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 23,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交通, 全球化
Yves Poirmeur
翻譯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26
2010 年 4 月 14 日冰島的艾雅法拉火山爆發了。一股嚴重影響飛航運作的火山粉塵雲, 逐漸擴散至整個歐洲上空。為了避免飛航事故的發生,許多國家的航空單位,如英國、冰島、 挪威、瑞典、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德國及法國,都在其全部或部份領土上停止了空中交 通。在交通癱瘓的期間內,10 萬次的航班被取消,代表了近 800 萬的乘客與空中貨運量。對 於全球的經濟影響高達 50 億美元,其中歐洲部分占了 26 億,光是法國就損失了 2 億 6000 萬。對於航空公司來說,他們則損失了 1 億 8800 萬美元。至於旅行社部份,損失金額則達到 了 3100 到 4000 萬美元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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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預防或預警是不可或缺的嗎?火山粉塵雲對於飛航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兩起由於飛機 穿越火山雲而造成墜毀的事故,一起是 1982 年印尼的加隆貢火山雲造成英國航空的客機迫 降,另一起則是 1989 年阿拉斯加的裏道特火山雲造成一架載有 500 名乘客的荷航客機引擎故 障,幸虧機組員全力重新啟動,才安然無事,其他還有 20 多起的類似事件,造成了上百萬美 元的損失,後來飛航的安全法令也全面避免類似的風險。從位於歐洲的氣象觀測局中的火山粉 塵諮議會(在倫敦的火山雲顧問局及在土魯斯的火山粉塵觀測中心)所提供的指標顯示,飛機必 須繞過火山雲,當目的機場無法抵達時,則必須改變降落地。這個規定的首次執行,是在全世 界空中交通最繁忙的地區-每日容納 1300 航班的倫敦希斯洛機場,以及一年有 8300 萬旅客經 過的巴黎戴高樂機場-這代表著預防與預警原則的全球化,也突顯其限制。它帶來的危機也讓 我們開始思考跨國經濟矛盾的提升,以及全球政治的破碎。
理論框架
一、預防(precaution)與預警(prevention)原則的全球化。在危機當中,預防原則較少被提 及,反而是預警原則較常被提出討論。因為一般來說,預防原則針對的是讓一個假設的嚴重危 機不發生,但即使是那些技術先進的國家,也不確定危機是否會發生。這個原則要求針對風險 進行評估程式,以及暫時性的有效措施,以避免危機的發生。在實際上,風險已經被以往的例 子所證實,例如逃避規範造成的意外、高額的修復費用、以及進入火山雲造成的機件損壞。飛 航單位停止空中交通的決定其實是符合預警原則,因為它在避免乘客真正的遭受危險。
二、經濟跨國化與政治破碎化。這場危機並不單單只是自然災害所造成。飛航調整政策 的差異更加重了這場危機。同時,飛航企業的經濟邏輯,以及透過世界整合使得經濟極度依賴 運輸系統的良好運作的貿易全球化,更擴大了這場危機的範圍。
案例分析
在這個案例中,有數個因素使得預防和預警原則得以被應用。一方面,由於風的因素,使 得火山雲的位置難以確定,另一方面,仍然缺乏客觀的科學資料,來定義對飛航安全造成威脅 的火山雲密度;最後,也欠缺有效的工具,來對不同的空中區域進行火山雲密度的測量。為了 減少停飛造成的經濟損失,我們可以利用氣象數學,來進行地圖化的風險分析。但這並無法得 知火山雲的密度。因此,方法是相當簡單實際的-針對不同的飛行路線發射試驗飛機-風險的強 度與變化由航空公司進行試驗,並與相關公權單位進行協調。歐洲交通部長會議針對空氣中的 粉塵密度,制定了三種不同的風險程度:1) 高度風險區域,交通停止;2) 中度風險區域,由各 國自行決定;3) 低度風險區域,交通維持正常。在這樣的行為者分配下,的確沒有誰可以真正 獲得利益-從航空公司及調整單位開始-如果有飛機損壞或是意外發生,甚至是隨後可能引起的 對飛航失去信心。然而,安全諮議的重新審查如果沒有伴隨著全新的風險評估制度與措施的 話,將會凸顯,對於我們這個議題缺乏謹慎思考的事實,尤其是這個議題關係著一個經濟高度 依賴的社會中基本的運作。
