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2,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际贸易
Alexandre Bohas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22
在几次机密协商後，欧盟丶美国丶日本，以及其他十馀个国家，於2010年四月共同拟订一项称为「反仿冒贸易协定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的条约，以盼在智慧财产权领域能强制纳入更严峻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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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随着经济丶文化交流的全球化，以及资讯科技不断地创新进步，已发展国家─借助於跨国企业的强力支持─在国际上鼓吹智慧财产权的重要性。「与贸易有关之智慧财产权协定 (Trade-Related 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Ps 或法文 Aspects des Droits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relatifs au Commerce, ADPIC)」 而因此得以於1994年的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会上归结而出。透过国际组织丶协会和企业团体的协助，此协定接着须经由各会员国的立法机关批准。这项程序在各国并非都能顺利通过，在巴西和南非就曾引起剧烈的反弹，尤其是与爱滋病防治息息相关的制药工业领域。
自2007年以来，杜哈回合谈判所衍生的困境，促使美国派出秘密游说团以便与欧盟丶瑞士丶日本，以及澳洲丶加拿大丶南韩丶约旦丶摩洛哥丶墨西哥丶纽西兰和新加坡等国，商讨关於仿冒品的对策。2010年四月，这一项对付仿冒品的条约终於公诸於世。
理论框架
1. 资本主义的法律丶政治结构化。在市场经济下，资金的累积须依赖健全的法律结构。在工业国家的协助之下，拥有厂牌丶着作权和专利商标的各大公司集团得以扩大并捍卫它们的领先优势，并同时更加私有化其享有智慧财产权的商品。尽管此类商品不具有「竞争性」 (单一商品的使用情形并不影响同商品未来的贩售)，各大公司仍然期盼在每一次卖出商品时能获得酬金，依照麦伊 (Christopher May) 的说法，「打造稀有价值 (construisant la rareté)」，以确保弥补已投入的庞大资本。
2. 智慧财产权的治理途径并不公平。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智慧财产权的管理和规范常被视为是对每一个相关成员和环节的尊重。在此名义下，这个诉求得以延续并支持於全球推展的普世民主价值计画。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似乎证明跨国企业和西方国家政府又掌控了一项领域，而此智慧财产权的领域却是与公民社会丶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
案例分析
乍看之下与一般关税合作协议并无不同，反仿冒贸易协定(ACTA)实际上却划下历史新页。首先，它提倡加强资讯分享方面的合作以查缉各种仿冒品，尤其是渗透到网路上的讯息。此外，依循贸易有关之智慧财产权协定 (TRIPs) 第61条相关规定，此条约亦指控个人的非商业行为，如点对点技术 (Peer-to-peer) 。从根本上而言，它从权力高处协调如何保障智慧财产权，并同时统整分散在各国立法机关内的相关实务资讯和政策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条约内涵不论是其强制性或是牵涉的领域，仍然相当模糊，而这也呼应着各国丶各公司企业和公民社会之间，不对等的冲突仍然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一但签署并正式批准，这项条约将在各国政府内施加压力，支持者便得以持续提高智慧财产权保护门槛，而这是这股压力促使西方国家政府勉力维护关於全球经济之法律丶政治上的结构，以强化经济繁荣，不然至少确保损益平衡。
不仅止於谈论这项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参与反仿冒贸易协定的成员希望能在全球布局的边缝中达成一项协议。但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将造成新的对抗情势，尤其与正崛起的金砖四国 (巴西丶俄罗斯丶印度和中国)的利益相抵触，为了因应发展所须，这些国家必须购买和进口受到智慧财产权保护的商品。然而，这些国家被排除在此次协商大门之外，但之前商讨「与贸易有关之智慧财产权协定 (TRIPs)」 时，这些国家对着作权和外国的专利曾付出极大努力。
到最後才把条约内容公诸於世，并即刻表现出强力执行这些国际规范的决心，因为省略公开协商的过程，才能够避免可预期的纷争。同个逻辑下，这个处理模式也使得各个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只能默默接受条约，否则它们原本应可以表达各自的意见或促使舆论动员。如此看来，如引用瑟尼 (Philip Cerny)的词汇，国家利益 (raison d’État) 仍是更优先於全球利益 (raison du monde)。
参与反仿冒贸易条约计画的游说团的行为反应出「既成事实政策」。他们反对政治主权的全球化分散，尽管这正是现今国际关系的特徵之一。实际上，在众多急待处理的议题中，就算当处理某项议题合法性逐渐消失，国际事务的决策者今後必须将发展中国家的意见纳入考量，并且徵询非国家组织的意见，甚至在多边协商的框架下，趋势显示所做出的决定常须取得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相比之下，此次条约制订的模式如引起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公民的反弹，也就不令人讶异了。
参考資料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Public Predecisional/Deliberative Draft, April 2010, 可由下列網址下載 :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0/april/tradoc_146029.pdf.
