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27,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联合国 ch s
Armelle Le Bras-Chopard
翻译 陈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17
距今三十年前的1980年3月1日，反女性歧视公约(CEDAW)被各国所签署，此份公约在1979年12月18日被联合国大会所通过。虽然此份公约被95%的联合国会员国所签署，但它并没有被所有的国家批准，而有些国家由于某些国际法的传统规范而对其内容有所保留。此份文件后来由1999年12月6日的一项附加议定书补充，该议定书于2002年生效，希望让此公约更具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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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19世纪末期，女性便以跨国方式聚集起来，大力鼓吹通过一项保障性别平权的国际条约。在这样的压力下，联合国在1946年成立了一个政府间的委员会，称做『妇女状况』。这个组织主要的目的是要编写国际法规，随后便制定出反歧视女性公约以进行制度化。
此项公约是为了消除两性的差距，对抗所有歧视女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目的是在重建男女之间在各个领域中的平等—公民、文化、经济、社会、政治—透过国家立法来实现。
后来成立了一个23名民间专家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此公约的执行。它每年都提交一份报告给联合国大会，每四年审查一次国家的各种作为。随后，它会与国家进行会谈，并邀请联合国在内的专门机构参与。最后，它会对该次评比做出结论，并提出建议与方案。然而，此委员会并无法直接纠正国家对于这些建议的违反行为。所以在后来的附加议定书中，便加入了一项控管的程序，也就是个人或团体递交诉状的可能性。
理论框架
1. 人权。此份公约首次承认歧视女性等同于违反人权。先前引用的国际法范例，也就是联合国宪章以及人权宣言，都过于受限和笼统。反女性歧视公约所倡导不只是性别的平等，更追求女性自行决定是否重新成为生产力。但是，若这个公约所要的一开始是平等正义，它所带来的进步将会对更深层的人性面有着正面影响。
2. 发展。此份公约针对的层面包括民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建立在联合国发展计划 (PNUD，Programm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中的人类发展指标(IDH，Indice de Développement Humain)上。女性的自治—尤其是伴随着教育方面—代表着减少贫穷的必须条件，也成为公共发展援助 (APD，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 的首要目标。一个有效的职业平等—在北方国家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也提供了一个量化成长与现代化程度的指标。民主也是一项关键，因为女性参与决策也是一种发展指标，或称做授予权力 (Empowerment)。如此，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融合过程可以让执行层级从国家转移到地方组织，使两性在共同价值与目标上的整合更为容易。
案例分析
与其它有关人权的国际条约，例如儿童权利公约不同的是，反歧视女性公约虽然获得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签署—除了索马利亚、苏丹和伊朗以外—在于执行上还是经常遭遇困难。举例来说，由于基督教徒的反对—针对人工生殖权利的敌意—美国就没有批准此公约。至于其它国家，他们采取保留以限制某些条文的实质运作，避免那些具有强制力的条款加诸国家法律之上。如此，马来西亚就认为某些条款违背了回教原则，而阿尔及利亚则认为侵害了主权。同样的，第15条—有关男女在法律前平等，以及通行自由上—在尼日就只有单身女性享有此权利。但最具争议的部分则是婚姻及家庭的部分—亲权、财产权和最低结婚年龄—在这部分有半数的国家采取保留，尤其是中东与北非国家为了伊斯兰教的规定而保留。最后，即使附加议定书比公约本身更具强制力，对于签署国来说，议定书仍然是可有可无的。然而，议定书仍代表着某种程度的进步，代表着法律条文成为实际执行政策的一个进程。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中，委员会的成员便可以在墨西哥对于在华雷斯城的女性绑架及谋杀进行调查；在这个区域中，施加于女性的暴力一直存在着。
整体来说，此公约被女性团体所引用，来对政府施加压力，以寻求在该国中女性地位的改善。在这个情况下，几内亚—1982年批准公约—在2006年投票通过一项强力的法律，对于性侵害的犯人处以监禁。同样的，埃及积极推动提升女性识字率的政策，以降低在1986到1996年间百分之十一的文盲率。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反歧视女性公约建立了一个具指标意义的工具，用来在国际层级上改善女性地位，即使两性平权的全球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名词。今天，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各种相关活动都在对抗旧时代的观念；下一个阶段将要修正这些观念并倡导男女平等的文化，简言之，对公民社会的组成进行深度的调整。
参考資料
Falquet Jules, De Gré ou de force. Les femmes dans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La Dispute, 2008.