數個因素使得危機更加嚴重,讓情況變的更加複雜。首先,歐洲空中區域的調整模式似乎 是很不合理的。不依照功能性進行劃分,歐洲空中區域反而是依照國界做切割,在這樣一個廣 大的範圍中,反而增加了很多連接的隘口,讓運輸更形複雜。再者,歐洲並未將空中運輸議題 交給超國家專門機構負責,而是交由國家層級的機構,進行超越歐洲層級(Eurocontrol)的調 整。接著,航空公司所採用的金融模式導致了航空區域的封閉性,即使是部分的。雖然航空公 司透過設立一些交通幅輳點,以方便對飛機進行裝填,但是大型航空公司更會因為這些點的阻 塞而遭受損失。至於那些低成本的公司,當他們透過在各個小型機場間進行飛行連結以獲得利 益時,若是有著交通中斷的風險,他們寧願取消航班,也不願讓乘客卡在機場。最後,國際分 工與專業化,以及全球流量的發展-貨品、服務和旅遊-都會使得一個交通繁忙的空中運輸點的 意外中斷,帶來極大的經濟損失。所以說,全球化越是發展,國家層級的調整就更不適用,為 了確保交通的順暢,對於交通調整的壓力也會越大,以要求對那些需要的事務限制使用預警原 則。
參考資料
Gérald Bronner, Étienne Géhin, L’Inquiétant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Paris, PUF, 2010.
Marie-Anne Frison-Roche (Éd.), Les risques de régulation,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et Dalloz, 2005. Philippe Kourilsky, Geneviève Viney,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 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O. Jacob/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0.
Daniel Gaïa, Pascal Nouvel, Sécurité et compagnies aériennes, Éditions du Puits Fleuri, 2006.
Institut Pierre Simon Laplace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in), LATMOS, « Suivi des émissions de cendres du volcan islandais Eyjafjöll » 20/04/2010. Site Internet easa.europa.eu.
Jun 13,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歐盟
André Cartapani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25
自從希臘的公共債務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連串爭議在歐洲愈演愈烈。是否應該採行一項金 融支援政策以照顧歐盟的「壞學生」,以救助計畫的形式編列 7 千 500 億歐元;此項措施將同時搭 配大幅度的調整政策,不只在希臘境內,亦延伸到全部歐元區國家?是否從此刻起應當採取極端嚴 厲的預算規範以避免類似悲劇再度發生,或者,相反來說,是否應該開始思考解散貨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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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於 1999 年創立的單一貨幣,其首要目的即是終結再三重複的危機,不僅打擊歐洲的經濟 並阻礙其成長率。此後,資金流動自由化在歐盟內部完成,固定的匯率應能帶領單一市場,過去多 重的貨幣政策變得不可行,除非是為了重新挑起匯率危機。因此,憑藉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的信 用,歐元的創立,原本應能確保一個更有效率的貨幣政策,如對抗通貨膨脹。歐洲央行負責歐元區 的物價穩定並依照「成長暨穩定協定 ( Pacte de Stabilité et de croissance)」監督各會員國的預算赤字 和公共債務。此外,在歐元區內消除國際收支平衡 (balances de paiements) 和匯差所帶來的疑慮, 歐元理應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間。這個新的貨幣也應該能夠降低和其他貨幣交易時匯率的不穩定性, 尤其是美元。然而,歐洲內部空間表現出極端不平衡性,我們在相當程度上輕視了欲以單一貨幣領 導總體經濟發展可能遭遇的困難,自此,經濟貨幣聯盟 (Union Économique et Monétaire) 不再是一 個最適貨幣區 (zone économique optimale) 。
