的业者。
案例分析
约200万册的数位图书在谷歌书店贩售，这个比传统出版业更具竞争力的模式将使国家丧失在文化领域的威权；此外，也证明了谷歌的科技实力和雄厚的资金。
为了巩固搜索引擎龙头地位，Google更进一步打造文学世界，并提供文选、著作节录免费浏览。尽管谷歌同意撤下部份资料(须由作者或出版商主动要求)，但经过和出版业者漫长的谈判后，谷歌获得仍受智慧财产权保护的数百万本著作的商业贩售许可。所有读者购买的数位书籍将因此视同为正版商品，且其中所得将有37%分给Google，另外63%则保留给财产权所有人。
谷歌是首个投入数位书店的企业，也最先遭致广大的批评，其他潜在竞争对手(譬如微软)更因为批评声浪打消投入这项新兴产业的念头。何况微软已错失先机，因为根据美国纽约南方法庭2009年10月28日的判例，在进行图书数位化程序前，微软需徵得每一方的同意。在国际上，某些出版业者(如法国的 (Vrin、L’Harmattan)为了提高网路上的能见度，早已同意将大量自家书籍置於谷歌书店贩售。
谷歌因此成为网路上不可忽略的势力，并挑战目前排名第一的亚马逊数位书店。而且谷歌仅仅收纳世界经典文学作品，因而得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座虚拟图书馆。不仅拥有庞大资金并藉此强势进入数位文学市场，谷歌可说已在全球布局内取得中心位置。此情势利於吸引更多读者，同时保障广告收入，此外，在著作上线贩卖前，版权买卖的收益也已先算入谷歌的营收。但是，一味遵循商业营利的模式，谷歌书店看起来比较像是扫描、收纳后的紊乱纸堆，而不以增进知识和教育为原则做有条理的编排。
然而，其他规模普通的数位图书公司，发展受到限制，仅能寻求谷歌科技和金钱上的协助。至於「欧洲数位图书馆 (Europeana)」和「法国国家数位图书馆 (Gallica)」计画，虽然集合二十六种语言共四百万册书籍，目前亦仅能算是单一个案。以上都彰显了如要在数位出版领域推广和保护文化差异，行为者的力量仍然薄弱。实际上，欧洲国家都认同需建立一套独立运作的数位资产管理机制，但缺乏魄力，使得计划停滞不前。因此，其它的线上书店若不是在网路上已边缘化，即已屈服於谷歌立下的市场法则。换句话说，谷哥线上书店不仅代表私人跨国公司具侵略性的成功案例，它亦是构成美国霸权的其中一个武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谷歌欲借由某些著作，逐渐养成新的阅读习惯，甚至造就一批新的读者。由於著作的贩售可以透过多种不同形式，谷歌得以改变阅读行为，使其变得分段、分散且不连贯。此外，尤其在美国，谷歌和特定大学合作进行书籍数位化工作，书目因而容易反映出特定的世界观点；我们可从其参考资料的出处、学术排名以及出版时间等看出端倪。再者，由於一半参考资料为英语，更促进英语优势。最后，由於谷歌以连结数量和知名程度作为评分标准，最早数位化的图书很自然地取得优势。
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谷歌目前投入的数位化计画，仅是一种以现代化方式处理资讯的模式。但实际上，数位化带来的冲击，首先强化美国象徵性的统治力量。达恩顿 (Robert Darton) 提到，一个新的文学全球共和国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正逐渐成形，但我们必须体认到，从结构上来说，它仍被美国掌控，而与美国霸权衰落论的支持者的意见相反。
参考資料
Chartier Roger, « L’avenir numérique du livre », Le Monde, 26 oct. 2009, p. 20.
Darnton Robert, « Google & the Future of Books »,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2-20 Feb. 2009, pp. 9-11.
Jeanneney Jean-Noël, Quand Google défie l’Europe. Plaidoyer pour un sursaut, 2ème éd., Paris, Mille et une nuit, 2006.
Mattelart Armand, Diversité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7. Coll. Repères.
Strange Susan,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ème éd., Londres, Pinter, 1994.