Helena Hirata, « Femmes et mondialisation » in : Margaret Maruani (Éd.), Femmes, genre et société, l’état des savoir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Sénac-Slawinski Réjane, L’Ordre sexué. La perception des inégalités femmes-hommes, Paris, PUF, 2007.
Women Watch, site de l’ONU : http://www.un.org/womenwatch/
Feb 26,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对外政策, 欧盟
Elsa Tulmets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16
在2009年12月失败的哥本哈根会议失败之后，新上任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于2010年2月11日召集欧盟各会员国的领导人以召开抢救经济特别高峰会。在此情况下，此会议成为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第一个受到媒体关注的欧盟高峰会。但是，尽管会中提出一些创新的措施，欧盟的对外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引起注意。欧盟的对外政策仅勉强象徵性地写进条约，而似乎被认定停留在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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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欧盟无法解决各个危机，包含在其邻近区域的冲突(如巴尔干半岛)，欧盟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义在这个多极世界(monde multipolaire)中所扮演的角色。2002年签定的欧洲前途公约(Convention sur l’Avenir de l’Europe)提出对外政策新的展望，企图简化先前的条约并赋与欧盟国际法法人格。但接下来的欧盟宪法条约于2005年遭到否决，重新编写的新条约于2007年12月13日在里斯本通过，而终于在2009年12月1日生效。然而，第一场欧盟高峰会却完全忽视重要的国际问题，而把焦点摆在如何援助希腊以及「Europe 2000」促进经济成长暨就业计画。
理论框架
欧盟首位常任主席上任仪式作为一个新的主权机构的宣示，却意外暴露出欧盟薄弱的软实力和扩溢效应的限制。
1. 软实力 (Soft Power)。当奈依(Joseph Nye) 提出这个论点时，他企图定义美国享有其在国际上吸引力。除了强制力以外，他也想要归纳出美国为何能依靠其他方式影响他们伙伴。软实力的基础是经济，再延伸至社会和文化资源，而和军事实力─传统上认为的「硬实力」─对立。欧盟经常向外宣传其内部整合最成功的几项政策(如单一市场)，并运用欧元区所衍生的吸引力以打入国际社会。因此，近期欧盟发表的政治谈话中曾运用软实力这个术语，以支持欧盟往东扩大的策略。实际上，这个模式也被反覆应用在目前进行中的欧盟入会协商，以及自2004年替欧盟扩大后南方和东方国家规划的欧盟近邻政策 (Politique Européenne de Voisinage, PEV)。
2. 扩溢效应 (Spill over)。研究欧盟整合的专家学者重新詮释这个由梅传尼 (David Mitrany) 提出的概念。此项概念旨在解释现存某些非政治相关领域紧密的合作关系，如农业和运输等。但接下来，合作的领域往较政治性的方向扩散。在这个逻辑下，单一货币「欧元」的创立，当时必须仰赖各会员国放弃自身的特权，尤其货币为一国主权的象徵。当扩溢效应由某一部门带动另一个部门发展，对外政策领域也将得以有更高度的整合。举例来说，由于欧盟单一市场整合的成功，欧盟共同贸易政策才接著顺应而生。至于危机预防的应变措施，部分制度则是依据申根协议而来。当然，2月11日的欧盟高峰会见证了欧盟不同行动计画之间紧密的关系，但也同时透露出各部门间的协调不足的问题。
案例分析
一、 维护欧盟的软实力。
在危机时期，欧盟依靠其制度规范和经济发展成果捍卫其在国际上的信誉并维持软实力。里斯本条约设下一新局，给予欧盟一个可以对外联繫的「电话号码」以回应前美国国务卿季辛格点出当时欧洲面临的困境。而正是因为里斯本条约设下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一职，履新上任的范龙佩才得以在轮值主席制之外，召开此次高峰会：如为了因应国际情势需要，欧洲理事会主席可以召集各会员国领导人举行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该问题的发展并定出欧盟对此一政策的策略方向(欧洲联盟条约增修版第26条)。但是，若此条约赋予欧盟某些重要的权责，它却并未预料如何有效率地分配这些权责以改善欧盟的能见度。关于这一方面，新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必须和已受到不少外界批评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艾希顿 (Catherine Ashton) 一同努力，然而这个不久前设立的外交职务在行政上仍窒碍难行。欧盟各会员国的领导人仍然保留象徵性的实权，且因为欧洲理事会「拟订欧盟重要的战略利益，决定目的，并执行对外政策和共同安全的总体方针(第15条)。