理論框架
一、 最適貨幣區
理論上,為了維持正常運作,貨幣聯盟必須能夠回應一系列總體經濟的準則─人員、特別 是工作的自由流通、聯邦預算、一致的用詞─,也就是說,對歐洲貨幣聯盟內的任一會員國來說, 面對單一貨幣政策以及當求助於調整匯率變得不可行時,必須試圖承擔各項不對等的衝擊。關於加 入最適貨幣區的程序,認為必須嚴格遵守入會相關規範的支持者提出他們的疑慮,另一方面,部分 說法則是強調加入歐元區的後續效應將會施加在各會員國的經濟特性之上,因此經評量之後,有助 於改善區域內總體經濟的運作。
藉助強化的歐盟內部金援,歐盟內的貿易發展、金融整合和與其相應的貨幣整合應當引領 生產週期加速同步以及消費層級的平衡。但是,這個劇本如今看來過於樂觀。相反地,2000 年以來 的十年間,可以歸結出歐元區內各國的經濟成長幅度差距加大,甚至在歐元剛開始設立時,差異即 已相當顯著。
二、 歐元區經濟體間的不平衡性
整個歐元區內各經濟體不平衡的情形持續存在─家庭和國家負債多少影響了經濟成長、財 稅制度扭曲、社會制度歧異、國際專業化模式─,但這並不等代表阻礙經濟貨幣組織的運作效率的 原因。事實上,薪水的差距和專業化模式的差異持續存在,相反地,自然而然導致參與份子間更大 規模的利益分配。然而,這意味著這些區別化並不會伴隨著持續性的總體經濟不平衡,如經濟成 長、失業和負債等方面,而使得這個形式無法支持下去。但是,十年來,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以及 成長暨穩定協定強制規範的「下層」預算政策的合作並無法有效預測歐元區各經濟體各自的成長 率。此外,各經濟體反倒受害於會員國間反覆出現的總體經濟不平衡問題。最後,各經濟體變得更 脆弱,整體表現並不出色,尤其是經濟成長和失業問題方面。當然,全球經濟危機更加惡化這個過 程。
案例分析
從 2000 年代中期以來,歐元區內的差異性顯示在各國差距甚大的出口表現上,其中亦包含 歐盟內部市場。此差異性來自於各國薪水支出的演變以及家庭和各政府的負債率。而除了這些既存 的差異問題,供應和需求的衝擊已導致各國內部扭曲,且調整政策無法在歐盟層級施展。歐元區的 規範和經濟治理機構,毫無疑問地僅能適應低程度的循環性衝擊,但無法有效回應總體經濟和結構 性的強烈變動,尤其還得面對德國的薪水限制政策。
走過馬斯垂克和阿姆斯特丹條約,歐洲各國政府目前停留在貨幣政策的十字路口上。事實 上,他們不是走過了頭,在一個經濟空間內創立了單一貨幣,卻又準備不及,未能達成貨幣穩定這 項唯一的目標;不然,他們就是在往歐盟經濟政策整合的半途中停了下來。
我們需了解到不能把貨幣聯盟限制在一個簡單的技術層次,而又期許它能推動經濟政策的 相關措施並降低伴隨匯率不穩定性而導致的運作不良。對許多人來說 (我們可以提到 Jacques Delors) ,經濟貨幣聯盟代表的是一個政治計畫,引導歐洲邁向更深層的經濟和政治整合。然而,歐元區危 機,正如同全球化和後危機的「新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種種挑戰,自此成為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 因此,建立一個新型態的歐洲貨幣組織顯得刻不容緩。
參考資料
Beetsma Roel, Massimo Giuliodori, “The Macroeconomic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EMU and other Monetary Unions: An Overview of Recent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0, (forthcoming).
Cartapanis André (Éd.), “Les enseignements d’une décennie d’euro”,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120 (2), mars-avril 2010.
European Commission, “EMU@10: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after 10 Year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uropean Economy, (2), 2008.
Mackowiak Bartosz, Francesco Paolo Mongelli, Gilles Noblet, Frank Smets, (Ed.), The Euro at Ten – Lessons and Challenges, European Central Bank, Frankfurt, 2009.
