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0,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象徵性政策
Jenna Rimasson
翻譯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21
2010 年 04 月 30 日,中國總理胡錦濤在上海舉行世博會的隆重開幕式,這項盛事將進行 到 10 月 31 日。2008 年 08 月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會以後,世界目光便集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身 上了。在世博會現場中將近 72000 名,以及分散在上海市內 100 000 名的志工,將在整個博覽 會期間接待來自中國和外國的參觀者。在這場懸掛了 182 個國家和 57 個國際組織旗幟的展覽 會中,上海當局創辦了有史以來最昂貴的世博會。高達 4.2 億美元的預算,若是考慮到整體城 市規劃的話,則更將達到 5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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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851 年在工業革命浪潮中,在倫敦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目的是要介紹個個不同參 與國的技術創新。1928 年 11 月 22 日,31 個國家簽署了巴黎公約,並設立了國際展覽局,負 責規劃這些活動。它後來被各種協議和修正案修正了,最後的是 1988 年貫徹的。現在已經有 157 個簽署國,但是,美國的缺席更值得注意。設置在巴黎的國際展覽局目的在於增進信任與 世界的文化團結。這個組織通過兩種展覽以實現其目標:國際展覽(專業型)或稱做認可類的 國際展覽會,以及世界博覽會或稱做註冊類的國際展覽會。
世界博覽會集合各國,國際組織和民間社會的代表,就像是一扇櫥窗,在和平的競爭範 圍內,這些機構展示它們的相對優勢。在過去,這些展覽揭示了各國的在冷戰衝突前的殖民實 力,特別是在 1958 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原本各國都在同一個中心中進行展覽,參與者現 在則是建造屬於自己的展館,也代表著建築實力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代表性的例子是巴黎 1900 年的艾菲爾鐵塔,布魯塞爾 1958 年的原子塔,西雅圖 1962 年的太空針塔還有蒙特婁 1967 年的生物圈。
理論框架
一、 結構性權力。這個由斯特蘭奇 (Susan Strange) 所提出的概念,跟現實主義學說的關 系權力有所區別,它指了行為者塑造國際政治的能力。這個概念包括安全,生產,知識和金融 的結構。在這裡,後面三個結構是較為重要的。事實上,與會者展示了那些需要專門知識與技 術的國內產品。這說明了傅柯的原則:知識就是力量,同時也涉及公共和私人資金的籌集。
二、軟實力。做為一個極具影響力和說服力的概念,它顯示一個思想和文化的吸引力進 程特征,企圖擺脫傳統的軍事和經濟力量。
案例分析
通過這世界博覽會,中國盡全力地展現其壯麗宏偉的氣勢。很明顯的一個證據就是高達 49米的中國館,俯視整個展覽場,中國當局禁止其它參與國的展覽館高度超越中國館。由這樣 的炫麗排場,中國其實在對其它國家實行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暴力行為。到80年代為止中國一 直處在世界體系的邊緣,然後成為世界經濟的工廠,中國現在已不再安於默默承受全球化所帶 來的衝擊。相反地,他今後打算在這些主要的國際行為者行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種重整世 界秩序的野心是建立在軟實力的散播之上,即以中華文化征服全球的投射力量。這說明在這個 博覽會期間中國精心設計的壯觀場面並非是微不足道的。特別是提到武當和少林的武術表演吸 引了來自全球各地觀眾的目光, 特別是在電影臥虎藏龍在國際上大受歡迎之後。而茶道表演或 木偶和皮影戲表演(後者特別迎合年輕觀眾的口味)同樣地證明了這個具肯定與誘惑意味的邏 輯。
中國官員不斷強調其文化的特異性為了能加強海外僑民的凝聚力,或更廣義地說是為了 凝聚所有亞洲國家人民,因為中國希望成為這些國家的發言人。在這裡要特別提及世博會的吉 祥物“海寶”,這個構思從「人」這個字的概念出發,如同世博會徽的圖案象徵地呈現了「世」 這個字。隨著英語逐漸取代了某些語言成為必要的貿易和外交世界語言,中文反而被視為一種 進行語言和文化抵抗甚至具進攻性的戰略首選工具。按照國際展覽會當局的規則,每一屆世博 會都應該有一個主題,中國當局選擇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藉著這次的機會中國欲讓世 界將其視為現代化動態過程中不可忽略的角色,特別是關於都市化、永續發展和國際團結。在 這方面,中國援助非洲國家參與世博所播的預算證明了它想當未來世界霸權的野心,這個決策 當下正值第20屆非洲世界經濟論壇在三蘭港市(坦桑尼亞)舉行,其主旨是「重新思考非洲成 長策略」。此外,在博覽會場內安裝世界最高的溫度計(165公尺高)也顯示中國對於世界環 境問題願意共同承擔責任,尤其在世界溫室氣體絕對值的排放紀錄上中國是世界第一。最後, 在面對國際關於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譴責,中國當局利用上海世博會時機來推行打擊盜版和仿冒 的宣傳活動。