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也让欧盟经济软实力的不足之处重新浮现。因此，欧洲国家把首要任务放在重整欧元区和就业市场显示出它们已无法独自对抗国际化且缺乏整飭的市场。但如果欧元区衰退，负面的扩溢效应恐怕会损害共同市场的稳定和欧盟的对外关系。因此，欧盟必须先面对内部运作的种种挑战，才可能以一个整体对外发声。
二、 德、法两国，以往扩溢效应的推动者。
在欧盟整合的过程中，长久以来德、法两国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以达成政治共识。然而2月11日的高峰会却让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欧盟创始国已无力让欧盟各国互相妥协。以经济成长和就业问题来说，欲实行的措施并未得到二十七个会员国一致支持。在类似情况下，德、法两国曾共同呼吁创立一个欧盟层级经济管理单位，但此意见并未被采纳。其实，就算德、法两国看重对外事务对欧盟期程的影响仍相当有限。
德、法合作的效益至此表现得薄弱，无力再推动欧盟政治整合以提升其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无庸置疑，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和欧盟往东扩张以来各国的歧见。这些歧见其实并非如美国保守派人士所理解的肇生于「新、旧」欧洲的对立，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政治对立的态势。直到今日，欧盟整合仍为了其制度运作应采用跨国制或联邦制而争执不休，而各国对将来需优先处理经济或是政治问题亦意见相左。
参考資料
Laïdi Zaki, La Norme sans la force : l’énigme de la puissance européenn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5.
Mitrany David, A Working Peace System, Londre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Nye Joseph,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9 (2), 2004, pp. 255-270.
Tulmets Elsa, “A ‘Soft Power’ with Civilian Means: Can the EU Bridge its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 in the ENP?”, in : Delcour Laure, Tulmets Elsa (Eds.), Pioneer Europe? Testing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ighbourhood, Baden-Baden, Nomos, 2008, pp. 133-158.
Feb 18, 2010 | Charlot soldat,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多边主义, 环境
Simon Uzenat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15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持下，自2009年12月7 日至19日於哥本哈根举行第15届缔约方会议 (Conférence des Parties, CdP)，此次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延长并加强之前京都议定书订下的目标—京都议定书於2012年12月31日到期—从而确立未来气候控制的多边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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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97年12月，於京都召开第三届缔约方会议，各国代表并於会中签署一项议定书，明订工业化国家(列於其附表一)，依照1990年水准，必须减少平均5.2 %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此外，该协议规划了关於气候的国际核查制度并建立了制裁机制。2007年12月的巴里岛会议(第十三届缔约方会议)，协商讨论後则通过了「巴里岛行动计画 (Plan d’action de Bali)」以及为期两年的期程书 — 巴里岛路线图 － 决定在哥本哈根的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的最终举办期限。
在此规划下，气候问题的处理规划掌控於超国家单位或机构手中，着名的例子如气候变迁跨政府专家团体(GIEC)，联合国主管机关以及欧盟。即便柯林顿政府已签署京都协议书，其後却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该条约目前有189个缔约方；即使美国现在认识到温室气体对气候与健康的影响，仍然不认同京都协议书提出的总体目标，各国按比例承担过去和目前应负的责任。至於新兴国家— 其中主要包括巴西丶中国和印度— 和最不发达国家，则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他们以发展为首要考量的权利。要达成这个目的，这些国家毫不迟疑地透过国际组织来修正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社会和经济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哥本哈根协议似乎成为权力关系的产物，并表明了全球性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延续。
