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26,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公共财, 公共卫生, 南北对立
Clément Paule
翻译 邱崇轩
Passage au crible n°12
欧洲委员会的代表大会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PACE)计画在2010年1月展开一项关于传染病威胁被夸大的调查。实际上，这项机构下辖的健康委员会已于2009年12月18日投票通过一项提案，以对制药工业和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专家提出诉讼，调查是否有串通情事。这项议案旨在衡量H1N1新型流感疫情的管理，由其是在全球性大肆倡导施打疫苗的政策。这项争论似乎逐渐升高，因为根据传染病学家最新发佈的报告，在美国以及大部份的欧、亚国家，病毒感染人数已大幅度下降。各大药厂(big pharma)被质疑刻意捏造出恐慌气氛，以贩售未经充分测试的药品。英国药厂「GlaxoSmithKline (GSL)」大举贩卖所制造的PandemrixTM 疫苗，而得以在2010年1月15日宣布，其2009年第四季营业额达到9亿45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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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自2009年春天H1N1病毒出现以来，已造成超过1万4000千人死亡，且病例遍佈全球209个国家。在国际上，对抗此传染病的措施在短时间内由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策略专家小组 (Strategic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on Immunization, SAGE)主导而朝向疫苗接种。然而，各国主管机关的防疫策略却也几乎如出一辙。某些国家，如法国、加拿大和瑞士企图扩大疫苗施打的规模到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其他国家，如德国和美国则采取较和缓的策略；而中国，自2010年初为止，仅有百分之五的人口(相当于6500万人)已接种疫苗。在越南和沙乌地阿拉伯，倡导疫苗接种的活动也在同期间展开。反倒是波兰成为少数例外的国家，因为波兰于2009年11月表示反对购买任何大药厂的药品，并且认为这些商品并不能发挥功效。此外，别忘了曾有许多国家甚至无法及时购买到足够的疫苗。但是，北半球国家庞大的订单(2009年9月即有超过10亿个疫苗)则是优先处理。
此外，自2009年9月以来，防疫措施经过调整，疫苗接种从原先预估的每人两剂修正到一剂，使得各国防疫政策大乱且造成疫苗过剩。因为一般大众把持迟疑的态度，此情况愈加严重。最后仅有百分之八的法国人(约500万人)，接近50万摩洛哥人，或是400万英国人已接种疫苗。在美国，就算以前1976年猪流感带来的恐慌，即曾经大肆倡导预防疫的重要，最终也仅有约6200万人听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注射疫苗。
理论框架
一、 预防原则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这项原则出现在1992年6月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旨在回应有关生态或卫生危机所引发的不确定性。2005年，由于受污染血液和狂牛症等争议，这项原则也被纳入法国宪法。而面对H1N1病毒，预防原则被引用以支持各主管机关大规模的防疫宣传措施。
二、 社会技术的争论 (Les controverses sociotechniques)
卡隆 (Michel Callon)、拉斯库么(Pierre Lascoumes)和巴赫特 (Yannick Barthe) 共同提出这个观念，企图重新审视特定的抗争，以解释某些难以治理的情况。以本次新流感来说，疫情的控管可说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而医学主管机关的发言更遭到其他专家意见的质疑。
案例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在此次疫情的管制上，依靠领导地位展现其起规范作用的实力，此机构并能引导各国拟订防疫政策。然而，于2010年1月18日，其理事长坦承对于H1N1新型流感疫情「过于谨慎」，虽然她以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解释其过度反应，但这个组织的正当性也遭到撼动。求助于预防原则，在当时对众多持批评态度的行为者来说，添加了不少可能性，因为他们诉求其他「民间」专家的意见和替代方案。譬如，有些医生早已表达他们对防疫策略专家小组大举宣传疫苗的行为把持怀疑的态度。早于2009年7月，一位医生提到商业和工业利益已使得我们高估了流感病毒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也因此被认为是「创造」出这场传染病的共犯，而成为被攻击的标靶。自2009年7月起，新闻记者柏格麦斯特 (Jane Burgermeister) 以生物恐怖主义和种族屠杀的意图，指控世界卫生组织和 Baxter药厂。