Nov 9,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两极对立, 人权, 冷战, 外交, 欧洲
Josepha Laroche
翻译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4
Source : Wikipedia
德国、欧洲及其会员国们在 2009 年 11 月 9 日共同庆祝柏林围墙倒塌的二十周年,这个事 件象征着冷战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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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决定之下,柏林围墙于 1961 年 8 月 12 至 13 日间的建造,是为了 阻挡其国内向西德的迁移。大批的民众迁移使得东德的国家威信低落,甚至直接降低其生产力。在 十五年间,三百万的东德人民迁移至西德。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是一堵「耻辱之墙」,但对于共 产党人来说,则是一堵「和平之墙」。1963 年 6 月 25 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德时,为 了展现美国对德国人民的友好,毫不夸张的说出:「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
1989 年夏天,东德人民的大量出走,越过匈牙利来到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是一桩决定 性的事件。1989 年 11 月 9 日,这座分隔两德边境的围墙在东德政府的决定下倒塌了。在第一时 间,无论是东德总理莫德罗 (Hans Modrow)的契约共同体计划,或是西德总理柯尔(Helmut Kohl)的邦 联结构,都将两德统一归为一个长期的工程。然而,1990 年 3 月 18 日在东德,快速统一派在选举 中的胜利改变了政策走向。这次选举可以视同一次公民投票,也明白表示两德统一将是把东德合并 进入西德,而非东西双方的融合。这个过程最后由两项东西德签订的条约所认可,1990 年 5 月 18 日的条约着重于货币、经济与社会的结盟,同年 8 月 31 日的则处理德国统一的议题。
1949 年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的第 23 条成为两德重新统一的法律依据。这项做法提供了一个政 治上的方便,便是在统一后,直接将原有的西德宪法扩张其影响力到东德。不过,这个做法并不承 认东德原有的国际责任,也不会削弱东德在联邦之中的地位。
理论框架
柏林围墙的倒塌突显了两个问题:
1. 两极的终结。在数十年间,世界呈现由美苏两强对抗的两极型态,在两个外交战略的集团中,
美苏分别控制其集团内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之后,如此的国际组态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大量 的讨论。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其名著「政府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中,分析了集团政治。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阿弘(Raymond Aron),在其讨论修昔底德 (Thucydide)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的著作「国家间的战争与和 平」(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中,更深入的分析了这个「美苏共同管理」的态势,也对 此两极体系下了一个著名的脚注:「战争不可能,和平不可得」(guerre impossible, paix impropable)。到了 1979 年,华兹(Kenneth Waltz)也花了不少心力研究这个两极体系,在其著 作「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他强调两极体系有着很多的优点,首 先是国际体系的稳定、可见性及可预测性,次之则是经济与外交战略上互赖的减少,最后是 国际和平的维持。他用了一个玩笑话来总结他的论述:「小很好,但两个更好。」(Small is better, two is best of all.) 在二次大战后,一个国际调整的原则,也就是两大集团间的恐怖平衡,随着围墙倒塌而消失 了。在此之后,国际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呢?在 1989 年这个重大的转变后,学者与政治家都在 思考这个问题。国际体系将会走向多极,权力分配给多个强权,亦或是走向单极,一个无可 匹敌的美国霸权呢?国际舞台将会由跨国主义的例外主导,或者是由多极主义者控制呢?对他们来说,跨国主义学者主要着重在非国家行为者的影响力上,以及民族国家框架的逐渐消退。
2. 德国的重新统一。两德的统一对于欧洲统合来说有着一定的影响。透过调整内部的整体平衡,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欧洲联盟在因应国际情势下,共同制定出一套具欧洲特色的对外政策的能 力。
案例分析
柏林围墙的倒塌,是国际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实际展现,而这个重分配同时在高低两个层次进行。
在高层次(总体)上,苏联及东德共产政权放任其在柏林的人民涌向西德,并未流任何一滴 血,这样的举动,代表着他们承认在过去数十年间,这场与西方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完全的失 败了。因此,在这样任由其人民迁移的情况下,他们默认了将其权力完全移转到西德,即使这样只 对西德有利。在国家层级的胜利之上,同时也是承认的西方集团的共同胜利。
在低层次(个体)上,数以千计的迁移至西德的东德人,代表着一股由美国政治学者罗斯诺 (James Rosenau) 所提出的「基层劳动」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现实代表着一个社会运 动,将国际的权力重分配吸收并从中获利。这个1989年的国际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事件 – 苏联瓦 解、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解散、华沙公约的终结,都强调了非主权行为者的能力,并使得 主权国家必须在国际层级上与之妥协。
在柏林围墙倒塌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权力版图。的确,这个事件代表着国际秩序与阶 级的重建,但同时也彰显了一个新的互动关系,建立于国家与人民之间。在这之后,我们必须思考 高低层次间的调和,以及其所带来的新的合法性标准。
参考資料
Aron Raymond, Paix et Geurre entre les nations, [1962], 8ème éd., Paris, Calmann-Lévy, 1984.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48],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York, Harvester, 1990.