理论框架
2010年1月31日哥本哈根协议的结论和各国作出的承诺，让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
1、 多边主义。远远不能简化以及描述成一种新的国与国的关系，多边主义应该意味着新的全球治理，一种分散而混合的机制。结合公共和私营部门，国家和民间社会，微观和宏观交叠，全球治理仍然是有关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研究和谈论焦点。然而，事实上，这个动态的发展包括许多暧昧不明确的过程，因此，形成极度不均衡的世界观。多边主义因而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可供国际机构运用的意识形态和实用资源。
2、 全球公共财产。作为国际关系的重大议题之一，全球公共财产视同为社会建设过程中，不论在时间和空间内，追求美好发展愿景的最初产品。在这方面，跨国化运作的专长和知识，不仅是一项成功条件亦是一种客观评价方法的首选工具。但是，当代的理性思考有时却会与历史框架互相矛盾，而与同一环境里的公丶私主管机关发生猛烈冲突。
案例分析
众多观察家认为，哥本哈根高峰会仅达成最小化的协议，而牺牲了人类的普遍利益。事实上，哥本哈根协议与京都议定书的精神决裂。当然，它加强了1992年里约宣言的七项原则各国「共同承担不等的责任」，但仅仅反应了气候变迁跨政府专家团体的建议，以限制温度升高在2摄氏度以内。此外，它并没有计画设立任何国际核查和制裁机制。还应指出的是，於2009年12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体大会上，没有任何国家曾正式签署此协议，而仅写入大会「纪录」而已。
然而，如要更深入理解全球治理的组织原则和重要方向─尤其是在环境保护领域，我们应该要跳脱有关规范性办法的思考。一般说来，在雷曼兄弟公司 (Lehmann Brothers)倒闭後十六个月签定的哥本哈根协议标示了重新界定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重要一步。不需污蔑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行为，而是应该分析金融经济危机如何加快治理框架的分化，各相关机构的数量倍增且分工更细，其所追求的利益也更不相同：如国际组织丶银行体系和各国政府之间近期缔结的关系。如此看来，各国的谈判策略亦表达其独特的世界观点，也因此各国家间更加难以妥协。最後，哥本哈根的谈判过程不透明─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外，同时非政府组织不能进入会场─导致各方立场冲突，并打压了最有野心的提案。
因此，问题不出在联合国提出的国际体系，而是该如何建立一套多边制度，以纳入所有相关机构：企业，地方当局或非政府组织。此外，自1995年柏林第一届会议以来，即使气候变迁跨政府专家团体的研究报告一直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决议的重要依据，该组织曾经历的合法性危机也已大大削弱其公信力。因此，欲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规范所有国家的机制似乎仍然不太可能。哥本哈根协议不遵行京都协议书所肯定的逻辑，而取其失败的教训(减放5%的目标并没有达成)，因此，其目的在於建立一个新的合作框架，灵活有弹性且须依赖各国热忱。鉴於各国在此问题上作出的承诺不一，根据2010年1月31日提交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资料，累积推算後预估工业化国家於2020年的排放量将比1990年的标准减少13,3%至17,9%，但远远不及气候变迁跨政府专家团体2007年提出的第四次报告，其认为减少25至40%为必要的。欧盟因此预计较1990年的标准减少排气量20%，美国依据2005年的标准减少17% (较1990年减少4%) ，俄罗斯较1990年减少25% (相对於2007年则是增加13,5%)，中国则依据2005年的标准减少45%排碳量，印度则是24%。
我们应用一个新的讨论机制来理解多边主义，这个窗口可让任何单位有其表达战略的机会。在这前提之下，哥本哈根会议描绘出新的全球布局，其协议，则是在此新布局下经由全球同意的措施。
参考資料
Kaul Inge, Grunberg Isabelle, Stern Marc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ohane Robert O.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says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Knight Andy, A Changing United Nations: Multilateral Evolution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etiteville Franck, Le Multilatéralisme, Paris, Montchrestien, 2009.