媒体刚开始并未大篇幅报导这些评论，直到国际上注意到疫苗的分配并不按照人口比例，才被放大检视，但其实最后疫情并不如预期严重；瑞士曾订购1300万剂疫苗，但其人口仅有770万。制药工业向来以其游说能力著名，这也是为何防疫策略专家小组的十五位成员一开始就被怀疑与其掛勾。2009年12月之后，由于部分会员国，如越南和印度，获得许多重要的相关情资，世界卫生组织的地位因而受到质疑。其实这类议题属于机密，但世界卫生组织为了立下防火墙避免纷争扩大并且撇清所属专家的利益关系，遂极力解释其组织运作的公开透明性。然而，失去了医事技术主管单位的权威地位，世卫组织的专家似乎也失去其正当性。依据哈柏马思 (Jürgen Habermas) 的说法，专家的评判和意见，如被使用到极限，可被看成一种意识形态，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似乎受到公开指控和其他消极的反对力量的质疑；仅管防疫策略专家小组大肆倡导，疫苗施打率仍然低落。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的意见受到其他众多专家的挑战，寻求替代方案的言论更逐渐获得公众的支持，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垂直向下领导讯息和决策的模式也被削弱。此演变过程可与其他社会技术争论比较，如在血液污染和狂牛症等案例中，科学引起的不安和各行为者不一致的策略相互影响。而本次新型流感案例的独特性则在于预防措施可能造成反效果。譬如，某些国家甚至因为疫情风险掌控不当而受到指控。因此，法国的卫生部长在回应毁谤者时，也刻意引用预防原则。伊瓦德 (François Ewald) 认为，预防原则势必将夸大威胁，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却又是决策者倚赖的一项依据。实际上，一个重大灾难可能赔上的政治代价迫使决策者自然而然地预先做最坏的打算。在这个逻辑之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将愈来愈依靠专家的判断，并在初期阶段即找出可能的风险。因此，遇上彻底失败的情况时，领导人和其财政顾问所需承担的责任也将被减轻。但是，这一类的决策模式可能造成主管机关大规模丧失其正当性。官方专家的评断可因为其决策过程不透明而导致信用破产，除了面对卫生问题，真正的危机潜藏在因「市场焦虑」而可轻易获得的商业利益。
参考資料
Callon Michel, Lascoumes Pierre, Barthe Yannick, Agir dans un monde incertain. Essai sur la démocratie technique, Paris, Seuil, 2001.
Ewald François, Gollier Christian, De Sadeleer Nicholas,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Paris, PUF, 2009. Coll. Que sais-je ?
Habermas Jürgen, La Technique et la science comme « idéologie », Paris Gallimard, 1990[1968].
InVS (Institut de Veille Sanitaire), Stratégies vaccinales A (H1N1) 2009 dans 18 pays d’Europe, d’Amérique du Nord, d’Asie, et d’Océanie, 31 octobre 2009, à l’adresse :
http://www.invs.sante.fr/international/notes/strategies_vaccinales_a_h1n1_monde_311009.pdf [22 janvier 2010].
Page du site de l’OMS consacrée à la pandémie de grippe A/H1N1 : http://www.who.int/csr/disease/swinefl
Jan 18,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南北对立
Clément Paul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11
2010年1月美国的医疗改革遭到由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 (PhRMA,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号召的制药公司的反对。这些企业反对欧巴马总统提出的方案，因为这方案将削减现存制药公司对产品享有的十二年专利权。它们因此强力要求白宫和国会收回对这项法案的支持。这波反对声浪隐约暗示了这些私人行为者握有相当可观的资源，尤其是透过游说对国会产生的影响力。关于此议题的评论要点在于，制药工业代表了一个非典型的产业部门：一、尽管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制药工业仍维持着每年享有的利润，根据寰宇药品数据管理公司(IMS)，2008年的全球药品市场约值七千七百亿美元；二、制药工业的产品带有「公共财」的特性，它们具有通用与治疗的目的，并且与社会保障制度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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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长久以来处于初级产业阶段的制药产业在十九世纪已经成功转型为制药工业。化学原料的供给加快了医药革新的速度。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提及拜耳公司于1895年发现的阿司匹林，以及盘尼西林合成物。1945年后这些公司才开始在全球飞速发展，此时正是美国制药公司，例如辉瑞制药公司(Pfizer)，利用各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机走向国际化。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药厂开始面临欧洲和日本的竞争，此外跨国药厂也纷纷成立。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项产业出现了集中的现象，一种全球生产合并的现象。