雖然許多觀察家提出這次博覽會的籌劃成本創下了紀錄,但是應當同時考慮到投資的潛 在回報。同樣地這也促進了在開幕式與二十多名外國領導人的談判協商,甚至也促成了重要商 業合同的簽署。同樣的邏輯,像是薩科齊就與中國商談了一項關於協助建造核燃料再處理工廠 的協議。
儘管目前正值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於2010年4月25日已成為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今日 它給全球留下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繁榮印象。通過舉辦這個以創新技術為導向並且有利於經濟成 長的博覽會,中國證明了在全球經濟中心轉移之際其有能力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參考資料
Kita Julien, La Chine, nouvel acteur du système multilatéral, Compte-rendu du séminaire : China : a New Player in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18 avril 2008, IFRI, Paris, 18 Juillet 2008.
Kurlantzick Joshua,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ite officiel du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s disponible à l’adresse Internet http://www.bie- paris.org/site/fr.html [5 mai 2010]
Site officiel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Shanghai 2010, disponible à l’adresse Internet http://fr.expo2010.cn/ [5 mai 2010]
Mar 23,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道, 南北對立
Clément Paule
翻譯 張瀞雲
Passage au crible n°20
1 月 21 日發生的地震估計造成了約七十九億美元的損失,約莫是海地國內生產總額的百 分之一百二十,各國援助者在海地國際援助會議中已決定在中長期內捐助九十九億美元幫忙重 建。各方評論家首先強調資金動員調度的成功,其運作進度遠比預期來得好,並且也抵消了普 雷瓦爾 (Preval) 政府預估所需的資助金額。此外,許多分析也特別指出雙邊或多邊出資者於 其中的參與過程,相關參與者還包含非政府組織,散居各地的海地人,私人部門以及地方民間 社團。其中的關鍵在於國家重建時如何完善地運用已經取得的工具和資源,以及應該如何協調 參與度不盡相同的相關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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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在近幾十年來海地經歷過不少的大規模天然災害,主要是那些由水文和氣像因素結合所 造成的天災。在這些近期的天然災害中,珍娜颶風於 2004 年造成好幾千人的死亡,特別是在 葛拿伊夫 (Gonaïves) 這個離王子港港口北部 150 公裡遠的地區。這個區域在 2008 年 8 月和 9 月再度受到四個颶風的連續侵襲,造成了近八百人死亡。這些災難使得超過八十萬人的生活 陷入愁雲慘霧中,估計造成超過十億美元的損失。
這個國家一直以來受到國際極大的關注,因為它被認為是一個脆弱國家,或甚至可說瀕 臨垮台的國家,被當成是加勒比海地區的潛在不穩定因子。海地與其鄰國多米尼克地緊張關 系,海地移民問題 ——散居全球的海地人估計有近兩百萬人,以及生態環境等問題一直是各國 擔憂的議題。在這個背景下,長期以來社會經濟情勢的高度不穩定性和不對等而經常變動的國 際援助使得一些出資者的援助發展計劃遭遇失敗。為了補救這種情況,這些雙邊和多邊的行為 者在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刻會舉行會議來協調彼此的策略,像是此國家在 1990 年發生的軍事 政變和 2004 年前總統讓·貝特朗·阿裡斯蒂德 (Jean-Bertrand Aristide) 受到驅逐等的政治危 機,或是有重大天然災害發生之時。因此 2009 年 4 月 14 日在華盛頓召開了國際援助會議,時 間點落在飽受颶風侵襲及飢荒肆虐的 2008 年過後不久的時間。