Cerny Philip G.,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FF, «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ly Released ACTA Text », April 2010, 可由下列網址下載: http://www.eff.org/deeplinks/2010/04/eff-analysis-officially-released-acta-text.
FFII, « Analysis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 April 2010, 可由下列網址下載:
http://action.ffii.org/acta /Analysis#Executive_Summary.
May Christopher,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New Enclosur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0.
Sell Susan,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y 10,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中国, 象征性政策
Jenna Rimasson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21
2010年04月30日，中国总理胡锦涛在上海举行世博会的隆重开幕式，这项盛事将进行到10月31日。2008年08月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以后，世界目光便集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了。在世博会现场中将近72000名，以及分散在上海市内100 000名的志工，将在整个博览会期间接待来自中国和外国的参观者。在这场悬挂了182个国家和57个国际组织旗帜的展览会中，上海当局创办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世博会。高达4.2亿美元的预算，若是考虑到整体城市规划的话，则更将达到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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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851年在工业革命浪潮中，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目的是要介绍个个不同参与国的技术创新。1928年11月22日，31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公约，并设立了国际展览局，负责规划这些活动。它后来被各种协议和修正案修正了，最后的是1988年贯彻的。现在已经有157个签署国，但是，美国的缺席更值得注意。设置在巴黎的国际展览局目的在于增进信任与世界的文化团结。这个组织通过两种展览以实现期目标：国际展览（专业），或称做承认的国际展览会，和世界博览会，也称做注册的国际展览会。
世界博览会集合各国，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就像是一扇橱窗，在和平的竞争范围内，这些机构展示它们的相对优势。在过去，这些展览揭示了各国的在冷战冲突前的殖民实力，特别是在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原本各国都在同一个中心中进行展览，参与者现在则是建造属于自己的展馆，也代表着建筑实力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性的例子是巴黎1900年的艾菲尔铁塔，布鲁塞尔1958年的原子塔，西雅图1962年的太空针塔还有蒙特娄1967年的生物圈。
理论框架
1. 结构性权力。这个由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所提出的概念，跟现实主义学说的关系权力有所区别，它指了行为者塑造国际政治的能力。这个概念包括安全，生产，知识和金融的结构。在这里，后面三个结构是较为重要的。事实上，与会者展示了那些需要专门知识与技术的国内产品。这说明了傅柯的原则：知识就是力量，同时也涉及公共和私人资金的筹集。
2. 软实力。做为一个极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概念，它显示一个思想和文化的吸引力进程特征，企图摆脱传统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案例分析