May 31,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衛生, 南北對立
Clément Paule
翻譯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24
自 2007 年 5 月間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制訂了世界瘧疾日,最近一次的慶祝活動於 2010 年 4 月 25 日舉行。世界瘧疾日活動召集了所有對抗此一疾病的行為者,每年感染此寄生蟲病 者,超過 250 萬人,並造成百萬人死亡。此外,瘧疾仍然流行於上百個國家,尤其是非洲(占 其死亡總人數的 85%)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地區。但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統計 顯示,在 27 個國家中的確實病歷數已經減少,其中包括贊比亞,盧安達和厄立垂亞。此外, 自 2003 年以來,針對防治瘧疾的國際資金挹注增加了將近 6 倍,在 2009 年達到 1.7 億美元。 令人鼓舞的是,這種情況重振了根除這一致命的人畜共生疾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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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這一由寄生蟲(惡性瘧原蟲)引起的疾病,及其傳播途徑─按蚊,被發現於19世紀後期。但 在防治瘧疾方面的國際合作,限於1924年成立於國際聯盟委員會。在20世紀前半,在國際上對 抗這種寄生蟲的許多計畫是由慈善機構發起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在30年代建立了具體的 研究方案,從而有助於在美洲和歐洲進行瘧疾傳媒的根除。此外,自1946年成立世界衛生組織 以幫助全球根除這一災禍以來,瘧疾已於大多數西方國家中消失。進一步說明,第八屆世界衛 生大會於1955年在「根除瘧疾計劃」(Programme d’Éradication du Paludisme)的基礎上,結合了 兩個工具:氯喹(chloroquinine)─首個合成抗瘧疾藥物,和DDT殺蟲劑(雙對氯苯基三氯乙 烷)。然而,這個著重於技術層面和國際宣傳的管理方式忽視了當地的實際情況。此外,瘧原 蟲和蚊子的抵抗力逐漸提高,加劇了根除瘧疾計畫的財政和行政上的困難。根除瘧疾計劃是一 個赤裸裸的失敗,世界衛生大會並在1969年公開的譴責這項計畫。
自此之後,疾病議題似乎從國際議事日程上消失,直到90年代才又出現新的措施,使得 抗瘧行動得以重新部署。相關行動如,世衛組織於1992年舉辦的阿姆斯特丹會議,以及把消除 瘧疾寄生蟲寫入千禧年發展目標(Objectifs du Millénaire pour le Développement)。此外,在2000 年阿布賈宣言(Déclaration d’Abuja)中,非洲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承諾在未來十年內降低一半的 瘧疾死亡率。與此同時,新的合作制度也開始建立,其中某些行為者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如私 領域的蓋茨基金會。這種配置有利於加強與跨國公司的聯系,特別是製藥公司。在這種情況 下,這種異質的集合建立了公私合作模式,在1997年與1999年之間出現的遏制瘧疾伙伴關系 (Roll Back Malaria Partnership),瘧疾新藥研發公司 (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 或瘧疾疫 苗倡議(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這類演變也和資金籌措相關,隨著防治愛滋病,結核和 瘧疾全球基金在2002年1月的創建,資金總量已大幅增加。在蓋茨基金會,世界銀行的瘧疾防 疫推動計劃 (Malaria Booster Program) 和美國總統的瘧疾倡議 (United-States President’s Malaria Initiative) 的共同努力下,將輕易達到每年50億美元的目標。今日,由遏制瘧疾伙伴關係於2008 年所提出的「全球防治瘧疾行動計劃」,是為大多數瘧疾防治行為者的指導藍圖。
理論框架
一、機會之窗(policy window)。這個由 John Kingdon 提出的概念,在於思考一個問題如 何被列入政策制定者的考慮當中。因此,世界瘧疾日,有助於國際間對抗此一傳染病。