理論框架
一、災難外交。大規模的天災人禍一直是國際團結一致動員的重要標的。因此各國政府 與政府間組織爭相投入此活動場域,期望透過更多的參與讓自身在這些媒體大肆報導的災難事 件中增加國際能見度。
二、援助的合理運用與分配。海地的重建激起了各方對於這些雙邊及多邊出資者的運作 策略的關注與討論。這些專門處理關鍵政策議題的權力機構與工具資源具有復雜化的傾向,這 些關鍵的議題則依照實際的技術性考慮來重新定位,例如各項計劃的協調與運作效率。
案例分析
某些地方性或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往往對於美國的無所不在有所批評,不論是在海地當 地 ——在當地有近兩萬名美軍部署駐守,或是在外交的談判方面。國際會議的召開地點以及柯 林頓夫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皆是美國無所不在的最佳證明,即使實際上前總統柯林頓是以聯 合國海地特派員身份參與其中 ——在參與2004年南亞海嘯的災後重建之後,柯林頓於2009年5 月起擔任了這個特派員的職務。希拉裡也因此擔任了這些會議的共同召集人 ——伴隨著總統勒 內·普雷瓦爾 (Rene Garcia Preval) 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Ban Ki-moon)。這種美國的監護 機制引起了許多的批評,像是紐約時報報導指出,一名歐盟外交官曾很諷刺地提及柯林頓夫婦 像是在表演唱雙簧。此外,海地政府也很擔心被美國國務院排除在單方面執行的計劃之外。
另外,國際會議的籌劃也顯露出歐盟外交的矛盾處。事實上歐盟對於海地重建付出了重 大的貢獻,大約將近十六億美元,其中法國貢獻了二億四千三百萬美元。這個數目明顯多於美 國十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捐款金額或加拿大的三億九千萬美元,但捐款金額多寡並未能反映到政 治層面上的收獲。在這方面,歐盟外交事務的最高代表凱瑟琳·艾希頓 (Cathrine Ashtoon) 因 為未能在地震後像希拉裡一樣立即親赴現場而受到很多批評。1月19日以來,歐盟議員及人道 觀察報告員蜜雪·史特福勒 (Michele Striffler) 則被認為在面對美國鋪天蓋地的參與介入,她沒 有為歐盟在此事件中作出更多的反應。此外,艾希頓也因為在外交上缺乏經驗而聲勢滑落,她 還同時必須面對輪執主席國西班牙的競爭,西班牙在海地災後重建中的表現相當活躍。她也必 須協調各個成員國單方面發表的意見,像是法國在1月14日提出要籌備召開國際會議。特別在 2010年1月底,這個分裂與不和的印像被加重,因為各國對於向聯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 (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 stabilisation en Haïti) 派遣上百名士兵的意見有分歧。法 國,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荷蘭同意派兵前往海地,而德國與英國則反對參與此項行動。
這一次的歐盟運作障礙事實上可以解釋為各國境內海地移民的多寡不盡相同,因此對於 海地的關注程度也不同,像是美國和加拿大境內的海地移民人數眾多自然對此事件有更多的關 注。災難國自身必須能對資源有完全的配置與掌控權,這個要求由歷任海地政府的經驗看來並 沒有成功過。然而這個邏輯顛覆了80年代以來由非政府組織集中援助資金的運作機制,目的是 為了要規避那些貪污和無能的國家行為者。如此一來,也同樣能對那些頑強的政府施加壓力, 例如1991年美國裁定的禁運政策,在阿裡斯蒂德總統被政變推翻後,這項禁運政策禁止所有物 資援助輸入海地。然後海地的相關行為者參與行動仍處處受到限制,各界也仍對此持保留態 度。這次新成立的臨時重建委員會將由海地總理貝勒理福 (Jean-Max Bellerive) 和聯合國特派 員柯林頓共同主持。姑且不論當地許多社團組織仍被排除在重建的運作過程之外。最終,一個 聚集了全球各界捐助的國際資金將直接由世界銀行來管理。這個協調的合作機制在未來將是災 難救助領域中良好的全球治理的一個關鍵。然而這樣一來,這個高度理性化的運作模式也將抵 消正在發展中的全球公眾行為的異質性。而這些創舉也可能在實際操作上遇到阻礙,更可能遭 遇其它不同國際行為者的競爭。
參考資料
Buss Terry, Gardner Adam, Haiti in the Balance: Why Foreign Aid Has Faile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Mac Farquhar Neil, “Haiti Frets Over Aid and Control of Rebuild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0. Maguire Robert, “Haiti: Towards and Beyond the Donors’ Conference”, USIP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eace Brief, USIP, (17), April 8, 2010.