因此，葛兰素威康 (GlaxoWellcome)和史克必成 (Smithkline Beecham PLC)英国两大药厂于2000年以七百五十九亿美元的金额进行合并，而辉瑞制药公司在2009年以六百八十亿美元收购了惠氏药厂(Wyeth)。这个合并的趋势使得制药工业从此由全球二十多个大药厂所控制，其中包含：美国的强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和默克公司 (Merck)；欧洲的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法国)、诺华公司(Novartis)(瑞士)和阿斯利康公司 (AstraZeneca)；日本的武田公司(Takeda)。而制药产业的其它部分则由中小型高度专业化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平行输入制造厂商所组成。
理论框架
国际政治经济特别强调制药工业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其行为者对国家公共卫生政策造成的规范性的影响。
一、 结构性权利。这个由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提出的概念，阐明了这些经济上的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这些国际大药厂在生产和金融结构中都占有支配的地位，并且也在安全和知识结构中占有优势，它们成功地引导着公共卫生规范的内容与传播。
二、 非政府外交和规范性传播。制药工业依靠其掌握的各种资源－例如游说，对国际谈判和各国的公共卫生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案例分析
寡头垄断的产业部门产生的集中化和金融化现象。国际药厂集团以合并收购的形式演变发展，这个形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可以平衡近来药品创新的减速现象，并可以平衡不断增加的研究预算。然而同时也存在着恶性的出价收购、跨大西洋的竞争对抗，以及企业间策略性鲸吞蚕食的现象，并且有卡特尔化与合伙经营的趋势，或甚至是企业间相互串通合谋的倾向。欧盟委员会因此于2001年基于一项关于维他命贩卖的违法协议，对八家药厂处以八亿五千万欧元的罚款。同样地，用以攻占国外市场的共同营销策略仍属于大企业之间普遍流传的手法。这些大企业多半以股票交易方式累积资本。
国际间利益团体对于知识产权的游说行动。此产业对全球的金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国际制药工业联合会(IFPMA)的框架下。这些受到自身来源国家支持的大药厂特别积极主张维护知识产权，因为知识产权对于这个以发明创造为基础的产业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九十年代中期，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谈判期间，这个工业联合会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项协议对于那些大企业来说相当重要，因为它们寻求保有对于赢利性高的药品的专利权，尤其特别针对那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便力图防止平行输入药品，以避免药品遭到复制并廉价出售给一般民众。1998年，三十九家药厂联合以违反知识产权为由，对南非政府提起了诉讼。众多非政府组织联合组织了一连串抗议活动并经由媒体广为传播，这些药厂因此渐渐失去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在三年后不得不撤销告诉。换句话说，这些大公司并不能没有国家行为者的支持，这些国家与公司间维持着不稳定的关系，可能基于经济保护主义两者间进行合作，例如2004年的法国与安万特(Aventis)，或者也可能因为公共卫生体制的改革而使彼此间产生冲突。
自由经济的逻辑与公共卫生的目标产生冲突。这些药厂将投资集中于赢利性较高的疾病相关领域，例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以便保障自身在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而这也使得全球失衡的情况越发严重。而这个策略性的选择并不利于那些深受传染性疾病所害的发展中国家。
全球管制的关键。如果这个产业继续由那些重大的国家机关来制定规章，例如美国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或欧盟的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则表示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全球性的机关掌管这项任务。就目前而言，即便有存在这样的机构，这些控管的机关没有合理的预算，并且只对产业的后部程序起作用，像是发给市场准入(AMM)的许可证，而对于药品的临床测试则是由企业本身来完成。于是，制药工业似乎遵守着市场获利的逻辑来运行，而公共卫生仅仅只被当作一项贸易商品而非全球公共财。
参考資料
Beck Ulrich, La Société du risque. Sur la voie d’une autre modernité, trad., Paris, Aubier, 2001.
Chiffoleau Sylvia, « Santé et inégalités Nord/Sud : la quête d’un bien public équitablement mondial », in François Constantin (Éd.), Les Biens publics mondiaux. Un mythe légitimateur pour l’action collective ?, Paris, L’Harmattan, 2002, pp. 245-268.