二、工具的技術化。抗瘧疾策略形成了一個技術方向,並利用其工具的盈利能力和效 率,來進行合理化。然而,這樣的經濟邏輯忽略了這些措施的社會層面,並且可能會為了在短 期內迅速修復而蒙受風險。
案例分析
於 2010 年 4 月 25 日舉行的相關活動代表自 90 年代以來瘧疾防治運動的強化。亦即世界 瘧疾日具有象徵性的涵義,尤其聯合國大會決議案 55/284 才剛通過「防治瘧疾十年計劃」。 除此以外,2010 年 10 月在紐約將召開世界基金捐助者會議,以訂出直到 2013 年所要做出的努 力。透過世界瘧疾日,在全球舉辦眾多的科學研討會,防疫活動和各類紀念活動,對從事防治 瘧疾的行為者來說,這個日子是一個「機會之窗」。此外,第三屆的世界瘧疾日與之前不同, 其口號「打敗瘧疾」(Counting Malaria Out),明顯來自比爾蓋茨於2007年重新倡導消滅瘧疾時 的理想。然而,這一目標─在 1969 年失敗後,就被世界衛生組織擱置─代表著與過去失敗經驗 劃清界線的象徵意義,並藉由革新且有效率的行動模式以重新奠定共識的基礎。
如果當前瘧疾防治的統計結果是令人鼓舞的,然而,不認同的聲浪仍譴責這些研究過度 樂觀。瘧原寄生蟲開始對青蒿素具有抗藥性(這項抗瘧藥物在 70 年代被研製)並能夠抵抗許多殺 蟲劑,例如菊酯類農藥。此外,最近的研究發現在一些猴子上出現病原蟲,這對於原先僅針對 人與蚊子之間進行研究的封閉系統提出了質疑。如此看來,全球防治瘧疾的運動被批評欠缺長 遠規劃。除了技術性批評之外,這些反對意見也認為國際衛生政策在制訂時並未考量地方行為 者的角色。
在這個角度來看,根除瘧疾的目標只具有廣告效果,僅是短時間的方案,並沒有提出任 何長期的承諾。此外,蓋茲基金會被指控透過支持那些有利可圖的方案,例如普遍進行免疫, 使得根除瘧疾計劃偏離正軌。科學研究的成功,雖然讓瘧疾疫苗順利發展,但並不能保證它的 社會效果,也就是說,無法確保全體人民都能實際使用這些疫苗,當前的新型流感即是一個例 證。而在抗瘧疾行動中,二十年以來,認為極其複雜的瘧原蟲是唯一阻礙相關研究的原因,也 必須加以釐清。
若我們將對抗瘧疾只限定在技術層面上,則將掩蓋普遍存在的南北差距。事實上,大多 數死於瘧疾的患者都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兒童和孕婦。換句話說,在這些地區,製藥公司無 法預期其投資將有可觀的回報,且相關的創新成本往往很高。然而,部分措施已經開始進行, 如葛蘭素史克藥廠 (GlaxoSmithKline)的非洲瘧疾伙伴關系(目前正測試疫苗 RTS,S)或賽諾菲 安萬特(Sanofi-Aventis)的瘧疾衝擊計畫(Impact Malaria)。但是,即便公共和私營部門伙 伴關系讓私營部門進入疾病領域,這樣的關系並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世衛組織多次譴責 37 個 實驗室不顧引發寄生蟲抗藥性的不良後果,堅持將青蒿素做為單一治療藥物以進行商業化。從 今以後,防治瘧疾的勝利,將必須同時考慮到科學層面的進步,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的社會層 面。
參考資料
« Malaria 2010: More Ambi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lease », The Lancet, 375 (9724), 24 avril 2010, p. 1407.
Guilbaud Auriane, Le Paludisme. La lutte mondiale contre un parasite résistant, Paris, L’Harmattan, 2008.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Kingdon John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ème éd.,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Shah Sonia, « Une autre approche contre le paludisme », Le Monde diplomatique (674), mai 2010, p. 10.
Site de la Journée mondiale du Paludisme : http://www.worldmalariaday.org [24 mai 2010].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alaria Report 2009, 2009, disponible sur le site de l’OMS : http://www.who.int [24 mai 2010].