Mar 20,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道
Philippe Ryfman
翻譯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19
規模高達 7.0~7.3,2010 年 1 月 12 日在海地發生的地震是近二十五年來最嚴重的其中一 場災難。這場地震在首都及鄰近城市造成了至少 23 萬人死亡,30 萬人受傷,以及 120 萬人無 家可歸。另外,估計有 75 萬人遷移至外省。在物質損害方面,則達到每年國內生產淨額的百 分之 120。面對這樣的一場浩劫當中,有許多的人道救援團隊來到這個島上。然而,這些救援 受阻於太子港機場的堵塞、港口的阻滯、主要設施的毀壞、以及政府機關的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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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國際人道救援系統自 90 年代起,開始由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紅十字會、聯合國相關機構 以及國家共同組成。跟一般想法不同的,一場自然災害總是會伴隨著政治的因素。災害會突顯 出一國政府面對與處理危機的能力,無論是由國家機器或是公民社會來進行災害控管。2010 年 2 月 27 日的智利大地震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在區域層級上,可以注意到在海地地震中,多 米尼加共和國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即使這兩國傳統關系並不密切。另外,也應該注意巴西所扮 演的角色,以及墨西哥在地理上如此靠近,卻缺席了後續行動所代表的意義。最後,若是結合 區域與國際觀點,美國的強力介入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不過,對於國際人道救援系統中的 某些團體來說,這場災害的背景以及過程使得他們面對一個重大的危機,並在未來存在著重組 的可能。
理論框架
一、跨國私人行為者—非政府間組織以及紅十字會—或是公共行為者—聯合國機構以及 歐盟,長久以來在人道救援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2004 年 12 月的海嘯之後,除了以往常見的 互動及伙伴關系以外,不同人道救援行為者之間更具協調及理性的合作關系開始成型。這樣的 方法使得救援行動更加廣泛,並且避免重復行動造成的浪費,也讓救援聯絡網更為良好。
二、國際人道救援的全球治理開始在聯合國的系統下形成,並由其負責整合操縱國際救 援行動。
案例分析
自2005年以來,一個關鍵領域的重整開始被推動,包括了那些可操作或是跨領域的部 分。接著,開始致力於財政部分的重新規劃,建立了一個金融機制CERF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用以取代聯合國下屬機構的資金募集系統。另外,聯合國秘書長以及其人道 事務聯絡辦公室 (OCHA,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被賦予共同監督的 責任。
但在海地,這樣的協調機制遇到了嚴重的不足,這一點由聯合國人道事務副秘書長赫爾 姆斯 (John Holmes) 所承認。另外,國家的人道行為開始與其競爭,甚至取代之,尤其是美國 的行動。這樣的行動大部分都圍繞著軍事中軸展開。但是美國這樣的政策似乎是令人擔心的。 首先,是因為這樣的方式曾在90年代初期被檢驗,並立刻由於實際因素被揚棄;一連串的失 敗—從索馬利亞到盧安達—暴露出其無效率的缺點。但也是因為這樣的方式造成了對人道救援 的基礎和原則的質疑。而那些繼續存在的—在阿富汗,尤其是2001年後出現的地方重建團隊 (PRT,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 ,更確定了這個爭議點。第二,這種軍事化的人道救援 行動,並不是那種在蠻荒之地進行全面救助的神聖騎士。在他們的行動之前,海地的或國際的 非政府間組織,例如MSF、ACF和CARE都已經隨著國際紅十字會對人民進行援助。例如無國界 醫生組織 (MSF,Medecins Sans Frontiere) 在法國的唯一分會,在數天內便在當地建立起四座簡 便醫院,並從一月起對上萬人進行治療。至於ACF,透過其淨水計劃 (WASH) 每天都幫助了十 萬人。最後,Solidarite、Oxfam、CARE、法國紅十字會和其它聯合國團體都在援助無家可歸的 人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國家針對國際層級的重建的討論的速度—2010年3月31日在紐約召開的會議—似乎代表著 人道危機已經結束了。然而,這個問題其實仍舊持續著,因為災後重建的問題並不僅僅是技術 面的—大量的流浪人士、傷員、境內城鄉間的流離、毀損的建築物—也不是在短短幾周內就可 以解決的。這些問題都需要數個月,甚至是一兩年的時間才能夠獲得解決。所以,短期的人道 需求仍然是必須重視的,現在的關鍵點則在於預先規劃這方面的預算,無論是金錢的或是人力 的,以用來面對不時的危機。只去看豪大雨、熱帶氣旋或是颶風的季節是很危險的。海地的重 建的確要依賴非政府間組織在公民社會中的努力,但是相關機構和其它國際伙伴也是相當重要 的。