Feb 11,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南北对立
Clément Paule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14
2010年1月29日在达沃斯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上，比尔和默林达·盖茨宣布，直到2020年他们的基金会将投注总共高达十亿美元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疫苗研究，开发新疫苗并协助疫苗的发放。根据微软的前总裁，这项投资预计将大幅度地减少传染病所造成的婴儿死亡率。因此，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根据2009年福布斯排行－ 欲通过1999年成立的基金会来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作出贡献。盖茨基金会其实是世界第一的慈善机构，此机构于2009年9月估计握有三百四十亿美元的基金。在这十年里，这个私人机构已经成功地跃上国际舞台，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正因如此，这个基金会在这领域每年度所贡献的资金 －在2007年已经超过十亿美元－ 如今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和许多国家的双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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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以产业龙头的资产来成立的慈善组织，在美国特别地兴盛。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包括政府扮演的角色，社团性质的非营利机构 － 非营利部门或第三部门－ 或是新教徒的伦理观念，这些特点在这个国家并不罕见。事实上，19世纪末以来美国企业家历经一个世代大量累积财富，因而私人行为者纷纷出现。有三个组织 – 俗称的三巨头 – 就出现于慈善时代的开端：包括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分别是成立于1911年、1913年和1936年。这些不同于传统的慈善机构，以更积极的方式合理地运用捐款，并且有不同的捐款规模。通过对教育、和平维护和医药的补助，他们很快地在全球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原本被质疑以逃税为目的的这些基金会，他们也被指控为传播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三巨头（big three）推行的各项研究也显示了其成员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响。今天，这些基金会依然持续运作中，甚至增加了他们的捐款金额；例如福特基金会在2008年就握有超过一百一十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尽管这一批慈善先驱已随着20世纪局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他们今日仍被新一代的私营基金会迎头赶上。这些新一代的基金会由近年来发迹的金融新贵所成立，包括因新颖的科技技术和放松管制的市场获取大量财富的企业家：比尔盖茨，沃尔顿家族或伊莱都是具象征性的典范。至于沃伦·巴菲特，他在2006年将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在几年里捐赠了约三十亿美元。如此集中的基金捐助让这位微软的前总裁能够大量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计划。但是仍要记住，这些慈善组织在这个领域的参与并非新鲜事。马克斯·泰累尔(Max Theiler)这位1951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不就是于193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实验室里开发出抗黄热病疫苗？ 然而，十多年来盖茨基金会的庞大资金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跃进。
理论框架
1. 慈善资本主义 (venture philanthropy) 。 其中包括盖茨在内的新兴社会企业家让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合理运作，引进了外来风险投资公司的企业创新和存活的技术。这一理论是反对传统慈善事业低效率的官僚运作模式。因此它强调投资的灵活性、投资评估和社会回馈。
2. 私人行为者的外交。盖茨基金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是公共卫生领域各项重大革新的推手。尽管国际组织和国家仍是该领域的主要行为者，庞大的慈善捐款使基金会能够进行真正的外交行为。此外，这具有规范性的影响力也反映在国际政治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形式和内容上。
案例分析
要解释盖茨基金会的崛起就要考虑到在1990 年代期间世卫组织的重新定位。因为世卫组织面临财政困难和内部纷争，所以它当时选择了策略性地开放私人机构的参与。这项策略性的开放以公私合伙经营的方式把这些大型的慈善基金会与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从那时起，这些新兴的行为者在全球公共卫生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特别是在对抗传染性疾病这方面。就盖茨基金会而言，它在相关的部会组织中都有直接的参与，像是全球对抗爱滋、肺结核和疟疾基金。而它也发挥了在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决定性作用，捐助了七亿五千万美元。然而，盖茨的投资不仅是一个财政上的贡献，基金会的专家也在公私合营的指导委员会中占有席位。此外，该基金会支持了新的财政机制的建立 －像是国际免疫融资机制－ 旨在诱导医药工业进行疫苗开发的研究。
事实上比尔·盖茨所推动的公卫策略主要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全身免疫医疗上的改善，这一策略被认为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因此，盖茨重新启动过去以失败收场的各项方案，在2008年他甚至提到了根除疟疾的可能。但是，公共卫生或发展的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个观点过于狭隘，并称之为科技至上的空想理论。他们认为，这个垂直观点忽视了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现实面。此外，一些著名科学家也担心，一个私人行为者很可能仗着其影响力来强制执行其政策偏好。在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防治疟疾控制计划的负责人就控诉盖茨基金会为了推动颇受争议的间歇性预防治疗 (Intermittent Preventive Therapy)方案而对其施加压力。更一般来说，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中蜂拥而入的慈善巨人可能会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公卫政策。在这方面，这样对疫苗的特别着重并不是没有风险，它可能导致公共卫生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例如某些较少受到媒体报导的产科护理或营养方面。
尽管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受到许多观察家的支持，他们仍然对于这些组织持保留意见，像是洛克菲勒或福特基金会等。就此而言，慈善资本主义在科技与企业创新上的进展可能隐藏了美国的软实力重新部署。姑且不去推测盖茨和这些慈善企业家的意图，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的贡献在于催生了公私合营的合作关系与公私混合的资助机制。此外，这种配置事实上是一个市场再合法化的现象。
参考資料
Abélès Marc, Les Nouveaux riches. Un ethnologue dans la Silicon Valley, Paris, Odile Jacob, 2002.