May 29,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國防, 安全
Jean-Jacques Roche
翻譯 張瀞雲
Passage au crible n°23
2010 年 4 月 12 日及 13 日,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推動下,在華盛頓召開了關於核武恐怖主 義的高峰會,此會議聚集了四十七個國家的元首與政府代表,此會議舉行在 5 月 3 日至 28 日於紐 約召開的核不擴散條約 (TNP) 審查會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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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恐怖主義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窮途末路的反抗份子所使用的武器。也就是這個原因,在冷 戰時期,只有西方陣營國家須對抗這種形式的威脅,這種威脅主要是在國家的通訊工具上發生影 響。在此方面,必須提及 1979 年所通過的反劫持人質公約與 1988 年的反海盜行為公約,以及最終 的 1988 年羅馬議定書,此議定書目的在制止危及大陸架固定平臺安全的非法行為。而兩極化冷戰 局勢的結束讓國際公約對這個屬於國際關係關鍵問題的處理方式得以進一步更新,特別在九O年代 初期,冷戰的結束使發展中國家不再對公約的規定強烈地反抗。隨後在 1994 年 12 月 9 日,一項 「消除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宣言」決議文得以在聯合國代表大會上表決通過。這項條文預告了在 1998 年 1 月 12 日通過的制止炸彈恐怖襲擊公約。
核子武器於 1945 年起存在至今。但是至今全世界只有九個國家持有核子武器,不管是官 方核可的合法核武國家或是非法持有核武國家(中國、北韓、美國、法國、印度、以色列、巴基斯 坦、英國與俄國)。按照慣例,裁減核武的外交方針是由以下兩個機制來管理支配:八個核不擴散 審查會議(核不擴散條約在 1968 年簽訂,於 1995 年起時效無限期延長)和四項戰略武器裁減條 約,針對此條約美俄兩國總統已在 2010 年 4 月 8 日於布拉格簽訂了新的戰略武器裁減條約。最 後,「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 (TICEN) 在 1996 年批准通過。遲至今日,在伊朗使整個全球非 核化過程受到威脅的同時,由於缺乏足額的成員國批准,此項條約目前尚未全面生效
在這樣的背景下,華盛頓會議主要在強調核武相關議題對世界安全可能造成的危險與影 響。事實上,今後關注的焦點不再只是核子彈頭與其運載工具,而是可用以製造「骯髒炸彈」(放 射性炸彈)的所有可裂變物質。可能在民間發電廠或核子動力船等場所,或者在疏於管理的核彈頭 倉庫,超過 1600 噸的鈾元素與 500 噸的鈈元素就這樣被散佈到世界各地將近 60 個國家境內。
理論框架
一、全球安全。1983 年理查德・奧曼 (Richard Ullman) 的「重新界定安全」 (Redefining Security) 一文為全球安全概念建立了基礎,隨後在同年巴瑞・布贊 (Barry Buzan) 在其著作 「人民、國家與恐懼」中將此概念擴大地分析說明。傳統外交策略的安全研究途徑必須由四個 面向來加以補充:1) 經濟;2) 人權;3) 價值觀;4) 環境。全球安全概念原本是由哥本哈根學派 以建構主義理論來詮釋,隨後各國與各國際組織普遍接受這個觀念,並視之為可操作的執行框 架。
二、危機的模型化。透過羅傑斯・布魯貝克 (Rogers Brubacker) 與大衛・萊頓 (David Laitin) 的 研究,我們可將危機與暴力區分開來,即所有緊張的情勢並非必然走向暴力的局面。從肯尼斯 ・華爾滋 (Kenneth Waltz) 的理論提出以來,相關研究將下列三個方面作嚴格的區別:1) 個 人;2) 政治權力機構;3) 國際權力結構(於 1959 年發表的「人、國家與戰爭」中有所提 及)。因此我們必須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下結合三個面向的因素,試圖從國內與國際層面來探討 個人行為的決定性因素與導致的後果。
案例分析
華盛頓高峰會引領各國重新思考安全領域的官僚運作模式面對核子恐怖主義的應變能力。 事實上,核武威脅具有毀天滅地的災難性,因此其應變過程涉及不同部門人士的投入,國際合作也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果主要的危險是來自於放射性炸彈的設置,相對地我們也必須知道,這 些炸彈其實留下許多易於辨認的軌跡。只要警示信號及時地被傳送出去,反間諜部門與員警部分的 運作效能就可大大地降低恐怖攻擊成功的機率。因此,在中央集權的權力結構內部來結合運用各專 業部門的機能,例如美國的國土安全部與法國的國內情報局,這個策略讓各國能有效地處理資訊, 並減少國內與國際上情資搜集的競爭。華盛頓高峰會除了再次提醒全世界有關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它還讓各個國家代表意識到培養共同安全概念的必要性。