Gabas Jean-Jacques, Hugon Philippe (Éds.), Biens publics à l’échelle mondiale, Paris, Colophon, 2001.
Kaul Inge, Grunberg Isabelle, Stern Marc A.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ec 26,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际移民, 多边主义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10
2009年11月，在雅典举行了第三届「移民和发展」世界论坛，紧接在2007年布鲁塞尔论坛和2008年马尼拉论坛之后，这些论坛皆探讨相同的议题。这个论坛提出了关于国际移民事务的全球治理计划，联合了出境国家，入境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协会，职业工会，雇主或资方，以及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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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94年，在开罗关于人口问题的世界论坛，首先指出移民问题属于重要的国际事务之一。十年后，在全球移徙小组 (Global Migration Group, 由Geneva Migration Group日内瓦移徙小组 转变而来) 之后，联合国组织的会长秘书，安南 （Kofi Annan） 也积极支持这个主张，在2006年于纽约建立了高层级的对话机制 (dialogue de Haut Niveau)，这个机制随后促成了年度「移民和发展」世界论坛的创立。如此一来，首要之务关系到如何阻止纯属移民入境国家的政府间不当政策。事实上这些 移民入境国家一向强调国界的检查控管，采取不当的措施并严重地违反人权。
从2004起，国际组织— 日内瓦移徙小组，联合国难民署 (HCR)，国际劳动组织 (OIT)，国民移民组织 (OIM) — 提议建立一个多边的合作机制，为全球移民政策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全球人口流动障碍可能对入境国，移出国货或移民本身可能带来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损失，这些国际组织希望确保全球人口流动的畅通，并将其化为促进全球发展的助力。
理论框架
这个发展过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将移民事务定义为全球公共财，属于全球治理的关键事务之一。另一方面，它主张以多边主义作为利益相互冲突的行为者之间的谈判方法。
1. 移民当作全球公共财。专家们的研究显示全球人口流动性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为了改善全球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因此指出：以政策配合促进全球人口的流动，并将其当作全球公共财。
2. 以多边主义为方法。在联合国组织范畴内，各国于2006年已达成妥协，把迁移和发展两个概念结合起来，随后成立的世界论坛即是以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在此必须强调三个要素：1）只要利益冲突的立场之间相互沟通交流，这关于移民和发展的讨论便得以进行；2）移民议题应该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不能仅仅以移居者的资金转移等经济后果为考虑，而要着重于创新和自由，这两方面也必须以人口的流动为助力；3) 重要的是把焦点集中在操作上的有效措施，以期正面地管理移民迁徙事务，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对入境国，移出国，以及移民本身都有利。多边主义也为不同的行为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全球人口流动和其产生的移民行为这个跨国性层次的议题得以受到关注。因此这也突显了经济网络，家庭网络和文化网络的建立。这种移民外交使我们可以超越安全的范畴来看待问题，传统以安全角度出发的观点只着重人口流动的边境检查与控管， 并且只关注其对国家主权可能造成的危害。
案例分析
在布鲁塞尔，马尼拉，雅典举行的三个论坛聚集了移入国和移出国，以及其它相关协会- 在雅典有1000 名参与者，有移民者协会，保护人权协会，专家，工会，雇主，发展协会等。这些协会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散，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大部分协会和原籍国家致力于 推动让北方国家签署1990年的协定。这个条约，也涵盖了那些特殊情况移民者的权利，明定那些非法工作者的工作权，包括了无身分者，和他们的家人。在2003年生效以来，这个协议内也有关于国际合作的条款。但是，因为签署协议都是南方国家，所以当前此协议是失败的。工会还认为这个失败是由于一个平行的外交模式，使得民间社会的代表脱节所导致的。最后，它们认为散居世界者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讨论并不明确，也否决了一个在联合国以外进行的过程的可能性。
然而，一些重要组织，例如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国际劳动组织，都提出积极的执行报告，以强调进步的事实。确实，在布鲁塞尔的论坛强调了人权措施的重要性，而马尼拉的论坛则是强调 如何执行。至于雅典的论坛，重点则是在于原籍国和东道国的发展问题。