Guilbaud Auriane, Le Paludisme. La lutte mondiale contre un parasite résistant, Paris, L’Harmattan, 2008.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Muraskin William, «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 is it a New Model for Effective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 (11), Nov. 2004, pp. 1922-1925.
OCDE, Fondations Philanthropiques et Coopér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Tiré-à-part des Dossiers du CAD, 4 (3), 2003.
Piller Charles, Smith Doug, “Unintended Victims of Gates Foundation Generosity”, Los Angeles Times, 16 Dec. 2007, à l’adresse web:
http://fairfoundation.org/news_letter/2008/01march/criticism_of_gates_foundation.pdf [6 fév. 2010].
Feb 2,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防, 安全
Hervé Pierr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13
2010年1月28日，七十多个国家代表聚集于伦敦参加此会议，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 (Hamid Karzaï)宣告：「我们应该向所有的同胞伸出援手，特别是对于已经醒悟的弟兄们，他们并非盖达组织的成员，也未参与其它恐怖组织活动。」关于和解会议的推动，早在2003年即由阿富汗总统发起，此会谈旨在区分「好的」和「坏的」塔利班人，和解会谈在2009年成为阿富汗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在2010年春季举行的国家例行性全体集会 (Loya Jirga)中，发布了这项策略性的新政令。此外，政府也必须创立一个三亿五千八百万欧元的基金以避免生活极端穷困的人民加入叛乱份子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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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1979年，苏联的入侵使当时的达乌德(Daoud)总统政权遭到共产党叛乱份子推翻。这也使得许多反共产的反抗团体在冷战的背景下得以成立，他们接受来自美国的大力支持。这些解放运动人士之间有限的团结性于1989年红军撤退后并不复存在。情势很快地演变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各团体间的首领相互对立斗争，造成许多平民的死伤。从1992年起，有一群学生 (talebs) 主张要重建司法秩序，他们跟随在前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 (mullah Omar) 以巴基斯坦部落为据点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极大的成功，在1996年攻占了首都喀布尔。这个新的政府一开始并非必然属于反西方的政权，但是在其与宾拉登有所联系后变得越来约激进。这个政府发展出一套只以伊斯兰圣法为基础的政策纲领，并且明显地有利于普什图族。
以塔吉克人为主导的「北方联盟」—受到美国的支持—在2001年推翻了塔利班政府，塔利班政府于2002年在坎大哈 (Kandahar) 的溃败后划上休止符。从2003年起，叛乱份子渐渐地取而代之。这些叛乱份子由无数个相互竞争的团体所组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决心抵抗任何形式的外力介入内政。这些叛乱团体的目标和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某些很晚才开始信奉塔利班主义的领导人，他们务实的行事作风也受到相当大的关注。在2003年，经济学人杂志更是首先提出新塔利班主义的出现，以描述某些专家学者如阿明·塔尔兹 (Amin Tarzi) 所定义的新现象。
理论框架
在一个绝对对立的情况下，被利用来把敌方妖魔化的言论十分矛盾地对两方阵营皆有利。因此这使得第三方难以从中分辨孰善孰恶。。