相反地,放射性炸彈的設置 – 犯行者本身亦受到死亡的威脅 – 使公共部門應對個人決策 行為的反應效率受到挑戰。而國家行政部門遲遲不願順應全球安全的概念,在此概念中國家已不再 是主要的課題,全體人類才是最終的目標主體。這個主張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事實上主要的威脅不再 屬於國家間事務的範疇,而是屬於跨國性的事務。舉法國的國防白皮書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 因應全球新局勢在調整上遇到的困難。八O年代初期以來,全球安全概念就不斷地在文獻著作中受 到討論,然而1994年問世的法國國防白皮書卻完全沒有參考此一概念。事實上,直到2008年新版國 防白皮書公佈後,這個概念才成為公共權力部門的核心,而1994年白皮書的擬稿人也成為2008年白 皮書編寫委員會的主席。此外,全球安全這個概念也有助於對「犯行者在決策過程中的焦慮性行為 思考」進行研究 – 根據讓・杜福科 (Jean Dufourcq) 的說法 -這些放射性炸彈的設置加深了社會 大眾與國家權力當局的恐慌與不安。法國國防白皮書也制定編寫人員的心理素質圖表,以排除任何 決策過程中的不穩定因素,並且可供未來參考利用。換句話說,以往政治行政機構在決策過程中的 思考看來似乎都能順應局勢以避免重蹈覆轍。然而,未來的恐怖主義行動將以個人決策為決定性因 素,面對這樣的情況,國家權力機構顯得毫無招架之力。
參考資料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3.
Rogers Brubaker, « David Laitin,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998, pp. 423-452.
Jean-Jacques Roche, « Épistémologie de la Prospective Sécuritaire », Défense Nationale, juillet-août 2009, pp. 166-185.
Richard Ullman, « Redefining Securit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1), Summer 1983, pp. 129-153.
May 22,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國際貿易
Alexandre Boha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22
在幾次機密協商後,歐盟、美國、日本,以及其他十餘個國家,於 2010 年四月共同擬訂 一項稱為「反仿冒貿易協定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的條約,以盼在智慧財產 權領域能強制納入更嚴峻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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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隨著經濟、文化交流的全球化,以及資訊科技不斷地創新進步,已發展國家─借助於跨國 企業的強力支持─在國際上鼓吹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ade- Related 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Ps 或法文 Aspects des Droits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relatifs au Commerce, ADPIC)」 而因此得以於 1994 年的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會 上歸結而出。透過國際組織、協會和企業團體的協助,此協定接著須經由各會員國的立法機關批 准。這項程序在各國並非都能順利通過,在巴西和南非就曾引起劇烈的反彈,尤其是與愛滋病防治 息息相關的製藥工業領域。
自 2007 年以來,杜哈回合談判所衍生的困境,促使美國派出秘密遊說團以便與歐 盟、瑞士、日本,以及澳洲、加拿大、南韓、約旦、摩洛哥、墨西哥、紐西蘭和新加坡等 國,商討關於仿冒品的對策。2010 年四月,這一項對付仿冒品的條約終於公諸於世。
理論框架
一、 資本主義的法律、政治結構化。在市場經濟下,資金的累積須依賴健全的法律結構。在工 業國家的協助之下,擁有廠牌、著作權和專利商標的各大公司集團得以擴大並捍衛它們的領先 優勢,並同時更加私有化其享有智慧財產權的商品。儘管此類商品不具有「競爭性」 (單一商 品的使用情形並不影響同商品未來的販售),各大公司仍然期盼在每一次賣出商品時能獲得酬 金,依照麥伊 (Christopher May) 的說法,「打造稀有價值 (construisant la rareté)」,以確保彌 補已投入的龐大資本。