這場地震帶給我們一個長久以來被忽略的事實,這個事實從今以後應該要在國際間受到 重視。在一個越來越都市化的星球上—2025年將有25個城市居民超過1000萬人,其中10個超過 2000萬人—這樣的自然災害將會造成巨大的人口及物質損失,尤其是在貧窮國家中。因此,海 地所代表的,是一個國家貧窮人口越多,對於自然災害的抵抗能力就越弱。所以再各個救援行 動之間的協調就顯的益發重要。然而,若是人道救援的國際治理實際上是由國家來掌控,非政 府間組織以及聯合國下的機構,其主導角色將會受到質疑。對於受害者的救援與協助,其最適 當的範圍,將會附屬於政治考慮之下,並伴隨著可能的忽視與大幅減少援助。
參考資料
Action Aid, The Evolving UN Cluster Approac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kistan Earthquake: An NGO Perspective, Londres, Action Aid Internationl, 2006.
Adinolfi Costanza, Bassinouni David, Lauritzsen Halvor, Williams Roy, Humanitarian Response Review, OCHA, New York, Geneva, 2005.
Chevallier Éric, « Politiques et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6.
FICR, Rapport sur les catastrophes dans le monde, Genève, HCR, 2009.
Makki Sami, Militarisation de l’humanitaire, privatisation du militaire, Paris, CIRPES, 2004.Coll. Cahiers. Ryfman Philippe, Une Histoire de l’humanita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Coll. Repères.
Mar 18,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人權, 數位工業
Alexandre Boha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18
Google 公司於 2010 年 1 月宣布停止審查其網站的內容,但在此之前,Google 其實接受中 國政府的這項要求。但是,雙方對峙愈演愈烈,谷歌目前冒著可能得捨棄中國市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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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資訊和電子通訊工業常被要求輔佐公權力以擷取網路上不法犯罪情事的資訊。然而,不同 於其他競爭者,如 Yahoo 等,Google 始終對公佈此類訊息抱持懷疑的態度。Google 甚至曾經拒絕 和美國司法部合作,共同處理網路色情問題。但 2006 年,Google 的領導人做出令眾多專家學者訝 異的決定,因為 Google 居然接受當時北京所設下的諸多限制。然而,Google 近日卻決定不再屈服 於這項要求。
首先必須了解到中國的網際網路以每年 40%的幅度成長,目前約有 3 億 4 千萬名使用者, 並正擴張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為了應付這個驚人的發展,如同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政府 所施行的控管措施,中國共產黨政府亦備有司法及警察程序予以管制。超過 3 萬名人員依據 60 項 法令規章,監控網路使用;自 1998 年以來,「金盾工程」封鎖所謂不受中國政府歡迎的網站。哈 佛大學的學者清點出 18 931 個因政治因素而無法開啟的網站。此外,中國官方持續在此一領域暗地 施行保護主義措施。實際上,相較其他外國投資業者,Google 的資訊系統經常遭受網路駭客攻擊, 甚至必須面對眾多不實指控,譬如其搜尋引擎鼓勵色情內容傳播等。
理論框架
一、 美國軟實力獨霸全球的爭論。
透過大規模審查入口網站和網頁內容,中國政府試圖過濾國際企業欲傳達的生活模式和社 會的集體表象。這些資訊和知識所能產生的權力,奈伊 (Joseph Nye) 似乎還低估了其影響範圍而把 之歸納為「軟實力」。軟實力可以影響外國社會,但實際上,它仍侷限在美國「結構性權利」的範 疇。這個文化層面的解釋有助於理解當前 Google 和中國政府之間的衝突,而與傳統理論對立;吉 爾平 (Robert Gilpin)、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和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等,僅分析經濟、 軍事範疇的問題。
二、 國際政經情勢的多元化發展。