1. 目的性言论。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指出，目的性言论其目的不在于发挥说明性和告知消息的功用，而是这些言论就构成了行为本身。今日我们给阿富汗反叛份子冠上了塔利班的标签，就代表我们假定了事实上这些反叛团体之间相互勾结串联。此外，也假定了在这些反叛团体的活动和1996到2001年间的阿富汗叛乱运动之间存在一个历史因果的关系。再者，带有高度情绪性的语言就相当于一种政治武器，那些打着反抗运动名号的人或顽强的抗战人士皆能利用这个武器得到好处。
2. 将对手妖魔化。不同类型的一方会将其对手视为同性质的集团，并给予负面的定义和评价。罗伯・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这种对现实极其简化而走样的观点提供了经典的分析，要探讨这个观点的本源，必须注意到行为者常常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对手，这种出自于缺乏同理心的倾向，往往导致行为者去否认不同理性思考观点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行为者对他方往往抱持着简化的既定看法，他方仅仅扮演一个顽强的敌人角色，并且是一切恐惧痛苦和幻想的催化剂。
案例分析
这个塔利班派系透过重回国家政治游戏框架的和解过程标志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其证实了反叛团体之间缺乏团结性。更明确地说，这个和解政策将可能敲响塔利班组织的丧钟——狭义而言，瓦解作战部队的人员编制;广义而言，使其活动丧失团结性，然而这个发展也面临了两个重大的困难。
1. 反恐怖主义战争的信条。
对于其它阿富汗政界人士而言，这项和解政策的推动可能被解读为政府示弱的举动，而未能展现总统的魄力。卡尔扎伊总统的支持度和可信度已经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明显下降许多，他试图与欧巴马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冀望在2011年以前迅速削弱塔利班派系的势力，也因此他不得不努力加强政府军队的人员编制。除了将派系份子解除武装之外，阿富汗官方期望自身能握有足够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的权力关系。因此，整个和解政策看起来像是个圈套，总统的政治如意算盘用意是在动荡的内战背景下巩固其自身的地位。
把对手妖魔化能够达到把战争、资金筹募和军队增援正当合理化的效果。这个策略假定民意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因为政府在当地所面对的敌方与跨国游击团体有所勾结，而毛拉·奥马尔或甚至是宾拉登很有可能是背后的始作俑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选择支持卡尔扎伊总统的提议，主张对宗教的盲从狂热现象应该有所响应。她倾向把塔利班的本质以此作为定义，拒绝承认塔利班份子行动背后的理性考虑。为了支持这项政策，她还公开表明誓言将不会和塔利班份子讲和。基于自身对恐怖主义采取打总体战的立场，美国因此把世界以非黑即白的方式一分为二，两方互不兼容，也没有给可能出现的第三方立场预留生存的余地
2. 把采取不合作的立场当作有效的对策。
微观而言，这些轻易地让自己被贴上塔利班卷标的社会边缘份子，他们凭靠在地方上实际握有的权力而有不同的能见度。因此，塔格布 (Tagab) 山谷的非法份子投机地把地方斗争的层次提升至范围更深更广的集团派系活动。而这样的举动为其带来后勤的补给和更多的共鸣。宏观而言，全球的圣战首领，他们藏匿于巴基斯坦地方的部落地区，催化助长了各式的社会动乱，并以此作为跃上世界舞台的有效对策。也就是说，这些反叛份子以全盘否定伦敦会议的提案来与西方世界对抗，并将此视为团体或组织的一项有效策略。在这方面，塔利班组织的指挥司令部在1月28日已经清楚地表明，西方国家以提供金钱和就业机会的方式来收买圣战份子这个尝试是徒劳无益的。
透过国内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阿富汗问题潜藏了许多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项政策的推动是经过了仔细的盘算，但是它缺乏各方的支持，甚至遭到主要相关人士的全盘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各方已经针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伦敦会议最终发布的公报明显地呼应了上列的陈述——在公报中，仅只一次提及和解的字眼。
参考資料
Tarzi Amin, Crews Robert D., The Taliban and The Crisis of Afghanist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ustin John, Quand dire, c’est faire, trad., Paris, Seuil, 1970.
Ledgard Jonathan, « Taking on The Warlords…», The Economist, 22 mai 2003.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