雅典论坛的参与者提出的主要建议是：1）把迁移整合进入减少贫穷的策略。2）保证迁移和发展在国家政治层级上的一致和协调。3）收集关于在原籍国家和东道国家中循环迁移的资料。4）整合移民档案和重返原籍社会的经验，同时包含散居的人士。5）比较那些较为优秀的移民整合和社会保障政策。6）降低汇款的成本。7）研究后者对提高留在国内的居民的福利的影响。8）分析气候变化对迁移的影响。9）藉由以上各点进一步地考虑制度层面的问题。
然而，这样的论坛有什么未来的前景？至少，公民社会都认同必须防止未来空椅子政策的可能性。2010年将在墨西哥举办的下一个论坛，他们考虑建立一个更为合法和可靠的全球性辨论。在相同的逻辑下，重新定义一些已变成模糊的概念将被列入议程，尤其是 <原籍国家>，<东道国家>和<过境国家>。但是，对于移民这个议题来说，象征性仍然十分重要，被划进联 合国，也就是难民署这类的机构，将可以更加有力的确定这些行动。从今以后，我们清楚的明白，关于迁移的世界管理将只能以这样的模式进行。
参考資料
ICRMW –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ee for the Campaign for Ratification of the Migrants Rights Convention (Ed.), Guide on Ra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Geneva, April 2009.
PNUD- Programm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Éd.), Rapport mondial sur le développement humain. Lever les barrières : mobilité et développement humains, New York, PNUD, 2009.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La Globalisation humaine, Paris, PUF, 2009.
Dec 19,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公共财, 环境
Simon Uzenat
翻译 邱崇轩
Passage au crible n°9
自2009年12月7日至19日于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缔约方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第十五届会议。此次大会原欲通过一项在国际上有法律强制力的规范，以期能(一)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及(二)协调出今后可追寻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因应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此次会议并未达成预期目标，但我们不能否定一些新出现的组织单位替世界公共财产的治理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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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于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象征气候暖化议题取得初步的国际共识。此公约建立一个机关体制，以期制约排入大气的温室气体。1997年12月，于京都召开第三届会议，各国代表并于会中签署一项议定书，明订工业化国家(列于其附件一)，依照1990年水准，必须减少平均5.2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并于2012年12月31日期满，但美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平均个人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始终没有通过这项议定书。
第十四届会议于2008年12月在波兰波兹南 (Poznań)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秘书曾公开表示：「百分之50到80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行動和幾乎百分之百因應氣候變遷的防治措施是由地方層級領導。在2009年9月的气候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特别提到在国家底下各组织单位可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跨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的领导人则提到气候变迁带给各区域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显示，沿海地区、岛屿，或更广泛来说世上最不发达国家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承受百分之80的损害，但其实富有国家应承担百分之80的责任。
如同其他国际谈判时出现的外围机构代表，全球的区域政府透过专业的跨国组织串连成一个网络。其中最知名的当属「区域政府与永续发展网络 (Network of Region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rg4SD)」。此组织於2002年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千禧年高峰会上成立，其架构和目标雷同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第一个气候变迁宣言於2005年蒙特利尔大会上通过，并对波兹南第十四届会议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在相同逻辑下，於2007年，「区域联盟世界论坛 (Forum Global des Associations des Régions, FOGAR)」在马赛创立