Google 和中國政府這次的事件不能簡化成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而應該分析國際事務錯綜複 雜的各項環節:a) 國家和企業的關係,由斯特蘭琪 (Susan Strange) 提出的觀點;b) 由經濟、文化和政治層面探討國際事務的多元化發展,如瑟尼 (Philip Cerny) 提出的觀點。第二個觀點試圖解釋在全 球化的影響下,國際空間遍佈愈來愈多元的行為者,它們的言論分歧,甚至對立。我們可藉此了解 為何獲利和商業目標亦能促使 Google 爭取民意以提出理想的政治典型。
案例分析
中國政府認為網路是一種具危險性的媒體,因為它以網狀模式運行全球,卻沒有主管機關 負責。網路上所成立的政治論壇使得網路亦是一個公共空間,但因不受控制而對在位者有潛藏的危 險性。相對來說,作為一種溝通的工具,網路同時也是共產黨搜查反對人士情報的利器。但是,身 兼搜尋引擎和線上服務供應業者,Google 商業上的成功來自於使用者對它的信賴及其搜尋各類資訊 的能力。此外,谷歌的運作模式啟發自英語系國家的文化傳統,尊重個人自由,每個人都能隨性地 和另一人溝通、反應和交流。但對領導人來說,一但中國民眾熟悉這項工具可能導致顛覆性的行為 舉動,鼓吹言論自由,進而威脅政權。還有其他諸多例子,但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極權政體無法 妥協。
此外,由公家機關領導的限制措施突顯出中國正強力挑戰美國統治的國際體系。事實上, 套句吉爾平用在分析霸權關係與國際衝突的詞彙,中國表現出崛起挑戰者 (rising challenger) 的態 勢。由於經濟前景看好,中國成功地提出一個原創的資本主義典型。美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法則的 社會,尊崇財產私有及個人權利,而另一方面,中國則提出階級社會主義,且國家在其中扮演關鍵 角色。當然,中國已能適應全球化資本主義需求,但它仍堅持拒絕採納西方的社會、政治模式。
中國政府和 Google 近來發生的爭議亦有其經濟考量,在中國市場 Google 其實遠遠落後對手 「百度」。美國 Google 公司一年在中國有6億美金的營收,但僅佔31%的市場總值,至於中國對手 百度則有63%,且其營收以每年39%的幅度成長。Google 公司的在中國的劣勢可見一斑。而正是在 這個背景下,Google 做出不再審查網站內容的決定,不但賦予公司本身十足的正當性和廣大的媒體 效應,Google 並以捍衛網路使用者的自主權益為名辯護。除了這個具象徵性的訴求外,順代也替 Google 提升競爭優勢,因為被查禁的資訊只能在 Google 網站上看到,預料將可提升其搜尋引擎的 使用率。這項爭議顯示非國家行為者能在國家和企業的關係結構下保障資訊權和公共自由。
無論整起衝突之後的發展為何,兩方緊張局勢已部分否定民主演化理論學者的假設─中國經 濟開放為其邁向民主化政權的第一步。與此相反,中國宣揚另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社會政治發展模 式,也使其成為美國霸權的有力的挑戰者。
參考資料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ohas Alexandre, « The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 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t of Soft Power », Global Society, 20 (4), oct. 2006, pp. 395-414.
Cerny Philip G.,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mm Jens, Thomas Simona (Eds.), Chinese Cyberspaces: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Political Eff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6.
Hughes Christopher, Wacker Gudrun (Eds.),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of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London, Routledge, 2003.
Nye Joseph, The Powers to le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trange Susan, Stopford John,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Zittrain Jonathan, Edelman Benjamin, «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Harvard Law School, 20 March 2003 : http://cyber.law.harvard.edu/filtering/china/.