通过这世界博览会，中国尽全力地展现其壮丽宏伟的气势。很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高达49米的中国馆，俯视整个展览场，中国当局禁止其它参与国的展览馆高度超越中国馆。由这样的炫丽排场，中国其实在对其它国家实行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暴力行为。到80年代为止中国一直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然后成为世界经济的工厂，中国现在已不再安于默默承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相反地，他今后打算在这些主要的国际行为者行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重新配置世界秩序的野心是建立在软实力的散播之上，即以中华文化征服全球的投射力量。这说明在这个博览会期间中国精心设计的壮观场面并非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提到武当和少林的武术表演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观众的目光， 特别是在电影卧虎藏龙在国际上大受欢迎之后。而茶道表演或木偶和皮影戏表演（后者特别迎合年轻观众的口味）同样地证明了这个具肯定与诱惑意味的逻辑。
中国官员不断强调其文化的特异性为了能加强海外侨民的凝聚力，或更广义地说是为了凝聚所有亚洲国家人民，因为中国希望成为这些国家的发言人。在这里要特别提及世博会的吉祥物“海宝”，这个构思从「人」这个字的概念出发，如同世博会徽的图案象征地呈现了「世」这个字。随着英语逐渐取代了某些语言成为必要的贸易和外交世界语言，中文反而被视为一种进行语言和文化抵抗甚至具进攻性的战略首选工具。按照国际展览会当局的规则，每一届世博会都应该有一个主题，中国当局选择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借着这次的机会中国欲让世界将其视为现代化动态过程中不可忽略的角色，特别是关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团结。在这方面，中国援助非洲国家参与世博所播的预算证明了它想当未来世界霸权的野心，这个决策当下正值第20届非洲世界经济论坛在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举行，其主旨是「重新思考非洲成长策略」。此外，在博览会场内安装世界最高的温度计（165米高）也显示中国对于世界环境问题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尤其在世界温室气体绝对值的排放纪录上中国是世界第一。最后，在面对关于侵犯知识产权来自国际的谴责，中国当局利用上海世博会时机来开展打击盗版和仿冒的宣传活动。
虽然许多观察家提出这次博览会的筹划成本创下了纪录，但是应当同时考虑到对投资的潜在回报。同样地这也促进了在开幕式与二十多名外国领导人的谈判协商，甚至也促成了重要商业个同的签署。同样的逻辑，像是萨科齐就与中国商谈了一项关于协助建造核燃料再处理工厂的协议。
尽管目前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于2010年4月25日已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今日它给全球留下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繁荣印象。通过举办这个以创新技术为导向并且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博览会，中国证明了在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之际其有能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参考資料
Kita Julien, La Chine, nouvel acteur du système multilatéral, Compte-rendu du séminaire : China : a New Player in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18 avril 2008, IFRI, Paris, 18 Juillet 2008.
Kurlantzick Joshua,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ite officiel du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s disponible à l’adresse Internet http://www.bie-paris.org/site/fr.html [5 mai 2010]
Site officiel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Shanghai 2010, disponible à l’adresse Internet http://fr.expo2010.cn/ [5 mai 2010]
Apr 21,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道问题, 南北对立
Clément Paul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20