二、 智慧財產權的治理途徑並不公平。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的管理和規範常被視 為是對每一個相關成員和環節的尊重。在此名義下,這個訴求得以延續並支持於全球推展的普 世民主價值計畫。然而,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似乎證明跨國企業和西方國家政府又掌控了一項 領域,而此智慧財產權的領域卻是與公民社會、消費者和發展中國家密切相關。
案例分析
乍看之下與一般關稅合作協議並無不同,反仿冒貿易協定 (ACTA) 實際上卻劃下歷史新頁。 首先,它提倡加強資訊分享方面的合作以查緝各種仿冒品,尤其是滲透到網路上的訊息。此外,依 循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第61條相關規定,此條約亦指控個人的非商業行為,如點對 點技術 (Peer-to-peer)。從根本上而言,它從權力高處協調如何保障智慧財產權,並同時統整分散在 各國立法機關內的相關實務資訊和政策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條約內涵不論是其強制性或是牽涉的 領域,仍然相當模糊,而這也呼應著各國、各公司企業和公民社會之間,不對等的衝突仍然存在。 可以確定的是,一但簽署並正式批准,這項條約將在各國政府內施加壓力,支持者便得以持續提高 智慧財產權保護門檻,而這是這股壓力促使西方國家政府勉力維護關於全球經濟之法律、政治上的 結構,以強化經濟繁榮,不然至少確保損益平衡。
不僅止於談論這項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參與反仿冒貿易協定的成員希望能在全球布局的邊 縫中達成一項協議。但是,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將造成新的對抗情勢,尤其與正崛起的金磚四國 (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利益相抵觸,為了因應發展所須,這些國家必須購買和進口受到智 慧財產權保護的商品。然而,這些國家被排除在此次協商大門之外,但之前商討「與貿易有關之智 慧財產權協定 (TRIPs)」時,這些國家對著作權和外國的專利曾付出極大努力。
到最後才把條約內容公諸於世,並即刻表現出強力執行這些國際規範的決心,因為省略公 開協商的過程,才能夠避免可預期的紛爭。同個邏輯下,這個處理模式也使得各個 政府和非政府 組織只能默默接受條約,否則它們原本應可以表達各自的意見或促使輿論動員。如此看來,如引用 瑟尼 (Philip Cerny) 的詞彙,國家利益 (raison d’État) 仍是更優先於全球利益 (raison du monde)。
參與反仿冒貿易條約計畫的遊說團的行為反應出「既成事實政策」。他們反對政治主權的 全球化分散,儘管這正是現今國際關係的特徵之一。實際上,在眾多急待處理的議題中,就算當處 理某項議題合法性逐漸消失,國際事務的決策者今後必須將發展中國家的意見納入考量,並且徵詢 非國家組織的意見,甚至在多邊協商的框架下,趨勢顯示所做出的決定常須取得所有成員的一致同 意。相比之下,此次條約制訂的模式如引起發展中國家和社會公民的反彈,也就不令人訝異了。
參考資料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Public Predecisional/Deliberative Draft, April 2010, 可由下列網址下 載 :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0/april/tradoc_146029.pdf.
Cerny Philip G.,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FF, «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ly Released ACTA Text », April 2010, 可由下列網址下載: http://www.eff.org/deeplinks/2010/04/eff-analysis-officially-released-acta-text.
FFII, « Analysis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 April 2010, disponible à la page suivante: http://action.ffii.org/acta /Analysis#Executive_Summary.
May Christopher,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New Enclosur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0.
Sell Susan,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