区域政府不同於其他非国家组织，而有其特殊的身分。实际上，在国际会议中，比利时的省政府丶德国的邦政府，或在某些情况下，西班牙和加拿大的省政府，能够和其国家代表平起平坐。这些地方政府代表可以直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秘书处提出同意或修正案，且参与各项协商。由此看来，地方政府组成的网络(被联合国视同为非政府组织，并给予其观察员的身份)，凭藉其部分成员的人际脉络正逐渐取得影响力。
理论框架
各国区域政府参与国际层级的气候变迁谈判突显出两个关於全球化过程的重要议题。
一丶 非国家层级的外交
无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的关系如何，绝大多数在区域层级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和气候变迁议题密切相关(交通丶住宅丶能源等)。因此，区域政策将有助於改变中央丶地方两个层级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参与国际谈判时的场合。举例来说，欧盟认同地方政府参与国际活动，并并成立特定基金会，扮演关键角色。此非国家层级的外交模式，实际上混合各层级的行为者，包括非政府组织丶跨国企业和国家三个阶层的行动。
二丶 世界公共财产
气候毫无疑问属於世界公共财产之一，且也属於需要全球性治理机制的重大议题之一，而此一机制显然仍在建构中。当今全球性的问题，实际上已不再能够单靠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难题需要依赖国家把权力移交给区域，中央政府放手让地方单位相互合作。说来矛盾，但从国际上来看，此模式可以再次加强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同时间彰显跳脱以跨政府框架解决问题的迫切性。
案例分析
从今以後，环境公共政策的拟订丶介绍和推动，被国家以下各领域的行为者列为重点工作，并以区域为首要层级。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曾於1995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吁，中央政府应思考如何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机关单位。大约同个时间开始，国家的权力逐渐衰弱，其治理和干涉的能力也都加速减退。事实上，为了减少支出，政府纳入原本遭到边缘化的机构组织，并进行重组，国家的力量也因此减弱。依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来解释，国家被引导下放并於末端机构重组某些实用政策，但却同时落实中央决策的机制。如此一来，国际组织反倒被孤立且力量被削弱。实际上，对国际组织来说，这些新的行为者是发展合作关系的契机；然而，国际组织急欲扮演全球治理者角色的意图亦受到威胁。
地方政府虽已组成的国际网络，但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发展造成其运作仍然相当脆弱，此亦是全球化的特徵之一。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些国际网络的成员大多来自「南方」国家，贫穷甚至受制於同盟内其他强势国家而被边缘化。
这些国家之下机关组织主要的本事即在适应全球化所产生的特徵和疑虑，如此看来和跨国公司相似。举例来说，其活动包含追求规模经济，增加公丶私立合作者，又甚至是在国际上加强宣传。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六十个各国区域领袖，於12月15日，一同参与由「气候团体 (The Climate Group)」举办的「2009气候领袖峰会」。这个国际性的团体是由布莱尔 (Tony Blair) 协助成立，成员包含五十多个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超过三十个地方政府，如加州丶魁北克丶巴伐利亚。在此情况下，我们观察到这些行为者的整体行动似乎遵循自发的责任感而非依照一般情况下的国家意志。但是，国家没有其他选择而下放权力并不能解释成以国家为框架的治理原则已被抛弃或忽视，从哥本哈根会议的结论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更适切来说，这是一个政治权力分配的普遍过程
参考資料
Hocking Brian, « Patrolling the “Frontier”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the “Actorness” of Non-Central Governments », in: Francisco Aldecoa, Michael Keating (Eds), Paradiplomacy in Acti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9 (1), Spring 1999, pp. 17-39.
Ollitrault Sylvie, Militer pour la planète, Rennes, PUR/Res Publica, 2008.
PNUD (Ed.), La lutte contr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 un impératif de solidarité humaine dans un monde divise, Rapport mondial sur le développement humain 2007/2008. Consultable a l’adresse :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7-2008/chapters/french/
Strange Susan, « The Defective State », Daedalus, 124 (2), Spring 1995, pp. 55-74.