1月21日发生的地震估计造成了约七十九亿美元的损失，约莫是海地国内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各国援助者在海地国际援助会议中已决定在中长期内捐助九十九亿美元帮忙重建。各方评论家首先强调资金动员调度的成功，其运作进度远比预期来得好，并且也抵消了普雷瓦尔 （Préval） 政府预估所需的资助金额。此外，许多分析也特别指出双边或多边出资者于其中的参与过程，相关参与者还包含非政府组织，散居各地的海地人，私人部门以及地方民间社团。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重建时如何完善地运用已经取得的工具和资源，以及应该如何协调参与度不尽相同的相关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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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近几十年来海地经历过不少的大规模天然灾害，主要是那些由水文和气象因素结合所造成的天灾。在这些近期的天然灾害中，珍娜飓风于2004年造成好几千人的死亡，特别是在葛拿伊夫 （Gonaïves） 这个离王子港港口北部150公里远的地区。这个区域在2008年8月和9月再度受到四个飓风的连续侵袭，造成了近八百人死亡。这些灾难使得超过八十万人的生活陷入愁云惨雾中，估计造成超过十亿美元的损失。
这个国家一直以来受到国际极大的关注，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脆弱国家，或甚至可说濒临垮台的国家，被当成是加勒比海地区的潜在不稳定因子。海地与其邻国多米尼克地紧张关系，海地移民问题 ——散居全球的海地人估计有近两百万人，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一直是各国担忧的议题。在这个背景下，长期以来社会经济情势的高度不稳定性和不对等而经常变动的国际援助使得一些出资者的援助发展计划遭遇失败。为了补救这种情况，这些双边和多边的行为者在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会举行会议来协调彼此的策略，像是此国家在1990年发生的军事政变和2004年前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Jean-Bertrand Aristide） 受到驱逐等的政治危机，或是有重大天然灾害发生之时。因此2009年4月14日在华盛顿召开了国际援助会议，时间点落在饱受飓风侵袭及饥荒肆虐的2008年过后不久的时间。
理论框架
1. 灾难外交。大规模的天灾人祸一直是国际团结一致动员的重要标的。因此各国政府与政府间组织争相投入此活动场域，期望透过更多的参与让自身在这些媒体大肆报导的灾难事件中增加国际能见度。
2. 援助的合理运用与分配。海地的重建激起了各方对于这些双边及多边出资者的运作策略的关注与讨论。这些专门处理关键政策议题的权力机构与工具资源具有复杂化的倾向，这些关键的议题则依照实际的技术性考虑来重新定位，例如各项计划的协调与运作效率。
案例分析
某些地方性或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对于美国的无所不在有所批评，不论是在海地当地 ——在当地有近两万名美军部署驻守，或是在外交的谈判方面。国际会议的召开地点以及柯林顿夫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皆是美国无所不在的最佳证明，即使实际上前总统柯林顿是以联合国海地特派员身份参与其中 ——在参与2004年南亚海啸的灾后重建之后，柯林顿于2009年5月起担任了这个特派员的职务。希拉里也因此担任了这些会议的共同召集人 ——伴随着总统勒内·普雷瓦尔 （René Garcia Préval） 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Ban Ki-moon）。这种美国的监护机制引起了许多的批评，像是纽约时报报导指出，一名欧盟外交官曾很讽刺地提及柯林顿夫妇像是在表演唱双簧。此外，海地政府也很担心被美国国务院排除在单方面执行的计划之外。
另外，国际会议的筹划也显露出欧盟外交的矛盾处。事实上欧盟对于海地重建付出了重大的贡献，大约将近十六亿美元，其中法国贡献了二亿四千三百万美元。这个数目明显多于美国十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捐款金额或加拿大的三亿九千万美元，但捐款金额多寡并未能反映到政治层面上的收获。在这方面，欧盟外交事务的最高代表凯瑟琳·艾希顿 （Cathrine Ashtoon） 因为未能在地震后像希拉里一样立即亲赴现场而受到很多批评。1月19日以来，欧盟议员及人道观察报告员蜜雪·史特福勒 （Michèle Striffler） 则被认为在面对美国铺天盖地的参与介入，她没有为欧盟在此事件中作出更多的反应。此外，艾希顿也因为在外交上缺乏经验而声势滑落，她还同时必须面对轮执主席国西班牙的竞争，西班牙在海地灾后重建中的表现相当活跃。她也必须协调各个成员国单方面发表的意见，像是法国在1月14日提出要筹备召开国际会议。特别在2010年1月底，这个分裂与不和的印象被加重，因为各国对于向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 stabilisation en Haïti） 派遣上百名士兵的意见有分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荷兰同意派兵前往海地，而德国与英国则反对参与此项行动。