Mar 11,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聯合國
Armelle Le Bras-Chopard
翻譯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17
距今三十年前的 1980 年 3 月 1 日,反女性歧視公約(CEDAW)被各國所簽署,此份公約在 1979 年 12 月 18 日被聯合國大會所通過。雖然此份公約被 95%的聯合國會員國所簽署,但它並 沒有被所有的國家批准,而有些國家由於某些國際法的傳統規範而對其內容有所保留。此份文 件後來由 1999 年 12 月 6 日的一項附加議定書補充,該議定書於 2002 年生效,希望讓此公約 更具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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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在19世紀末期,女性便以跨國方式聚集起來,大力鼓吹通過一項保障性別平權的國際條 約。在這樣的壓力下,聯合國在1946年成立了一個政府間的委員會,稱做「婦女狀況」。這個 組織主要的目的是要編寫國際法規,隨後便制定出反歧視女性公約以進行制度化。
此項公約是為了消除兩性的差距,對抗所有歧視女性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目的 是在重建男女之間在各個領域中的平等—公民、文化、經濟、社會、政治—透過國家立法來實 現。
後來成立了一個23名民間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監督此公約的執行。它每年都提交 一份報告給聯合國大會,每四年審查一次國家的各種作為。隨後,它會與國家進行會談,並邀 請聯合國在內的專門機構參與。最後,它會對該次評比做出結論,並提出建議與方案。然而, 此委員會並無法直接糾正國家對於這些建議的違反行為。所以在後來的附加議定書中,便加入 了一項控管的程序,也就是個人或團體遞交訴狀的可能性。
理論框架
一、 人權。此份公約首次承認歧視女性等同於違反人權。先前引用的國際法範例,也就 是聯合國憲章以及人權宣言,都過於受限和籠統。反女性歧視公約所倡導不只是性別的平等, 更追求女性自行決定是否重新成為生產力。但是,若這個公約所要的一開始是平等正義,它所 帶來的進步將會對更深層的人性面有著正面影響。
二、發展。此份公約針對的層面包括民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建 立在聯合國發展計劃(PNUD,Programm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中的人類發 展指標(IDH,Indice de Développement Humain)上。女性的自治—尤其是伴隨著教育方面—代表 著減少貧窮的必須條件,也成為公共發展援助 (APD,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的首要 目標。一個有效的職業平等—在北方國家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也提供了一個量化成長與現代化程度的指標。民主也是一項關鍵,因為女性參與決策也是一種發展指標,或稱做授予權力 (Empowerment)。如此,這樣一個不可或缺的社會融合過程可以讓執行層級從國家轉移到地方 組織,使兩性在共同價值與目標上的整合更為容易
案例分析
與其它有關人權的國際條約,例如兒童權利公約不同的是,反歧視女性公約雖然獲得了 幾乎所有國家的簽署—除了索馬利亞、蘇丹和伊朗以外—在於執行上還是經常遭遇困難。舉例 來說,由於基督教徒的反對—針對人工生殖權利的敵意—美國就沒有批准此公約。至於其它國 家,他們采取保留以限制某些條文的實質運作,避免那些具有強制力的條款加諸國家法律之 上。如此,馬來西亞就認為某些條款違背了回教原則,而阿爾及利亞則認為侵害了主權。同樣 的,第 15 條—有關男女在法律前平等,以及通行自由上—在尼日就只有單身女性享有此權利。 但最具爭議的部分則是婚姻及家庭的部分—親權、財產權和最低結婚年齡—在這部分有半數的 國家采取保留,尤其是中東與北非國家為了伊斯蘭教的規定而保留。最後,即使附加議定書比 公約本身更具強制力,對於簽署國來說,議定書仍然是可有可無的。然而,議定書仍代表著某 種程度的進步,代表著法律條文成為實際執行政策的一個進程。在這樣的一個框架中,委員會 的成員便可以在墨西哥對於在華雷斯城的女性綁架及謀殺進行調查;在這個區域中,施加於女 性的暴力一直存在著。
整體來說,此公約被女性團體所引用,來對政府施加壓力,以尋求在該國中女性地位的 改善。在這個情況下,幾內亞—1982 年批准公約—在 2006 年投票通過一項強力的法律,對於 性侵害的犯人處以監禁。同樣的,埃及積極推動提升女性識字率的政策,以降低在 1986 到 1996 年間百分之十一的文盲率。
不管遇到怎樣的困難,反歧視女性公約建立了一個具指標意義的工具,用來在國際層級 上改善女性地位,即使兩性平權的全球化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名詞。今天,非政府間國際組 織以及各種相關活動都在對抗舊時代的觀念;下一個階段將要修正這些觀念並倡導男女平等的 文化,簡言之,對公民社會的組成進行深度的調整。
參考資料
Falquet Jules, De Gré ou de force. Les femmes dans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La Dispute, 2008.
Helena Hirata, « Femmes et mondialisation » in : Margaret Maruani (Éd.),Femmes, genre et société, l’état des savoir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Sénac-Slawinski Réjane, L’Ordre sexué. La perception des inégalités femmes-hommes, Paris, PUF, 2007.
Women Watch, site de l’ONU : http://www.un.org/womenw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