Dec 7, 2009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南北对立, 国际金融
Florent Bédécarrats
翻译 陈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8
南美农村金融论坛(FOROLAC)集合了大约350个个体金融机构 (IMF，Institution de microfinance)，服务南美洲超过两百五十万的民众。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此论坛在2009年12月举办了一个研讨会，讨论主题为：家庭农业，农业主权与农村金融体制：面对危机的挑战与机会。这项国际盛事聚集了超过六百名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社会运动团体、政府机关、公有银行，以及私人企业等的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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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及独立运动之后，大部分的南美国家都成立了公营银行来资助其发展。然而，这些机构遇到了很多失灵或沦为政客工具的情况。在政府不得不定期重整这些机构的资本同时，也造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国债与赤字的严重增加。1982年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 (IFI，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Internationales) – 最后的资金借贷者 – 应该要帮助国家脱离不停支付这些债务的情况，并协助实施某些政策进行改善。最主要的要求，便是金融体系自由化，公共支出的减少，以及终止此类发展银行的建立。
个体金融就在这波体系调整的政策中，出现于社会中。它们的建立透过某些特殊机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包括储蓄、保险、以及国家或国际资金的流动，逐渐的巩固其地位。自80年代中期开始，支持这个领域的国际借贷者承认了它们的金融恒久性。这些机构开始催促个体金融机构进行成本回收，同时开始摆脱外来的帮助以解放补贴金的限制，并吸引私人基金的投资。同时有许多的个体金融性质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转型成匿名组织或是银行，以及储蓄和信用合作社也开始边缘化。
2006年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获颁诺贝尔奖，以及后来许多国际间的赠勋，使得这个模式受到了认可。对于形象来说，接受这样极具象征性的荣誉也增加了个体金融的风险。某些个体金融机构的不当行为及惊人获利，都使得对其的批评更加的恶化。再一些南美洲国家 – 例如玻利维亚、厄瓜多或尼加拉瓜 – 新的社会党政府对个体金融展现出明显的敌意，并寻求将其国有化或是以新的公营银行代替之。
理论框架
1. 个体金融的规则与调整。在要求其利于发展的功能之余，个体金融仍然是以市场原则经营，这种情况使得社会与商业，公有与私有之间的界线变的模糊。再者，虽然它们是由跨国行为者来推广，例如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发展与投资机构，个体金融的各种行为还是来自于国内层级上。跟所有金融活动一样，这类的个体金融经常是由国家来经营和调整。这种混合的模式有利于个体金融的领导，让其建立在由国际论坛创造出的规则之上。
2. 发展政策的私有化。在过去三十年间。发展行为者的策略主要立足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上。在这个情形下，国际金融机构要求国家限制其农业或金融政策，扮演一个推动让市场更为开放，自由竞争及极少限制的角色。在实务上，公共行政的直接介入被视为是无效率的，并会使私人行为者，例如NGO和商业公司的利益减少。
案例分析
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粮食危机都对现有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质疑。在农业方面，全球生产的缺乏，以及附加价值的分配不均，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此，我们必须强调商业自由化造成农工业体必需与资本化后的其它农业机构(占全球人口41%)直接竞争。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球价格被定在前15%最具生产力的族群的产值。这样的不平衡造成了占全球贫穷人口75%的乡村人口越来越贫困。换句话说，对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世界农业发展基金 (FIDA，Fonds international de développement agricole)，或是世界银行来说，必须农业重新置于发展政策的优先选项，但是存在着继续深化此种农工业类型以及重新赋予家庭农业价值这两派的矛盾。然而，借着社会运动而取得政权的南美洲国家的社会党政府，倾向于选择第二个方案。
另一方面，个体金融在提供那些受随机因素影响甚大的小型农业体上，并不是十分情愿的。因为这些小农业体无法提供任何的保证，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去承担个体金融机构极高的利率。因为这些原因，个体金融经常专注在城市里，较常提供资金给小型商业体，或是藉由那些从农村出走至都市的人来提供服务。如此对于保障农业发展市场的失败经常让人对于个体金融的形象产生负面效果。再者，也让被要求不对个体金融机构进行控制，或是降低极为严苛的利率的社会党政府有了借口来介入个体金融。
对于个体金融来说，他们加强了各种不同的机构彼此之间的联系。例如，他们成为一个社群，以获取必须的法律知识，或是在国际组织及其它有力的经济行为者中获得支持。对于在南美农村金融论坛中的那些较接近社会及农村的组织来说，他们希望强化他们的合法性，让其与乡村的机构更为靠拢。为此，他们制定了某些农业或乡村计划，并寻求与公共发展银行进行结盟。为了讨论这个议题，南美农村金融论坛在巴西举办的这场研讨会是相当具重要性的。因为在个体金融机构与政府间关系紧张的此刻，这个研讨会代表着寻求与鲁拉政府的关系修补，以及制定一个可接受的参考方案。
参考資料
Guérin Isabelle, Lapenu Cécile, Doligez François(Éds). La Microfinance est-elle socialement responsable?, Revue Tiers-Monde, (197), Janv.-mars 2009.
Mazoyer Marcel, Roudart Laurence, La Fracture agricole et alimentaire mondiale : nourrir l’humanité aujourd’hui et demain, Paris, Éditions Universalis, 2006.
Trivelli Carolina, Venero Hildegardi, Banca de desarrollo para el agro : experiencias en curso en América Latin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