这一次的欧盟运作障碍事实上可以解释为各国境内海地移民的多寡不尽相同，因此对于海地的关注程度也不同，像是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的海地移民人数众多自然对此事件有更多的关注。灾难国自身必须能对资源有完全的配置与掌控权，这个要求由历任海地政府的经验看来并没有成功过。然而这个逻辑颠覆了80年代以来由非政府组织集中援助资金的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要规避那些贪污和无能的国家行为者。如此一来，也同样能对那些顽强的政府施加压力，例如1991年美国裁定的禁运政策，在阿里斯蒂德总统被政变推翻后，这项禁运政策禁止所有物资援助输入海地。然后海地的相关行为者参与行动仍处处受到限制，各界也仍对此持保留态度。这次新成立的临时重建委员会将由海地总理贝勒理福 （Jean-Max Bellerive） 和联合国特派员柯林顿共同主持。姑且不论当地许多社团组织仍被排除在重建的运作过程之外。最终，一个聚集了全球各界捐助的国际资金将直接由世界银行来管理。这个协调的合作机制在未来将是灾难救助领域中良好的全球治理的一个关键。然而这样一来，这个高度理性化的运作模式也将抵消正在发展中的全球公众行为的异质性。而这些创举也可能在实际操作上遇到阻碍，更可能遭遇其它不同国际行为者的竞争。
参考資料
Buss Terry, Gardner Adam, Haiti in the Balance: Why Foreign Aid Has Faile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Mac Farquhar Neil, “Haiti Frets Over Aid and Control of Rebuild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0.
Maguire Robert, “Haiti: Towards and Beyond the Donors’ Conference”, USIP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eace Brief, USIP, (17), April 8, 2010.
Apr 20,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道问题
Philippe Ryfman
翻译 陈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19
规模高达7.0~7.3，2010年1月12日在海地发生的地震是近二十五年来最严重的其中一场灾难。这场地震在首都及邻近城市造成了至少23万人死亡，30万人受伤，以及120万人无家可归。另外，估计有75万人迁移至外省。在物质损害方面，则达到每年国内生产净额的百分之120。面对这样的一场浩劫当中，有许多的人道救援团队来到这个岛上。然而，这些救援受阻于太子港机场的堵塞、港口的阻滞、主要设施的毁坏、以及政府机关的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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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国际人道救援系统自90年代起，开始由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国家共同组成。
跟一般想法不同的，一场自然灾害总是会伴随着政治的因素。灾害会突显出一国政府面对与处理危机的能力，无论是由国家机器或是公民社会来进行灾害控管。2010年2月27日的智利大地震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区域层级上，可以注意到在海地地震中，多米尼加共和国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即使这两国传统关系并不密切。另外，也应该注意巴西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墨西哥在地理上如此靠近，却缺席了后续行动所代表的意义。最后，若是结合区域与国际观点，美国的强力介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不过，对于国际人道救援系统中的某些团体来说，这场灾害的背景以及过程使得他们面对一个重大的危机，并在未来存在着重组的可能。
理论框架
1. 跨国私人行为者—非政府间组织以及红十字会—或是公共行为者—联合国机构以及欧盟，长久以来在人道救援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2004年12月的海啸之后，除了以往常见的互动及伙伴关系以外，不同人道救援行为者之间更具协调及理性的合作关系开始成型。这样的方法使得救援行动更加广泛，并且避免重复行动造成的浪费，也让救援联络网更为良好。
2. 国际人道救援的全球治理开始在联合国的系统下形成，并由其负责整合操纵国际救援行动。
案例分析
自2005年以来，一个关键领域的重整开始被推动，包括了那些可操作或是跨领域的部分。接着，开始致力于财政部分的重新规划，建立了一个金融机制CERF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用以取代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资金募集系统。另外，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其人道事务联络办公室 (OCHA，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被赋予共同监督的责任。