Taylor Frederick, Le Mur de Berlin, trad.,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2009.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Nov 3,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出版品, 国防, 安全
Jean-Jacques Roche
翻译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3
10月25到27日，国际和平行动组织 (IPOA, International Peace Operation Association) 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集会，聚集了超过四百个参与者，共同讨论私人机构对于阿富汗地区稳定的行动。在此同时，也对于目前已结合72个私人军事机构(SMP, Sociétés Militaires Privées)的团体形象进行宣传，并强调其对于大西洋联盟在阿富汗所采取的措施的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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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国际和平行动组织成立于2001年，在2003年声名大噪，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曾表示若西方强国不介入刚果事件 1的话，将寻求该组织的协助。自此，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战争，都成为此组织扩张的有利事件，在2008年美国国会的结算中，美国在2003到2007年这段期间内，仅仅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私人领域上便投注了890亿美元(其中220亿为后勤部份，6到10亿为维安部份)。Blackwater 公司(今日已成为XE公司) 2在2003到2007年间收入了8亿3200万，负责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这项投资大体上来说是相当划算的，因为自战事开始以来，只有一位外交官遭到谋杀。从拥有25到三万人数不等的各只武装部队驻扎在阿富汗来看，私人军事机构目前在该地区内所拥有的军事员额占第二位。但这项布什政府的决策有可能遭到新政府的质疑，因为对于这些私人企业来说，欧巴马想要加速撤离美国军力，以及增加一万人兵力以加强对抗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愿望，都代表着一种警讯。显然的，在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心中，并不考虑由私人领域提供安全这个选项。2009年六月至九月间，撤离伊拉克及需要增兵阿富汗，都反映在由国防部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武装民兵数量(在伊拉克13,232人，在阿富汗5,198人，2009年6月30日由美国提供的数据)。总括来说，私人军事机构已由阿富汗撤出了24,500名武装军队。然而，这个趋势仍然是难以扭转的。
对于批评者来说，美国这个增加大量兵力的倾向并未被其盟友所认可，法国更是首当其冲。近来，由于法国国防部已经与海军事务建构企业(DCNS, Direction des Construction Navales Services)3 的科学家达成军事性质的协议，而该协议使Dassault与Thalès4 的人员自2009年6月以来获得了利益，使得对海外用兵的共识备受质疑。如此慷慨的政策将对法国造成负担，但采取这些政策的理由十分简单，就是为了使这些人被认为是由政府所派遣出去参与战事而负责硬件维护的，如同2002年5月在喀拉蚩一样 。52003年4月11日禁止佣兵行为的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法国军队不可寻求私人军事机构的协助，但在去年秋天已做了延伸的解释。就公私伙伴的观点来看，军事企业科学家的全新身份，有利于改善其先前为军人的印象，并提供所属公司一个企业的形象，使其能够与英美的相同类型企业进行竞争。如同Philippe Chapleau在2009年10月17-18的Ouest-France中所提的，从今以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个可能性，就是在海上安全领域中成立一个特别机构，以参加对抗索马利海盗的行动。
理论框架
如果安全不是一个公共物品，也并非完全是一项私人商品，那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中间产品概念是否可以用来定义它呢？就理论上来说，这个讨论将有助于厘清针对国家是否衰退的辩论。奇怪的是，对于国家不承担责任的后果分析，做的最多的是现实主义学派。对于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学派来说，政府代表出现在安全事务中，并不会损害国家对决策的垄断，并且新的公权力必须重新建构其对于私人行为者的裁判权，即使是这些行为者的解放，也是置于公权力的控管之下。另一方面，对于自由学派来说，他们有时对于国家在安全事务中拒绝垄断权力，也是难以认可的。如此一来，对一个跨国主义学者来说，如Susan Strange 的Retrait de l’État，在其分析中对于安全问题只字未提，也不太令人惊讶了。
案例分析
在今日国家已被认为不是全能且宽厚的时候，正是对于安全的私有化进行分析的良好时机。但是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决策常常是秘密进行的。国际和平行动组织的活动也许将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因素。安全事务的外部化可以直到何处？如何使安全的私有化跟军队的现代化齐头并行？从何时开始，公权力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安全究竟是公共物品还是私人商品？这些问题都直接接触到社会契约的最核心，所以需要一个公开的辩论。坚持认为国家是武力的唯一合法使用者，以及认为国家自己造成其唯一权力的瓜分，两种论点都同样值得怀疑的。
这个新的安全市场，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由私人提供，以满足公共权力的需求。当军事学校是由私人企业经营时，法国是否明确的承担了其责任？而且，当公共力量不可用来执行司法决策，以维护混乱时期的社会秩序时，国家不会率先的否定安全是共有财的概念吗？如果少数人的安全无法被保护，以至于影响到多数人时，那安全就不再是一个公共物品，反而成为了一项私人商品了。
参考資料
Chapleau Philippe, Sociétés militaires privées, Paris, Édition du Rocher, 2005.
Roche Jean-Jacques (Éd), Insécurité publique, sécurité privée? Essais sur les nouveaux mercenaires, Paris, Economica, 2005.
Roche Jean-Jacques, Contractors, mode d’emploi, http://www.cedoc.defense.gov.fr/Contractors-mode-d-emploi-par-Jean
Scahill Jérémy, Baker Chloé, Blackwater, L’Ascension de l’armée privée la plus puissante du monde, Arles, Acte Sud, 2008.
其它相关知识请参考 http://www.privatemilitary.org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于1998年爆发内战，历时五年。
2 美国私人军事企业，成立于1997年，现为美国国务院三个最大合约伙伴之一。
3 为一法国国营企业，负责有关法国海军军事力量的建立，包括舰艇与港口的建造，成立于2007年。
4 均为法国工业集团，前者为一综合集团，后者专精于军事防御的电信设备。
5 2002年五月八日，在巴基斯坦南部大港喀拉蚩的恐怖攻击事件，造成14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法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