但在海地，这样的协调机制遇到了严重的不足，这一点由联合国人道事务副秘书长赫尔姆斯 (John Holmes) 所承认。另外，国家的人道行为开始与其竞争，甚至取代之，尤其是美国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大部分都围绕着军事中轴展开。但是美国这样的政策似乎是令人担心的。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曾在90年代初期被检验，并立刻由于实际因素被扬弃；一连串的失败—从索马利亚到卢安达—暴露出其无效率的缺点。但也是因为这样的方式造成了对人道救援的基础和原则的质疑。而那些继续存在的—在阿富汗，尤其是2001年后出现的地方重建团队 (PRT，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 ，更确定了这个争议点。第二，这种军事化的人道救援行动，并不是那种在蛮荒之地进行全面救助的神圣骑士。在他们的行动之前，海地的或国际的非政府间组织，例如MSF、ACF和CARE都已经随着国际红十字会对人民进行援助。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 (MSF，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 在法国的唯一分会，在数天内便在当地建立起四座简便医院，并从一月起对上万人进行治疗。至于ACF，透过其净水计划 (WASH) 每天都帮助了十万人。最后，Solidarité、Oxfam、CARE、法国红十字会和其它联合国团体都在援助无家可归的人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国家针对国际层级的重建的讨论的速度—2010年3月31日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似乎代表着人道危机已经结束了。然而，这个问题其实仍旧持续着，因为灾后重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面的—大量的流浪人士、伤员、境内城乡间的流离、毁损的建筑物—也不是在短短几周内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数个月，甚至是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得解决。所以，短期的人道需求仍然是必须重视的，现在的关键点则在于预先规划这方面的预算，无论是金钱的或是人力的，以用来面对不时的危机。只去看豪大雨、热带气旋或是飓风的季节是很危险的。海地的重建的确要依赖非政府间组织在公民社会中的努力，但是相关机构和其它国际伙伴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场地震带给我们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从今以后应该要在国际间受到重视。在一个越来越都市化的星球上—2025年将有25个城市居民超过1000万人，其中10个超过2000万人—这样的自然灾害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口及物质损失，尤其是在贫穷国家中。因此，海地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贫穷人口越多，对于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就越弱。所以再各个救援行动之间的协调就显的益发重要。然而，若是人道救援的国际治理实际上是由国家来掌控，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联合国下的机构，其主导角色将会受到质疑。对于受害者的救援与协助，其最适当的范围，将会附属于政治考虑之下，并伴随着可能的忽视与大幅减少援助。
参考資料
Action Aid, The Evolving UN Cluster Approac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kistan Earthquake: An NGO Perspective, Londres, Action Aid Internationl, 2006.
Adinolfi Costanza, Bassinouni David, Lauritzsen Halvor, Williams Roy, Humanitarian Response Review, OCHA, New York, Geneva, 2005.
Chevallier Éric, « Politiques et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6.
FICR, Rapport sur les catastrophes dans le monde, Genève, HCR, 2009.
Makki Sami, Militarisation de l’humanitaire, privatisation du militaire, Paris, CIRPES, 2004.Coll. Cahiers.
Ryfman Philippe, Une Histoire de l’humanita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Coll. Repères.
Mar 18,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中国, 人权, 数位工业
Alexandre Bohas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18
谷歌公司于2010年1月宣布停止审查自己网站的内容，而在此之前，谷歌接受中国政府的这项要求。但是，双方对峙愈演愈烈，谷歌目前冒着可能得舍弃中国市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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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和电子通讯工业常被要求辅佐公权力以撷取网路上不法犯罪情事的资讯。然而，不同於其他竞争者，如雅虎等，谷歌公司始终对公布此类讯息抱持怀疑的态度。谷歌甚至曾经拒绝和美国司法部合作，共同处理网路色情问题。但2006年，谷歌的领导人做出令众多专家学者讶异的决定，因为谷歌居然接受当时北京所设下的诸多限制。然而，谷歌近日却决定不再屈服於这项要求。
首先必须了解到中国的网际网路以每年40%的幅度成长，目前约有3亿4千万名使用者，并正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为了应付这个惊人的发展，如同叙利亚丶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政府所施行的控管措施，中国共产党政府亦立下司法及警察程序予以管制。超过3万名人员依据60项法令规章，监控网路使用；自1998年以来，「金盾工程」封锁所谓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网站。哈佛大学的学者清点出18 931个因政治因素而无法开启的网站。此外，中国官方持续在此一领域暗地施行保护主义措施。实际上，相较其他外国投资业者，谷歌的资讯系统经常遭受网路骇客攻击，甚至必须面对众多不实指控，譬如其搜寻引擎鼓励色情内容传播。
理论框架
1. 美国软实力独霸全球的争论。透过大规模审查网路入口和网页内容，中国政府试图过滤国际企业欲传达的生活模式和社会的集体表象。这些资讯和知识所能产生的权力，奈伊 (Joseph Nye)似乎低估了其影响范围而把之归纳为「软实力」。软实力可以影响外国社会，但实际上，它仍局限在美国「结构性权利」的范畴。这个文化层面的解释有助於理解当前谷歌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而与传统理论对立；吉尔平 (Robert Gilpin)丶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 等，仅分析经济丶军事范畴的问题。
2. 国际政经情势的多元化发展。谷歌和中国政府这次的事件不能简化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应该分析国际事务错综复杂的各项环节：a) 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由斯特兰琪 (Susan Strange) 提出的观点；b) 由经济丶文化和政治层面探讨国际事务的多元化发展，如瑟尼 (Philip Cerny) 提出的观点。第二个观点试图解释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空间遍布愈来愈多元的行为者，它们的言论分歧，甚至对立。我们可藉此了解为何获利和商业目标亦能促使谷歌推动民意以提出理想的政治典型。
案例分析
中国政府认为网路是一种具危险性的媒体，因为它以网状模式运行全球，却没有主管机关负责。网路上所成立的政治论坛使得网路亦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因不受控制而对在位者有潜藏的危险性。相对来说，作为一种沟通的工具，网路同时也是共产党搜查反对人士情报的利器。但是，身兼搜寻引擎和线上服务供应业者，谷歌商业上的成功来自於使用者对它的信赖及其搜寻各类资讯的能力。此外，谷歌的运作模式启发自英语系国家的文化传统，尊重个人自由，每个人都能随性地和另一人沟通丶反应和交流。但对领导人来说，一但中国民众熟悉这项工具可能导致颠覆性的行为举动，鼓吹言论自由，进而威胁政权。还有其他诸多例子，但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权政体无法妥协。
此外，由公家机关领导的限制措施突显出中国正强力挑战美国统治的国际体系。事实上，套句吉尔平用在分析霸权关系与国际冲突的词汇，中国表现出崛起挑战者(rising challenger)的态势。由於经济前景看好，中国成功地提出一个原创的资本主义典型。美国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法则的社会，尊崇财产私有及个人权利，而另一方面，中国则提出阶级社会主义，且国家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当然，中国已能适应全球化资本主义需求，但它仍坚持拒绝采纳西方的社会丶政治模式。
中国政府和谷歌近来发生的争议亦有其经济背景与考量，谷歌远远落後中国对手「百度」。美国谷歌公司一年在中国6亿美金的营收，仅占31%的市场总值，至於中国对手百度则有63%，且其营收以每年39%的幅度成长。谷歌公司的在中国的劣势可见一斑。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谷歌做出不再审查网站内容的决定，不但赋予公司本身十足的正当性和广大的媒体效应，谷歌并以捍卫网路使用者的自主权益为名辩护。除了这个具象徵性的诉求外，也能替谷歌提升竞争优势，因为被查禁的资讯只能在谷歌网站上看到，预料将可提升其搜寻引擎的使用率。这项争议显示非国家行为者如何能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结构下保障资讯权和公共自由。
无论整起冲突之後的发展为何，两方紧张局势已部分否定民主演化理论学者的假设─中国经济开放为其迈向民主化政权的第一步。与此相反，中国宣扬另一种不同於西方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也使其成为美国霸权的有力的挑战者。
参考資料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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